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节选二）

　本书发表于70年代，为几个日本左派留学生所写。本书在70年代曾在中国畅销一时，是批判赫鲁晓夫的著作之一，书中全面否认自从赫鲁晓夫执政开始后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

一看电影就明白社会真相

        佐久间：有游客自日本来时，我总是劝他们不要去看照例安排游客看的地方，而想办法去看一场电影，就是言语不懂也不要紧，看看俄国人平时看些什么电影，也就能够有助于了解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至少我感到今天苏联上映的影片，大部分是描写间谍、强盗、庸庸碌碌的小职员或颓废悲观的人之类。法国的阿飞、黑社会打斗片在苏联上映得最多，美国的武打喜剧片，南斯拉夫和西德合拍的美式西部片等，都在苏联大大流行。观众看了这些影片，被资本主义思想腐蚀是必然的。我们在苏联五年多，还没有看到过一部优秀的革命影片，充其量只是很早以前拍摄的早年的影片。所以说，从放映的影片，就可以了解到现实情况。如果按照原定的游览日程，是不能了解这些情况的，只有深入社会观察，才能一目了然。

野营中的荒唐事

　　佐久间：还有很多料想不到的事，剥开表皮就露出了真相。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有四十多年，从形式上看。它的成就至今仍然存在。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赤旗报》，原封不动地大力宣传这些东西。例如，某工厂的共青团组织，夏季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就用工厂的汽车载运大批帐篷，到森林去野营。把这种照片刊登出来加以宣传。日本的青年工人看到以后，感到每星期都能到野外去野营实在是太棒了，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哇。可是，到那个工厂去实习过的日本留学生，被邀请参加野外野营回来之后，却气得满脸通红。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所谓野外野营生活就是唱那些无聊的歌，跳那些下流的舞。如果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到了深夜，这些男女就一对对步入丛林深处，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人在帐幕中，那些人直胡闹到天亮才河来。第二天整个白天就在帐幕中蒙头大睡，到了晚上，整理整理帐篷再回工厂，这就是共青团主办的、每周让团员过着的有组织的生活。”如果说，你只听了前一半话，那当然你就要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哇！”(笑声)可是你听了后一半话，那你就会问，“这到底是哪个国家呀？”(笑声)像这类剥开表皮就露出真相的事情，要说起来真是多得很。

剥开皮来看

　　新谷：最近一个时期，日本到苏联的游客特别多起来了。这样一来，凡是日本游客常住的旅馆、常到的港口、车站和风景胜地，总是围聚着大批想买日本商品的人。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络绎不绝地向日本游客纠缠，要买这个要买那个。还有不少小孩子则伸着手围着日本游客说：“给我一片口香糖！”“给我一支钢笔！”看到这种情形，使人想到苏联青年已把对于社会主义的热情和自豪，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最近日本大企业陆续在苏联设立分公司和商行，并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举行了多次日本商品展览会。日本是个善于宣传的国家，商行对每一位入场者都赠送一个印有日本商品广告的塑料袋，不料许多入场者竟为了一个薄薄的塑料袋互相争夺起来。一些在苏联的日本商人也叹息说．“太浅薄了，太不要脸了！”
　　在旅店或其他场合，一给小费，服务态度马上转变，没给小费时那副冷冰冰的态度顿时换成了热情接待的态度。总之，从上层领导集团起，整个苏联社会是越来越走向腐败、堕落和变质了。

正经人被认为是笨蛋，贪污腐蚀着整个社会

　　新谷：由于苏联社会的不断腐败、堕落和变质，正经人就会被人讥笑为笨蛋，甚至被认为是疯子。于是，正经人也觉得，自己不干得妙一点就弄不到好处。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从最下层的工人到上级，层层都各干各的坏事，越是爬到上层，坏事干得越多。最为普遍的就是贪污渎职。这样发展下去，苏联的经济机构、社会机构就会无不被腐蚀而霉烂。这一类例子，实在不胜枚举。
　　贪污发展到不止个别的人，而是集体地、有组织地进行，有不少企业从门房到最高的领导层，人人贪污。
　　例如我从苏联回国时，有些行李需要处理，一部分行李交由国际邮政局托运。我把行李拿到国际邮政局，一个司磅的人故意少算我的行李重量。他告诉我可以省二十个卢布，我便给他十个卢布作为报酬。这种事情在社会上已司空见惯，人们毫不为怪。这还是属于最起码的找“外快”，越往上层领导，贪污的规模也就越大。
　　这样的腐败，堕落，在今天的苏联整个社会中，是普遍地存在着的．这样下去，列宁所创造的，斯大林所抚育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就将被这些人完全盗空了。

官僚主义压制创造性

　　新谷：在苏联，每年最大的节日是五一劳动节和十一月七日的十月革命节．在各国人民友谊大学的日本学生虽然不过八十人，但总是举行一些富于创造性的庆祝活动。如针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提出不同的标语口号，使每年举行的庆祝活动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创造性的建议或行动，在苏联是绝对行不通的。日本学生提出一些创造性的庆祝口号，每次都要遭到苏联当局的刁难。标语口号一字一句全部要事前检查。最省事的办法，当然是按照苏联当局所交代的去做，比如拿着官方制好的标语口号参加游行。
　　足立：反正就是一个“和平”，一个“友好”，超出这一范围就不行了。
　　新谷：对，如果只是这些，就不会有问题，但要是发挥一些创造性，就必须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
　　原田：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九六七年是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特大纪念的日子，过去，日本学生在苏联参加节日游行，只许打日本学生会的那面红旗。可是，这次五十周年的游行，苏联官员竟告诉我们连那面红旗也不准打，要去就得把旗子卸下来。我们说：“既然你们不准带红旗，那我们就只好带旗杆去了。”
　　我们真的带着旗杆去了，可是苏联官员一见到我们，又说旗杆也不准带。我们说：“你们现在又说不能带旗杆，可教我们怎么办呢？”他说：“那你们就回去吧！”我们说：“我们已经来了，你们又叫我们回去。不管怎样，不管你现在怎么说，我们不用旗杆，就用双手高举红旗行进好了。”我们一边说，一边走进“红场”，结果我们只用手撑着日本学生会的那面红旗参加了游行。
　　在此之前，我们总是制作了许多创造性的标语口号，带去游行，而这次却全部被禁止使用了。日本学生商定披着标语带去游行，连这个也遭到禁止。
　　佐久间：苏联官员说：“因为今年是五十周年，多余的东西统统不许搞！”(笑声)这就是他们的理由。他们又说：“五十周年是大庆日子，全国都在庆祝，你们那些肮脏的标语口号，千万不可拿到游行队伍里去。”(笑声)这一年的庆祝，全部由当局规定，连颜色也讲究统一。因为今年的颜色是什么，是表示今年的政治基调的，随便搞一种颜色是不行的。而实际上，在五十周年以前就已经不让搞了。
　　但是我们的标语牌是照日本的方式，分别由每个人自己写了以后带去的，而莫斯科的区委会却硬说“些是肮脏的东西，不准拿着游行”。我们说：“那我们就搞一些不肮脏的吧。”就要求学校当局提供材料，制作了一些讲究的标语牌。有的标语牌正反两面都用俄文和日文写着“打倒佐藤内阁！”我们举着标语前赴大会时，途中一位苏联官员飞跑过来说：“拿着这幅标语，不许参加游行！”似乎是在说：我们和佐藤政府是建立了牢牢实实的外交关系的！(笑声)
　　十月革命纪念节日，居然禁止提日本人民打倒本国反动政府的口号，当场就有许多同学不服。我们据理力争说：“我们不能舍弃这幅标语！”那苏联官员说，“不舍弃就不准游行。”最后，苏联方面叫来了几名大汉，把拿着标语牌的几位同学连同标语牌一起带走，到人们看不见的街角，强行将标语牌砸毁。
　　在莫斯科，今天已经不能喊着“打倒佐藤内阁！”的口号进行示威了。
　　原田：因为苏联领导人要讨好日本垄断资本，已向佐藤首相发出邀请他访问苏联的请帖。所以，不能刺激佐藤政府就成了借口了。现在，苏联政府和日本反动政府大讲和平友好，仅仅这一点，已足以显示苏联领导人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了。

不能唱革命歌曲的“五一”节前夕

　　新谷：“五一”和十月革命节前夕，总是要举行预祝集会的。各国的学生都准备有自己的节目，在会上表演。日本学生一般是表演三支歌；一支是用日语唱的日本革命歌曲，一支是用俄语唱的革命历史歌曲，还有一支是反映日本人民斗争的歌曲或民谣。总之，无论是用俄语唱的革命歌曲，还是用日语唱的日本革命歌曲，在节日前夕唱革命歌曲，日本学生成了唯一的例外，因为在这种场合已经不唱这种歌曲了。
　　佐久间：他们觉得唱革命歌曲是不光彩的事情。在学校里举行节日前夕祝贺时，乐声喧天，吵闹不绝，全是些爵士乐、扭摆舞音乐。有时想唱一唱《国际歌》，可是混杂在这种乌七八槽的气氛中，是多么地不伦不类啊！
　　新谷：当我们要唱那两支革命歌曲时，苏联当局总是找出时间不多了，唱一支民谣就够了等等借口，不让我们唱革命歌曲。
　　“五一”这一天，同学们清早五六点钟就得起床准备参加游行。学校当局为了催同学们起床，一大清早起就播放爵士乐。爵士乐竟成了起床号，真是不可思议。
　　原田：工厂工人的游行队伍中的吹奏乐队演奏的也是这一类曲调。一面滴哩哩滴哩哩地奏着“爱情的假期”之类的曲调，一面游行。我还想起一九六六年各国人民友谊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当时是在克里姆林宫里面的大会堂举行的。日本学生组织了合唱团准备演出。合唱人员早在考试期间，不管功课怎样忙碌，也都尽量抽出时间练习。照例是准备唱三种歌曲，其中一支是俄语革命历史歌曲《红旗颂》。但是在上场演出之前，苏联当局硬是不许我们唱这支革命歌曲。我们问他们理由，他们说这一天的毕业典礼和文娱节目实况，要通过电视向苏联和欧洲广播，唱革命歌曲很不适合。我们听了很是气愤，结果只唱了日本歌曲。
　　新谷：正是因为苏联当局的诸多干涉，许多有革命意义的、有创造性的新事物，一概遭到扼杀。任何集会或活动，人们只要是不按照官方交下来的或官方批准的做法去做，而按照群众自己的创造，特别是牵涉到革命的事物，就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作为外国人，一旦被苏联当局怀疑或不欢迎，还不致于立刻威胁到生活，但是，如果是一个苏联人被目为异己的话，那就要大祸临头，就会被迫害得走投无路。所以，人们的那种逃避政治和对政治的漠不关心，那种失掉了热情和自豪感的情况，恐怕就要从这样一些方面反映到制度上来。
　　佐久间：对于我们现在谈的这些苏联见闻，有人说，“你们因为在苏联处境不好，你们恨之入骨，所以说话时感情用事，只拣人家坏的讲。”照宫本显治之流的说法，在国外住久了，由于对那个国家的现状过分反感，就会忘掉“两条路线”的斗争。其实，在莫斯科的日本人，包括社会党的人，甚至是“日本之声”（指投靠苏修的日共修正主义者志贺义雄一派一一译者)的人，每天饮茶、吃饭时，都在谈论苏联这些腐化、堕落的现象。其他外国学生，每天也都以这些为话题。我们说的这些，只不过是把每日的见闻照原样如实地说出来罢了。绝对没有夸大。
　　足立：有时说话太老实，人家反而不相信哩。(笑声)

党和人民的关系

　　新谷：在苏联，目前是苏联共产党一党专政，这是苏联宪法上规定的。这个制度自从革命以来，已实施了五十年．关于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关系，先不必从理论上去谈，不妨从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来谈。即究竟苏联的人民大众对党的看法怎样？苏联共产党员是怎样对待人民大众的？党和人民的关系怎样？我们来谈谈这些问题。
　　在苏联的大学里，功课稍微好一点的学生，在毕业以前几乎都入了党。
　　足立：总之，所谓“优等生”都能入党。

入党是稳定社会地位的保证

　　新谷：日本过去有高等文官考试、外交官考试，许多人多年苦读，一朝考取之后，就取得了学而优则仕的资格。今天的苏联，则以入党为取得社会地位的保证。
　　当然，今天在苏联入党比日本的文官考试要容易得多了。不入党就不能够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功课优良的学生，不管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如何，都发展入党。这已经成为一种形成社会的统治阶层的制度。一个人在大学毕业，也就同时成为党员。入党，对苏联人来说，是一个人一生取得高职优薪、生活富裕和更高地位的不可少的一项保证条件。一个人某种技术高，就能入党，学生只要在学校分数高，就能入党。在苏联，党员意味着优秀人物，高人一等。

只要人民服从的党的领导

　　新谷：现在可以看看苏联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在苏联党看来，所谓人民，就是接受党的领导的工具，而这种领导是单方面的，就是党发号施令，人民只能服从，这已经成了公式。人民决不准批评党的不是。如果人民批评了党，马上就会遭到迫害。苏联的党决不是毛泽东思想所指出的“人民一一党一一人民”这个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原则，而只是“党一一人民”这个公式。人民必须承认党的绝对权威，并只能服从它。这种关系在东欧国家还不太多见。我们感到，长期以来，这种关系在苏联已经牢牢地培植起来了。在任何国家里，闹革命并夺取了政权的党，都是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去办它的事的。在这种场合，这个党哪怕稍有片刻丢掉“党是革命的工具，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个观点，忘记“人民一一党一一人民”这个公式，而仅仅保留了特权阶层指挥广大落后的群众，优秀人物指挥不太优秀的人物的形式，到头来就会变成法西斯主义。
　　苏联现在实施各式各样的经济制度改革，使有能力的人的薪水越来越高，采取越来越扩大工资差距的政策。骑在人民头上的党员以及领导阶层的所作所为，无不为了保持自己阶层的利益，而提出一个接一个的政策。

忘掉了“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的观点

　　原田：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群众路线的观点，对苏联共产党来说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它所要维护的，就是现在这套专制主义的统治体系。层层领导人只图一己的私利私欲，他们的腐化堕落是必然的，这也就必然地引起苏联社会的全面变质。
　　足立：宫本修正主义一帮家伙中有人说什么，只要不断地发展党员，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都发展入党，革命就成功了。而现在，在苏联岂止是百分之九十九，甚至可以把百分之百的人都拉进党内。即使不是百分之百，而是把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人发展入党，那也决不会实现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