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读 多写 多想 多问——毛泽东的“四多”学习法

　　所谓联系实际学习，就是把所学的内容与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实际，与自己的工作实际、思想实际、理想信念实际、情感实际等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学习时自己头脑里所想、所思、所动等都写下来，记下来，表达出来，仿佛是读者在与书的作者或书上的人物包括历史人物、现代人物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讨论。

　　毛泽东的一生既是勤于学习的一生，也是善于学习的一生。毛泽东的学习方法，有的来自老师的教诲，更多源于自己的学习实践。其中，“多读、多写、多想、多问”的“四多”学习法，贯穿于毛泽东的一生。

　　多读

　　袁仲谦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国文老师，毛泽东对他非常敬重。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毛泽东开启了多读模式。马列经典、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通俗小说，无所不读，由此形成了他渊博的知识体系和锐利的思想系统。毛泽东的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典故，仅《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就引用成语、典故342条。

　　可以说，广阔的阅读范围和庞杂的阅读种类拓展了毛泽东的视野、丰富了他的辞藻，为他的文章“高大上”夯实了基础。据统计，毛泽东生前的个人藏书有近10万册，基本形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能基本满足他学习需求的藏书室。毛泽东与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他当年在中南海的旧居——“菊香书屋”简直就是书的世界。除了书架上摆满的各种书籍之外，办公桌上、饭桌上、茶几上、床上，到处都是书。

　　其实，这个多读，除了数量、种类的要求之外，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要经常读、反复读，这样才能琢磨领会其中深意。对喜欢读的书，毛泽东常常是一遍又一遍地研读，一次又一次地加深理解。

　　例如，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书，毛泽东先后读了十七八遍。在读《饮冰室文集》、韩愈的古文及唐宋诗词的时候，常常要求自己要达到背诵的程度，并且要精深了解，透彻领悟。每读一遍书，他习惯在封页上画上一个圈。从中南海故居保留下来的书籍中，可以看到许多书的封页上画有四五个圈，这说明毛泽东读了至少四五遍。有些书，页面上留有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画批注，这是毛泽东不同时期反复阅读留下的手迹。一些重要的马列著作、哲学和党史类著作，他更是反复研读。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社会学大纲》，他都读了10遍以上。对于《红楼梦》，毛泽东至少读过10种不同版本。他还跟人说，《红楼梦》要读过5遍以后才能有发言权。

　　多写

　　徐特立主张“不动笔墨不看书”，这一点对毛泽东的影响也非常大。毛泽东认为边读边写是加强记忆的最好方法。他一生躬身实践，坚持不辍，只要读书就做笔记、写评论，养成了手中无笔不读书的习惯。

　　毛泽东的学习笔记形式灵活多样，除了各种记录本外，还有选抄本、摘录本，以备做重点记忆。凡是毛泽东读过的书中，到处可以看到他作的批注和标记，直线、曲线、双直线、直线加曲线、圈点、三角号、叉号等各种标记，各有各的代表和含义。批注则有短有长，短的一个字，长的达2000余字。毛泽东的这些批注，有的是对内容的提要，有的是对人物或思想的评论，有的是联想相关事情的发挥，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学习时的独立思考。

　　1917年下半年，毛泽东的另一位老师杨昌济给学生们讲授《伦理学》课程，教材是德国哲学家包尔生著、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约10万字。毛泽东除了认真听讲外，还仔细阅读了这本书。他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在书中留下了大量的圈点，还在书上写下了一万五千多字的批语，有的是对原著进行引申与批判，有的则是抒发自己的伦理、哲学、历史观点。

　　延安时期，毛泽东看得最多的是哲学，批注最多的哲学著作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思想方法论》、河上肇著李达等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打开毛泽东读过的这九套书籍，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书上划的各种笔迹和成段的批注，大部分批注文字都是毛笔书写的，字写得很小，书写得很流畅，大多是行书字体，其中最长的一段批注写了1200多字。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我军的许多重要的工作方法、作战策略、政策方针，在毛泽东的读书批注中都可以找到影子。

　　多想

　　年轻时的毛泽东就常对同学讲：“我们读书、看报、上课、听演讲，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教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必须反复思考，真是对的才能接受，如果是错的就要抛弃。我们不应一味盲目迷信古人，崇拜洋人。”

　　密切联系实际读经典，这是毛泽东最基本的学习方法。所谓联系实际学习，就是把所学的内容与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实际，与自己的工作实际、思想实际、理想信念实际、情感实际等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学习时自己头脑里所想、所思、所动等都写下来，记下来，表达出来，仿佛是读者在与书的作者或书上的人物包括历史人物、现代人物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讨论。对作者的话、书上人物的话及其政治主张和思想、认识、观点等全部文字，都入心用脑，用心思考，有感即发，有想就批，有话即写。

　　毛泽东很喜欢看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在讲话和文章里时常引用这些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并且常常用独到的见解介绍给别人。他曾经借用孟子的话“心之官则思”，来启发大家要善于运用思想器官进行思索，养成分析的习惯，学会分析的方法。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面前摆着许多问题要去研究处理，毛泽东给大家出过一批题目，内政、外交各方面的都有，劝大家要多读书学习，头脑里经常装着一些问题，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出答案。在毛泽东带领下，全党同志“开动机器”，深思熟虑，在实践中使许多问题相继得到了正确的处理。

　　多问

　　毛泽东在学习过程中特别喜欢向老师请教，同老师进行讨论。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历史老师，后来成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的黎锦熙在日记中写道，仅1915年4月至8月，毛泽东就拜访他近20次，同他讨论的问题涉及“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和“改造社会事”等。毛泽东也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

　　毛泽东不仅在学校尊师好问，而且积极向社会上的各方精英寻师求教。在韶山老家时，维新人士李漱清是个激进派，主张去除神佛，兴办学校，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当时遭到许多人的非议，毛泽东却拜他为师，经常在一天的劳动结束后到李漱清家请教种种问题，汇报学习心得。

　　毛泽东有一首著名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其中有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柳”指的是毛泽东的好友、革命烈士柳直荀。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是一位留日学生，他是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还是一位武术高手。毛泽东步行100多里，登门求教。后来，他将求教的结果结合自己的体会写了一篇《体育之研究》，1917年4月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这篇文章被誉为“我国最早以近代科学的观点系统论述体育的专论，开一代之风气”。

　　毛泽东除了向老师和社会人士多方求教外，还非常注重与同学朋友讨论问题，增进学问。在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成立了课外哲学学习小组。毛泽东还组织了学友会，同萧子升、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罗学瓒等学友经常聚会，讨论求学为人的道理，探讨个人与社会改革的诸多问题。他还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邀请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做朋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毛泽东身边聚集了志同道合者20余人，他们围绕“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这一问题讨论了100多次，得出的结论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1918年4月，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

　　1938年，毛泽东已是党内公认的领袖，并且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当时年仅30岁的艾思奇曾写了一本《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读过此书后，专门写信给艾思奇，感到“得益很多”，但“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因此决定亲自登门访问讨教。他在信末写道：“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写得十分谦虚、诚恳，一代伟人风范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