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共产党人执著找党记

　　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在生死考验面前威武不屈、英勇无畏;无论遭受什么挫折和磨难，从未动摇过当初入党时的庄严宣誓。如此壮举，就是因为他们对理想信念矢志不移，坚守立场，一心向党，自觉与党同心同德。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铸造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成就了伟大的功业，展现了光辉的人格。本文撷取的正是最能凸显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典型事例———长征时期数位共产党人在遭遇极端恶劣处境与党失联后，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千里执著找党。

　　漆鲁鱼远涉千里遭磨难乞讨找党

　　在战火纷飞、险象环生的长征时期，共产党人漆鲁鱼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立志一定要找到党组织。他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艰辛跋涉千里，坎坷连连，历经3年，辗转广东兴宁、汕头和上海等地，饱尝艰难困苦和曲折险阻，终于找到了党，表现了他屡遭磨难志不移的坚强决心和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在党史上留下了一段千里找党的感人佳话。

　　漆鲁鱼(1902-1974)，重庆市江津李市镇人，是漆南薰烈士(曾任《新蜀报》主笔，牺牲于1927年“三·三一”惨案中)的侄子。他早年留学日本学医，1929年在江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34年赴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卫生部保健局局长。

　　1934年10月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前夕，因陈毅身负重伤，中央决定他就地留下治疗，并决定将漆鲁鱼一道留下护理陈毅，且兼任江西省军区卫生部长。

　　红军长征后，在敌数次“围剿”中，漆鲁鱼与部队失去联系。之后不久又在赣南寻邬县落入敌手。在法庭上，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急中生智，不慌不忙地辩称自己是“曾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敌人将信将疑，便心生一计进行验证———带来病员叫他诊断。他熟练地给病人诊断一番并用英文娴熟开出处方。敌人见他是留日归国的医生，经审讯也找不出什么破绽，数月后便释放了他。

　　1935年5月，获释的漆鲁鱼急切盼望能与党组织尽快接上关系。可党中央和红军已经长征，原来的关系早已断绝，苏区已被敌人占领，要找到党组织极为困难。他深思熟虑后决定到广东省兴宁县去找曾共过事的老蔡同志从而找到党。

　　可是，沿途全是国民党军队布下的岗哨和密探，漆鲁鱼人生地不熟，又身无分文，真是寸步难行。面对如此千难万险他依旧暗下决心：就是沿路讨饭，也要找到党组织!

　　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漆鲁鱼从江西省的瑞金出发，从这年的盛夏走到初冬，一路风餐露宿、乞讨度日，徒步行程800余里，最终到了广东省兴宁县城。期间，每天讨来的残羹剩饭难以果腹，身穿的单衣也褴褛不堪难以御寒。对于这些苦难他都可以毫不在意，因为他的心中始终不渝地期盼着能早日找到党。但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跋涉千里也没能在兴宁找到老蔡!

　　漆鲁鱼到处寻找党的同志，却始终杳无音讯。但他要找到党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于是，他又继续从兴宁一路行乞辗转赶到400多里外的汕头那个曾经工作过的秘密交通站寻找。然而，到了汕头才发现，原先老蔡开设的药房早已人去楼空。

　　思来想去，漆鲁鱼感慨万千地决定：“只有回上海找党了。”然而赤手空拳，路途遥遥，再徒步前行何日可至?最后，他设法找到一家慈善机构，说服负责人为他买了一张到上海的船票，以难民身份踏上去上海继续找党的征程，他在底舱熬了几天，终于来到上海。

　　此时，白色恐怖正笼罩着上海。过去相处的革命同志都已撤离，可靠的亲友也不知去向。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漆鲁鱼连一个认识的朋友都没能找到。

　　极度困苦中走投无路的漆鲁鱼想到了鲁迅但又不知到何处去找。只好在繁华的上海闸北区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一带，继续以乞讨来维护最低的生计，度日如年，仅盼有朝一日能与鲁迅相遇。然而，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环境复杂、行人又多，他转了一天又一天，望了一月又一月……两月过去了仍未能如愿。长时间的乞讨生活使他身患痢疾等疾病，以致两眼深陷、枯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

　　直到11月，正当漆鲁鱼陷入难以维持的困境时，有一天在上海北四川路遇到老同学、复旦大学教授何鸣九，他才有了转机。何思想倾向进步，将漆接到家中让他休养，还帮他打听消息。从此他结束了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行乞生活。在何帮助下，漆与堂兄漆相衡取得了联系，但此时堂兄已脱党，何鸣九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样一段时间后仍没党组织的线索。漆得知情况后非常失望。

　　在上海，漆鲁鱼经多方打听，预感到一时在此不可能找到党组织，便结束半年多的乞讨生涯，于1935年年底返回老家四川江津，寻找当年入党时的关系人。殊不知，当时不仅是江津甚至整个重庆都没有党组织的存在。

　　在家待着的时间里，漆鲁鱼深觉离开了党组织，就像孩子离开了母亲，心中时刻思念着她。一天找不到党就一天都不安心。1936年2月，永不放弃的他再次告别家乡父老来到重庆，继续积极找党。而且他坚定地想：即使一时找不到党，也要主动坚持战斗。而此时他所面临的重庆形势又是怎样的呢?土地革命时期，敌我力量悬殊及党的“左”倾错误致使重庆革命力量遭受惨重损失，到1935年夏重庆已无党的组织。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漆鲁鱼的到来才有所改观。漆鲁鱼到重庆后，暂时借住在叔父漆南薰的遗孀家里。他秉持坚决要找到党的信念，先自觉开展起进步活动。他敏锐地注意到《商务日报》的进步倾向，便试着写了一篇国际评论，以“鲁鱼”的笔名投向《商务日报》。牛刀小试，漆鲁鱼很快就崭露头角。不久，漆鲁鱼成为《商务日报》撰稿人，并结识了《商务周报副刊》主编温嗣翔，此后又通过温嗣翔认识了聚集于副刊周围的甘道生、侯野君、刘传等知识青年。

　　这些进步青年很快将漆鲁鱼视为他们的同路人和引领者。漆鲁鱼从甘道生、温嗣翔口中，了解到重庆已经没有党组织。他感到由自己去找到党的希望太渺茫，便决定以积极开展进步活动来引起党组织的注意。其时，重庆建党时期的重要人物、曾是青年团重庆地委第一任书记的周钦岳也结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重回《新蜀报》，出任该报总经理。漆鲁鱼得知消息后，即托叔母介绍与周钦岳认识，进入《新蜀报》，得到周钦岳的支持，被聘为主笔。随即他经常在报上发表抗日救亡的文章，进行爱国等思想宣传，鼓舞大家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时值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消息传到重庆，漆鲁鱼与一批在投稿中结识的进步青年研究了一二·九运动后重庆的救亡运动情况，决定以刊物为阵地团结和聚集一批失去关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组织一个秘密救亡团体。

　　1936年6月，鉴于当时重庆公开的抗日救国活动难以开展的现实，漆鲁鱼仿效上海沈钧儒、邹韬奋等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组建了“重庆各界救国会”。该救国会以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动，逐步成为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它下属有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还联系和团结了一些公开团体。漆鲁鱼等领导救国会利用《商务日报》《新蜀报》《齐报》《人力周刊》《春云》等报刊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社会各界募捐援助绥远抗战，举行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的宣传活动等。

　　期间，漆鲁鱼根据自己对党的抗战政策的理解，积极组织重庆的抗日救亡活动。与此同时，他找党的初衷一刻也没有释怀过。所幸的是，在漆鲁鱼的领导下，重庆救国会影响日益扩大，它的积极行动引起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的注意。张曙时1935年初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往四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是当时四川仅存的几个重要党员之一。

　　1936年暑期，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成员、重庆三里职校的刘传福回成都探亲时，偶遇张曙时并向他介绍了重庆抗日救亡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的情况。张曙时从刘传福处得知重庆的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估计是有“人”在从中领导。张要刘回重庆后对漆鲁鱼进行考察。刘一一照办，随后再赴成都向张详细汇报。9月下旬，张从成都秘密来到重庆，对漆鲁鱼领导救国会的活动表示赞赏，指示刘加入重庆各界救国会并与漆鲁鱼更多合作。

　　与党失散许久的漆鲁鱼，终于看到了重回组织的希望。他将重庆救国会自觉纳入党组织的领导之下。由于有张曙时在政治上的正确指导，漆鲁鱼领导重庆救国会不仅擎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广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而且聚集和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骨干，为中共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作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他寻党行动已不再是个人行为，已同整个重庆地区党组织的恢复重建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共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决定大力恢复和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央非常关注重庆和川东地区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工作。1937年10月，张曙时派刘传福等人来到重庆，协助刚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审查漆鲁鱼等人后批准恢复了其党籍。

　　至此，在奋斗了800多个日日夜夜后，漆鲁鱼终于重新回到了党组织温暖的怀抱!

　　而漆鲁鱼所领导的重庆救国会，为抗战初期重庆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奠定了基础。张曙时不仅恢复了漆鲁鱼等人的党籍，还成立了以漆鲁鱼为组长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

　　1937年12月，经刚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的批准，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漆鲁鱼被任命为书记。它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市级党组织。重庆市工委在救国会骨干中大力发展党员，并直接领导和推动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漆鲁鱼担任重庆市工委书记后，在进一步领导群众开展抗日运动的同时，大力发展党员。考虑到这一时期重庆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1938年11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工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撤销中共四川省工委，分别在成都和重庆设立中国共产党川康特别区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川东特别区委员会。中共川东特委随即成立，漆鲁鱼出任宣传部长。到1939年10月，中共川东特委所属党员约3600人，此时是川东地区党组织空前壮大的时期。此后，漆鲁鱼一直坚持战斗，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漆鲁鱼先后担任西南出版局副局长、西南文教委员会秘书长、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主任、卫生部部长助理、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李聚奎等扮乞丐历艰险千里寻党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李聚奎将军历尽艰辛，屡经坎坷，几番生死，但他总是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化险为夷，为党奉献一切并奋斗终生。部下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句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口头禅：“共产党员，除了追求信仰之外，应该别无所求。”这正是他一生革命生涯与高风亮节的生动写照。这句话，李聚奎用毕生的实践去履行。尤其最能印证之的是：西路军失败后他千里迢迢行乞找党，历时近两个月，多次遇险，是“生死昼夜事也”。

　　李聚奎(1904-1995)，湖南省安化县(今涟源市)人。1926年9月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工兵营(后编入湖南独立第五师)。1928年7月，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李聚奎在彭德怀等影响下，毅然参加了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参加的第一次党小组会上，他坚定地表示：“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此，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都不忘初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的誓言。

　　土地革命时期，李聚奎从红五军班长、排长、中队长(连长)到大队长(营长)，他一直在彭德怀指挥下，参加了攻打文家市、长沙、演陂桥等战斗。1928年12月，在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统一指挥下，红五军进军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宁冈会师。初上井冈山，朱德给红五军官兵训话：“当红军要有三条，一不要钱，二不要命，三不要家，有这三条才能当好红军。”李聚奎始终牢记着朱德的训话。当红五军由湖南平江、浏阳转移到江西莲花、永新、吉安一带时，任八大队大队长的李聚奎因日夜行军、忘我工作而身患重病。部队经常要转移作战，战士都劝他休息，但他倔强地硬撑着。1933年2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正炽，在江西宜黄南部的大龙坪，李聚奎乘着江西金溪西南黄狮渡、浒湾战役大胜之威，果断组织全师穿插包抄，以伤亡46人的较小代价，消灭了敌人一个师部及一个旅3000余人，生俘敌师长李明。李聚奎升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他刚走马上任，蒋介石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国共两军重燃战火，三甲嶂(又名山岬嶂)阵地防御战让李聚奎名垂军史，连国民党将领陈诚都对他刮目相看。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李聚奎被中央军委点将，由后卫变为前锋，出潇水、战湘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城、四渡赤水河。他组织部队强渡大渡河，为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险境、打开北上通道建立了奇功。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加强两军联系和交流，李聚奎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红九军参谋长，对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由于张国焘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一度南下，损兵折将后再度北上。北上途中，李聚奎指挥攻占通渭城，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开辟通路。1936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指苏联)的任务;11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李聚奎与红九军军长王树声同红五军、红三十军一起西渡黄河，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3万余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李聚奎参与指挥红九军攻占甘肃土城、永昌等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这些战斗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甘肃黎元口反包围战斗中，他率部殊死抵抗，并协助王树声将官兵带出了绝境。

　　1937年3月，奉命西征马家军的西路军在祁连山区悲壮失败，马家军骑兵撒开了一张张密密实实的大网，围追捕杀打散的红军。

　　红九军参谋长李聚奎率领300余人的部队被敌人冲散，与他在一起的只剩下十几个人。他们在祁连山的密林里流离转徙，几天后，因缺水断粮而饥饿和病痛时时向他们袭来，最后李聚奎身边仅剩一个警卫员，警卫员也双脚冻烂，无法行走，李聚奎只好将警卫员委托给一家老乡，自己孤身一人，躲藏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开始了等待和瞅准时机设法寻找中央的迢迢征途。

　　此时的李聚奎也已是一副病痛的身躯，更何况河西走廊距延安千里之遥……作为西路军的高级指挥员，他的心上就像压了一座大山，沉甸甸透不过气来。但他给自己打下一剂强心针———即使遇到千难万险、上刀山下火海，无论如何心中也无比坚定地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绝不能脱离党的队伍，一定要找到党中央，回到革命队伍，东山再起，继续为伟大理想奋斗!

　　李聚奎拄着一根棍子沿着祁连山麓艰难地向东行进。为避开敌人的搜查，他和老乡换了衣服，把空枪拆散，把一枚红星奖章藏起来，打扮成叫花子模样，白天藏匿于山沟、草丛，晚上沿着无人处潜行。渴了，喝一口路边的积水;饿了，嚼一把野草，或向民家讨口饭吃;困了，就在荒野中露宿。

　　就这样，在近两个月的流亡中，李聚奎带着一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行乞千里，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捕，在千里征途中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终于横穿宁夏，到达陇东的镇原境内。

　　这天晚上，李聚奎借宿在一家骡马店里，同几个赶毛驴做生意的人同睡一条大炕。临睡前，这几人议论不休，说：“离此地100里的王家洼子住着一支军队，那些军队可真好，买卖公平，不扰商人和老百姓……”李聚奎一听，立即振奋起来，凑过去问他们那是支什么样的军队。其中一人说：“听说是红军，是红二十八军一团的部队。”

　　两个多月了，这是李聚奎第一次听到关于红军的确切消息，他顿时兴奋得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李聚奎便爬起来，匆匆赶往王家洼子。傍晚时分，到达王家洼子援西军指挥部，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见到徐向前、刘伯承等首长时，一时百感交集，泣不成声。刘伯承激动地说：“不要难过了，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后来见到毛泽东，他欲哭无泪，毛泽东大手一摆：“你是虽败犹荣!”数十年后，当解放军史料撰写人员采访他的经历并向他提及他的这些辉煌过去时，他却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多写那些牺牲的战士，不要写我。为了信仰，他们血洒征途。我们算幸运者，没啥写的。”

　　此后，不论在抗日前线(李聚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旅参谋长等职)，还是在解放战争(任冀热辽军区参谋长等职)，抑或是抗美援朝战争(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负责筹措抗美援朝物资)中，李聚奎都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英雄。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当祖国急需石油时，毛主席一声令下要李聚奎当石油部长去开采石油，他二话没说，打起背包远赴荒凉的克拉玛依，到了寒风刺骨的大庆。

　　弥留之际李聚奎把儿女叫到床前语重心长地说：“我，一个老共产党员，一辈子为信仰奋斗，没有个人私产。”说完又颤巍巍地把他在5张白纸上一笔一划写的遗产“清单”交给5个孩子。孩子们展读，那上边赫然写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展现了一个传奇将军、一个老共产党人何等高尚的情怀!

　　与李聚奎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开国上将朱良才。朱良才(1900-1989)，湖南汝城人。1925年参加村农民协会。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连党代表、军部秘书，参加黄洋界保卫战等战斗。1928年后，历任营部书记，支队、师、军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多次亲率突击队爬城墙、攻堡垒，曾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经常亲自组织医疗抢救工作。长征开始时，他任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率领后卫师担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掩护任务。一次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血流不止，仍坚持不下火线，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给部队以极大鼓舞和力量。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调入红四方面军，先后任第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西路军失败后，朱良才历尽艰险，跋山涉水，辗转千里，经过36天的沿途乞讨和化装潜行，还要躲避敌人的追杀，也最终找到了援西军，找到了党组织。并任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8年春回到延安。

　　后来的开国大将王树声也是冲出敌人重围、身遇危难，之后始终不忘入党时的初心，矢志不渝一心要找到党组织，最后独自千里一路乞讨穿越沙漠，历尽艰辛辗转回到延安的。王树声(1905-1974)，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三十一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等职。

　　1937年3月，为保存实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分散突围。王树声率部转战茫茫祁连山，时值冰天雪地，冷得出奇，他们历尽艰险，不久所部由300余人战至11人。

　　由于敌人的重重包围，重兵围剿，尽管王树声带领部队选择敌人防守力量薄弱处迂回穿插，趁机突围，但依然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8人。为了减小突围目标，王树声把剩下的8人分成两个小组，决计在民勤县骆驼店分路赶回陕北。王树声、骑兵师师长杜义德、营长谭云保和一个通讯员编为一路，在行进中当天夜里就遇到蒙古土匪的包围。王树声以“我们的使命是到陕北去，向党中央汇报。革命战士不怕死，可死在这里不值得!”的道理说服了其他3个人，将枪和金戒指交给了土匪，幸免一死。

　　王树声等4人走到靖远县境，巧遇红五军保卫局长欧阳毅。他也是东返途中辗转流落到此，因身体不好又用光了路费，就发挥一技之长写字卖字，边卖字边东行的。他见到王树声后，喜出望外随他一起东去。

　　王树声长得疙瘩满脸，剽悍敦实。一般胆小的百姓见了就怕。他在向一家老乡找饭吃时因与老乡成年的儿子发生口角，被追逐，先行逃跑。他和杜义德等战友不慎走散，失去了联系，从此，开始了独自向着延安的目标乞讨前行。

　　至此，王树声等由4人战至孤身一人。他一心要回延安，要找到党。春末夏初，正是腾格里大沙漠多风的季节，天气变化无常。他穿着破烂的衣服向东前行，孤身一人闯入茫茫沙海这绝境之中……时常狂风卷着沙石飞舞，天昏地暗中他不知自己在沙漠里已经或慢走或滚动了多长时间。他常常挣扎着爬起来，仰身躺在沙坡上，想起西路军失败的惨况、许多患难与共的战友壮烈牺牲时的遗言：“首长，你要为我们报仇!”一股无穷的力量鼓舞着他。他暗自加油：我不能死在沙漠里，一定要走回延安，找到党中央，继续战斗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烈士的遗愿，才能告慰先烈的英灵……他走啊走，中途采摘带在身上的沙枣吃光后肚子饿得直叫，嘴也干舌也燥得难忍，两腿也像灌了铅般不听使唤了……他一下子栽倒在沙丘上。他不服输，奋力地向东爬行。爬了半天，越爬越吃力，他最终昏倒在沙漠里……所幸有位老乡(亦说是个小商贩)俞学仁搭救了他。老人说：“红军都是好人，是咱穷人的队伍。我一定把你带出腾格里大沙漠，送你到延安去!”他们渡过黄河，来到宁夏同心城外，找到了红军。俞学仁临返回时，王树声以保存多年的一个金戒指相送来报答救命之恩。

　　后来的开国中将方强回延安时也是一路行乞艰难找回党组织的。方强(1911-2012)，湖南平江人。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任湖南平江县献钟工人纠察队区队长，平江青年义勇队区队政治指导员。1927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马日事变”后，平江的大批共产党人遭到血腥屠杀，在这个白色恐怖的日子里，16岁的方强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汨罗江边的献钟横街小学的小阁楼上，面对鲜红的党旗和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他跟着介绍人贺注民同志庄严地举起了右手，握紧拳头，声音低沉但铿锵有力地进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入党仪式之后，方强以“梭标亮光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作为自己的行动誓言。

　　紧接着，方强先后参加了献钟暴动、三月扑城(即1928年3月中共平江县委组织20万农军武装攻城，方强当时除任平江青年义勇队第三区队政治员工作外还在平、湘、岳游击总队负责情报工作)、平江起义，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

　　随后，时任红二十二师政治委员的方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雪山草地，亲历了攻打长沙、抢渡湘江、巧渡金沙江、西路军西征等战役战斗。遵义会议后任红军干部团党总书记。1937年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随军西渡黄河作战。1937年4月西路军失败后，方强在祁连山突围中被俘。在狱中发起成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坚持斗争。同年6月组织200余被俘人员脱险归队。

　　在这艰险困苦之际，当年的入党誓言一直言犹在耳，督促激励着方强始终不忘初心，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方强抱着绝不被困难吓倒、坚决不退缩、定要找到党的坚强信念，开始了寻党的艰难旅程。他历尽艰险，跋涉千里，沿途乞讨和化装潜行，还要躲避敌人的追杀……入夜，他露宿在田边地头;饿了，捧一口泥水充饥;脚底化脓了，就用几片菜叶进行简单包扎。就这样，经历了一个多月难以忍受的磨难终于到达延安，回到党的身边。

　　同样，后来的开国中将欧阳毅也是初心不改，历尽千辛万苦，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超人的勇气和智慧回到延安。欧阳毅(1910-2005)，湖南省宜章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连政治委员，红四军无线电台政治委员，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秘书长，总指挥部一局局长，西路军总指挥部五局局长等职。

　　当时，欧阳毅所在的小分队也被打散了。欧阳毅从此孤身一人。怀着一定要找到党组织那矢志不渝的信念，欧阳毅过起了野人和生活，穿越一望无际的沙漠时差一点渴死。好不容易穿过沙漠后，已形同乞丐的他来到了甘肃到宁夏必经的一座长城垛子下，这里的关卡检查得十分严格。他的讨米袋里除罗马怀表、派克自来水笔外还可怕地装有9发子弹。他索性故作镇定把干粮袋掀开一角主动递上让敌哨兵搜索，最终机智地闯过检查。

　　欧阳毅继续沿途讨饭，过了黄河后松了一口气。他走进甘肃靖远县许家湾，来到一户叫许秉章的家门口要饭。他说自己是个落了难的生意人，想讨口饭吃。没想到刚说完，许秉章就说：“你做什么生意，别骗我了，你是红军。”又聊了几句后便热情提议他以写字谋生也未尝不可。

　　有了卖字攒得的路费，身体也恢复了元气，欧阳毅便决定按照计划启程去找红军了。不敢公开打听就只好耐心地捕捉一切有关红军活动的信息。事也凑巧，一次，他在与一位到过陕北的老乡闲聊中打听到了红军的行踪：红军到靖远县打土豪，把这里的县太爷抓走后，捎话让带钱去赎“票”。随即他装作漫不经心地打听出了彼地是曲子、环县一带后，便以卖字先生的身份正大光明地到一连去了几家学校找地图查看具体位置与路径，却无果而返。继续四处悄悄查找之际，他幸运的在一家老乡的炕头上发现了一本《幼学琼林》，上面有一幅简要的地图，恰好标有他苦苦寻觅的曲子、环县!

　　于是，欧阳毅告别许秉章和乡亲们，经海原、固原，过泾川，奔庆阳而去……虽然一路上遇到了不少麻烦，但他都用自己的书法手艺逢凶化吉，有惊无险地一路走了过来。走到庆阳驿马关，他忽然被两个当兵的拦住了去路。抬头一看是两个站岗的红军战士。他内心一阵暗喜，真想跳起来扑过去叫一声“同志哥”。可他克制住了。哨兵照章办事，严肃地查问他的身份。

　　经过一番机智斗答，欧阳毅好不容易说动哨兵领着去见指导员，这才算是归了队。欧阳毅在庆阳休息了三四天后，袁国平派专人送他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途。欧阳毅最终历经千难万险，靠讨饭、卖字终于到达延安，回到了革命的队伍之中。

　　陈为人边舍命保档边设法寻党

　　陈为人(1899-1937)，湖南省江华县人。五四运动后到上海，在上海早期党组织领导下他与俞秀松、罗亦农、张太雷等组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其首批团员。1920年冬赴苏联学习，1921年冬奉调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系党的二大、三大和五大代表。1928年冬和1931年春在沈阳和上海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忠贞不屈，坚守党的秘密，组织狱中党支部，领导狱中同志坚持斗争，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到1931年，中共早期秘密档案已收集积累了总计约l万件20余箱。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负责。1931年4月和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后，张唯一将这些中央文库分若干次紧急转移。后因他奉调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文库工作，急需另一可靠人选担此重任。1931年底，陈为人获释出狱，中央决定派陈为人管理中央密档，由张唯一单线联系。一个深夜，周恩来离沪赴苏前，亲自到陈为人的住所交待了任务。陈为人虽在狱中备受折磨身体十分虚弱但仍向党立下誓言：“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的住处遭敌破坏。不知情的陈为人之妻韩慧英(党的地下交通员)去张家送文件时，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见妻子没在规定时间里返回，他意识到定是发生了意外，为保护文件决定立即搬家。党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可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库房很不容易，何况租赁单幢房子还得有铺保。一时间他既不便找党内同志又不能找外人，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上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可是每月30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

　　更何况这时陈为人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断了经费来源且早已衣食无着，可他还是不顾一切以化名张惠高、木材行老板之名租住于此，以保全中央密档。白天扮成商人，晚上关起店门，在密室里通宵达旦地整理档案。

　　鉴于文库安危陈为人不能出去工作，也无任何经济来源。他只好典当衣物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无奈他把二楼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将铁皮罐头之类杂物都卖光，唯独留下一楼摆设以示老板派头作掩护。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他常常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就将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

　　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陈为人不得不常常搬家，长期的奔波劳累、生活的极其艰险和两次入狱的折磨，使他染上严重的肺结核病，时常咳血不止。没钱吃药，就把萝卜当水果吃润肺。后来，连掩护机关也成问题。最后不得已，他让进步青年李慕英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写信谎称“姐姐重病”速来沪。她来后见家具变卖一空，姐夫除了身上所穿外一时不用的衣服都已卖掉，孩子穿的是抽了棉花的破背心;一岁的婴儿常常以水代奶，可怜的仨孩子饥饿难熬。他为逗愁苦的孩子们笑就领上跳个舞。

　　不久，陈为人的病情加剧，寻找党组织的心情更加迫切。每天除了翻晒文件和箱子，在文件中夹上烟叶以防蛀防霉，就是夜晚出去寻找党组织。他秘密找过一次何香凝，却被告知她门边有暗探，叮嘱不要再来。他只好用党内用过的联络暗语登寻人广告，还让韩慧如晚间到处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纸条，“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希望引起地下党的注意，重新接上跟党的联系。

　　1935年底，在敌狱受尽酷刑的韩慧英咬定是去亲戚家却认错了门。敌人抓不到她任何人证物证只好放了她。为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妻子在培明女中附小任教，这给他带来转机，她通过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也在到处查访陈为人。

　　1936年秋，陈为人终与徐强接上关系。对这次接头情景徐强后来回忆：“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从接头小饭店归来后陈为人如释重负，还轻松地与孩子们说笑起来：“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陈为人的肺病日趋严重，再独自担当重任，危险很大。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陈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把秘密档案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一幢石库门房子。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几年的重担，他回到家中就吐着大口鲜血昏倒在地，半年后病重不起。就这样，他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用生命保卫了中央文库的安全，最后把大量党的机密档案和珍贵历史文献全部完整安全地交给了党。为挽救他的生命，党组织特意对韩慧英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徐强将他送进广慈医院治病，但他觉得党的经费太紧张了，两次送他进去，两次他都跑出来。徐强只好找医生上他家看病。无奈他为革命密档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已病入膏肓，1937年3月，年仅38岁的陈为人病逝。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