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就是心灵史

——浅谈《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

《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鲍鹏山 著 商务印书馆

 

　　【著书者说】

　　一个独特的文学史

　　《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最初是作为文学史来写的，而且是命题作文。2003年，当时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我的老师贺圣遂先生，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一个独特的文学史：立足于名家和名著，更突出作家作品的展示，以点带线，突出和深入一点，并主要侧重读者的感性体验。

　　贺圣遂老师在做文学史类图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做过两本非常有影响的文学史，一套是章培恒、骆玉明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上中下)，后来修订为《中国文学史新著》;还有一本骆玉明先生的《简明中国文学史》，都是在他主持复旦大学出版社工作时出版的，前者当时全国轰动，成为现象级的出版盛事，后者后来还出了英文版，版权输出到英语世界。可以说，贺老师在文学史著述的组织和创意上，非常有想法，并且非常成功。

　　我在读大学时，包括后来在大学做文学史教学时，使用的是游国恩的文学史，辅助的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的文学史，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文学史，刘大杰先生的文学史，后来还有褚斌杰、袁行霈、李修生等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这些文学史都是给大学的专业学生读的，侧重知识性和系统性，是立足专业教育的教材。

　　贺圣遂老师让我撰写的文学史，我当时的理解，是要给一般的非中文专业的文学爱好者，写一本感性化的文学史，不以知识的体系性为目的，而以文学自身的魅力来感动读者。

　　丘吉尔讲过一句话“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是写历史”，我们给读者描述出什么样的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给读者建立一种文学的概念。所以，可以想象，贺老师让我写这样一本文学史，我的压力非常大，同时也感到很荣幸，文学史的写作在中国有那么多顶尖的学者，贺老师看重我，让我这样一个学问肤浅的人来写，当时非常感动。好在，我有近20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经历，并且给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生讲过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文学史和文学大家。而且，我的讲述，更侧重于对作者内在心灵气质的理解，对作品艺术感受力和哲学意义的延伸，这可能也是贺老师选中我的原因吧。

　　2006年，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是在复旦大学出版社，书名叫《中国文学史品读》。初版12年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重版了这本书，书名改为《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感情记忆

　　我阅读和使用过的那些文学史，写作者几乎都把写作对象想象成是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所以是以专业知识的介绍作为写作的主要目标，其成书的风格、气质、面貌，是大学中文专业教材。

　　我想，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把文学史写得让非专业的读者也能读，也想读，读了觉得有收获。中国文学史中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家，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品，把这些作家和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心灵中的某种真实展现出来，这才是所有人都有感受、都会感动的东西。就文学及其历史而言，物理的真实固然很重要，是基础，但我们更需要一种心灵的真实，因为这种真实才能超越时空，超越一个作家自身经历经验和作者之间的隔膜，而且，我觉得，心灵的真实才是本质的真实。我们物理地探讨一个作家的生平和某一作品的创作背景，很重要;但是，让所有人共鸣的不是他的经历，而是他在某种特定背景下和个人经历下心灵的震颤。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民族的文学来看一看这个民族的心灵?这不仅需要事实的考据，还需要心灵对心灵的体察、体谅和体味。古人特别喜欢讲读诗文时的“涵泳”，朱熹说：“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所谓‘涵泳’者，只是仔细读书之异名。”陆九渊在《读书》诗里也写道：“读书切忌在匆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涵泳”已作为一种读书方法被提出。再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正渊明诗意，诗字少意多，尤可涵泳。”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渍汪洋。”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二九：“熟绎上下文，涵泳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曾国藩在《曾国藩家书》中说：“涵泳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涵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之表。”所以，所谓“涵泳”，其实就是指阅读者沉潜到作者作品的心灵深处，去体会他的心跳，体会他的内在情绪。在今天，在学术化对物理真实近乎偏执追求的情势下，对心灵真实的体会和感悟，才是文学史必须坚守的一隅。

　　这本书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刚好40岁，在大学里一直讲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把近20年在大学里教学的很多想法，包括在课堂上的一些灵感都浓缩在这本书里，可以说，这本书带着我本人很多青春时期的色彩，以至于我在重版时曾经犹豫是否要做一些语言上的调整，使其看起来更沉稳和理性一些，但最后还是按照原先的样子几乎一字不改，毕竟这里面有我个人的青春记忆，它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大学讲坛上讲课时的经历。其实，中国古代文学史，不也是我们民族的青春记忆吗?

　　让文学回到最初的功能

　　作为文学工作者，我经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文学最初的功能是什么?难道是一个专业?是一个职业?是创作者的职业?就算是职业，创作者给社会提供的文学作品是一种产品吗?就算是一种作为交换的产品(商品)，这种产品的功能是什么?读者或受众为什么需要这种产品?

　　我想，如果我们回到原点，文学最初的出现，“杭育杭育派”也好，“举重劝力”也好，“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也罢，文学最初的功能首先是心灵的表达，然后用我的心灵表达感动另外的心灵。就像卡尔·雅思贝尔斯说的，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要讲清楚文学史，讲清楚文学，讲清楚作为心灵表现的文学，你自己就得是个心灵，就得是一棵树，一片云。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这种喜怒哀乐往往是非常个性化的，但是实际上又有很多共性，有着共性的模式。每个人被触动内心中喜怒哀乐的条件是不一样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但是由此产生的类型感受却是有相同之处的，不然文学怎么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呢?为什么2000多年以前的《诗经》《楚辞》，1000多年以前的李白、苏东坡这些人的作品能够感动我们?一定是有共性的东西。如果我们把文学史看作是一套知识体系，我觉得这套知识体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你把文学看成是人类心灵的表现，让每个人面对生活的时候，都能从文学中找到类似的情感经历，他就会因此而心灵丰富。

　　文学的起点是作者自己的内心感触，文学的终点是他的感触感动了读者，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感动之中，我们的心灵越来越柔软，我们的内心越来越敏感，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物质化的时代，我们变得很懵懂，甚至很麻木，但是文学可以让我们的心灵重新回归人性。

　　（作者：鲍鹏山，系上海开放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