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儿院走向永生的江姐

　　红岩英烈江竹筠，革命同志称她江姐，其英雄业绩家喻户晓。

　　这里，向你介绍的是从童工成长为共产党员的江姐，从孤儿院起步走向永生的江姐。

　　童年

　　川南自贡大山铺朱家沟，林丰竹茂，小溪蜿蜒。1920年8月20日，江姐出生在这里。

　　江姐出生的时候，她父亲江上林不在家。贫困孤苦的妈妈李舜华，陪伴她住在简陋的两间草房里。江姐是李舜华的第三胎，前两个孩子都因家穷没有养活。对流浪汉丈夫很失望的李舜华，把希望寄托在新生的女儿——江姐身上，决心尽最大努力把孩子哺育成人。

　　城镇贫民姑娘李舜华是木工李焕章的女儿，住自流井关刀石。在有8个兄弟姐妹的家庭里李舜华早早地承担家计：拾煤核、拣烂菜头??大帮小凑家里过日子。清末，洋人来自流井办基督教，木工手艺娴熟的李焕章为洋人兴修教堂做木活。教堂落成后，李焕章被教堂留用做勤杂、看门。后来做了“管事”，家庭经济状况渐渐好转，可以让子女读书了。其中，第三子李义铭天资聪颖，得教会资助上了大学。李舜华读过两年旧学，念完《女儿经》。民国初年，李舜华由父母作主嫁给江上林。

　　江姐的祖父是朱家沟世居农民，勤劳和善精于生计。可是，江姐的父亲却厌恶劳动，放荡不羁。同李舜华完婚不久就与老人分家，他不愿呆在封闭、贫穷的小山村，抛下新婚妻子奔走重庆去打工。在重庆他找过许多工作，更换多种职业，然而都没有站住脚跟，颠沛流漓惨淡度日月。江上林很少关心家庭，两三年回家一次，是严重失职的丈夫和父亲。

　　江姐两岁时添了弟弟江正榜，本来贫困的家庭更加困难，母子3人相依为命。江姐听妈妈的话，五六岁时同妈妈下地拔草、摘菜、打猪草，在家喂鸡、养兔，拣拾收割时掉在地里的豌豆、胡豆、麦穗、稻穗。稍长，替妈妈煮饭、做家务，自己学做针线，十分逗人喜欢。

　　江姐幼时，外婆家已是关刀石贫民窟里的小康之家了。她常来外婆家，一住就是几个月，一年约有一半时间在外婆家度过。读过旧学和教会小学的幺姨李泽华阅历较广，会讲故事。清末民初的社会风闻、四川自贡的人文趣事，幺姨编成故事讲给江姐听。江姐常被幺姨牵着在街上玩，那目之所及的赌博堆堆、鸦片烟馆馆，那匍匐在地推盐车的盐工、买不起馆饭在路边生火做饭的挑盐农民、那猪市旁卖人的人市、肥胖的洋人坐中国轿子压得气喘吁吁的轿夫??幺姨都凭自己的认识与理解为小小的江姐讲解。

　　童年的江姐，受到农村和城市两种环境交替影响。她有着农村儿童的淳朴与勤劳，城市孩子的活泼与伶俐，取舍互补，相得益彰。

　　1928年，朱家沟发生罕见旱灾，村民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困难时刻，早已迁居重庆的外婆和三舅李义铭来信：嘱江姐、弟弟和母亲去重庆。被骨肉亲情所动的李舜华携子带女离别朱家沟，满怀希冀风尘仆仆投奔外婆家。

　　磨砺

　　8岁的江姐同妈妈、弟弟逃荒来到重庆，生活环境的改变，与李义铭的发迹是有关系的。

　　10多年前在自流井手提竹篮沿街叫卖“麻杆糖”的李义铭，华西大学毕业后在教会办的重庆宽仁医院当医生，收入较丰。当时重庆的西医少，军阀混战造成伤员多，在军阀的扶植下李义铭在小什字开设了私营医院。既赚了钱又结识了上层人物的李义铭，与刘湘委派的重庆市市长张必果组织“田园会”，将10多万元基金在观音岩修造了义林医院。他在张必果支持下花不多的贷款占下观音岩大片土地，抗战爆发后地价猛升，发了大财的李义铭慢慢地少行医，主营房地产业了。他当上重庆红十字医院和自己开办的私营义林医院院长、蜀通轮船公司董事、精益中学校长、重庆私立孤儿院董事兼院长等。

　　江姐一家人来到新兴资产者三舅家里，虽是骨肉至亲，但却属贫富悬殊的两个阶级。

　　舅妈对这门穷亲戚不喜欢，总是白眼相视。江姐和正榜常遭辱骂，甚至借故发作夺下他们吃着饭的碗筷。倔强的江姐不乞求、不流泪，忿然抽身便走。三舅外表虽顾及情面，内心却维护妻子。不过，外婆是护着他们母子的，舅妈暂时下不了逐客令。何况李舜华一来就沦为变相的仆人，江姐也力所能及的做些轻微家务。

　　离开自贡时李舜华幻想到重庆就能让两个孩子上学，结果不但未上学，反而带来的是失望与痛苦。“穷要穷得有志气”的李舜华不屑向嫂子求情，决定放弃依赖三哥过日子，着手寻找独立生存门路。只因母亲年老多病，需要江姐母女照料起居生活，只好勉强寄人篱下。

　　两年后，外婆去世了。不等兄嫂逐客，李舜华在东水门租房独立生活。这时，江上林在蜀通轮船公司一艘船上办伙食，多少给家里一点补贴，李舜华帮人做针线活等勉强能让10岁的江姐、8岁的江正榜进教会小学读书。妈妈对姐弟俩说：“好不容易才上学，要发愤啊!”发蒙的江姐听老师话，学习刻苦，成绩优良，获学校奖状。可惜，只读了一学期，蜀通轮船公司破产父亲失业。只好独自回自贡，不久病逝于穷困潦倒中。

　　江上林走了，李舜华托熟人在南岸大同袜厂谋得一岗位。江姐为了弟弟情愿放弃学习机会进厂当童工，帮助妈妈挣钱糊口养家。

　　被迫自食其力的江姐身材矮小够不上机器，厂方为她制作了高脚凳。为了给妈妈分忧，江姐认真学习技术，吃苦耐劳。手眼灵活的她很快在制袜数量、质量上与成年人相当。可是，老板发给江姐的仍是童工的微薄工资。

　　1932年，干了两年童工的江姐，稚嫩的身体被每天12小时的劳动拖垮了，在孤儿院读书的弟弟患了软骨病。妈妈让江姐退工照顾弟弟，厂方考虑到江姐效率高、工资低，不同意退工。稍后，提出“母女一齐退”以责难。不久，李舜华患伤寒病不得不辞去工作。江姐典当衣服为妈妈治病，交纳拖欠的房租。这时，李义铭需要雇人管理孩子，想起既粗识字又是至亲的妹妹李舜华，便请她来家中教育管理孩子。同时对江姐读书问题一直心怀内疚的李义铭，借此凭他与教会的关系和孤儿院董事兼院长的身份，以“无父为孤”为由将江姐姐弟俩送入孤儿院附设的小学免费读书。重新获得读书机会的江姐兴奋极了——成为不是孤儿的孤儿院小学生。

　　起步

　　姗姗来迟的再次学习机会，江姐十分珍惜，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希望通过努力学习增长知识拥有本领，用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家庭的困境，让母亲和弟弟过上幸福生活。她入学就读初小四册时，针对算术课难度大的实际，和同学何理立订协议：老师布置的作业，一定要当天在教室里完成。这种锲而不舍的毅力和拚搏精神结合在一起，江姐的学习成绩一路突飞猛进。按该校一学期考试3次，成绩特优者可以升级的规定，江姐连跳了3级。到五六年级时她的总成绩都名列班、校第一名，获学校银质奖牌。她用了3年半时间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语文基础坚实，作文与书法成绩尤为突出。

　　在孤儿院。不再为生活奔波的江姐进院一段时后，作童工时受到摧残的身体得到较好恢复。体魄结实健壮，心理健康的她精神饱满精力旺盛。读到五年级时的江姐感到课本上的知识满足不了渴求知识的欲望，于是她什么书都读，无书可读就和同学何理立等去老师那儿借。这个老师的藏书读完了，又去那个老师那里去找。她和几个同学几乎读完了几位老师的藏书，知识增加了，视野开阔了，心明眼亮了!渐渐，江姐学会独立观察分析、思考和认识这个纷繁的社会了。

　　江姐在孤儿院读书的后期，妈妈与舅妈实在相处不下去了，用舅舅给的少许资助租间破房、摆个小摊摊维持生活。女儿在健康成长，妈妈的脸上频添了许多笑容，生活虽凄苦但远比做佣人强。妈妈处境的改善为江姐增添快乐，鼓舞着她发奋学习。

　　设在重庆观音岩张家花园的孤儿院，附设的全日制小学，学校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师资质量好教学水平高，兴旺一时。该校共产党员教师丁尧夫是江姐踏上革命征程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1933年，共产党和红军的旗帜在大巴山高高飘扬。四川各地党组织发动了策应红军的武装爆动，反动派惊恐万状。四川军阀勾结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散布“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员是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等谣言。孤儿院当局和部分教员听信和传播谣言、欺骗学生，丁老师却不是这样。和蔼可亲的丁老师为人正直，知识渊博，他不说污蔑共产党的话，不公开讲反对国民党。他严格要求学生学好功课，讲课时尽可能利用课本加以适当发挥，在深入浅出地传授文化科学知识中激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和学习兴趣。在历史课上，从鸦片战争讲到“九一八”，讲积贫积弱的祖国受到了列强的凌辱和侵略。他讲太平天国发人深省的兴衰史，讲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辛亥革命??讲得明白透彻，有声有色，使学生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一次，丁老师给江姐等讲课时凝重地说：“同学们，国家正处多难之秋，我们的国家可能会踏上德国希特勒之独裁道路啊!”面对丁老师忧国忧民的情怀，江姐掷地有声地说：“老师，谁要搞独裁，我们就反对谁!”丁老师讲秋瑾、顾正红等著名革命仁人志士的壮举，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镌刻在学生们的记忆深处，培养和增进了孩子们的正义感和爱国心。江姐对要好的同学何理立等说：“我们要做秋瑾这样的女杰，为追求真理而死，为拯救中华民族而牺牲!”丁老师，用潜移默化的方法锻炼学生的意志和性格，引导学生去思考、探索、鉴别、评剖真与伪、美与丑、进与退，鼓励他们英勇果敢地去追求真理、正义、进步、光明。

　　丁老师对江姐等几名跳级的学生给予更多关注，在他们学好各门功课后辅导他们读些文艺书籍。江姐印象最深的有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匪徒颂》、蒋光慈的《鸭绿江上》等。有些内容当时的他们不完全理解，丁老师就给他们讲解，指导他们结合社会现实理解其深刻寓意，激励他们向腐败和黑暗宣战。

　　丁老师振聋发聩的教育、启迪，激荡在江姐胸怀。她开始去认识社会，把书本上揭示的社会问题与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行比较，把反共谣言同书上说的相对照，隐约地感觉到什么又说不清楚，一种对进步思想追求的强烈愿望在脑际萦绕。经过同丁老师长期的教与学的交往，江姐朦胧的内心深处点点星光闪现。她由衷地敬佩丁老师，他不仅传授了文化知识，而且教给了她怎样认识和改造这个不平等的社会。

　　腾飞

　　1935年冬风云突变，江姐和同学们十分尊敬的丁尧夫老师被国民党中央军别动队抓走了——说他是共产党员。江姐无比震惊和愤懑，感到悲伤而无助。她担忧丁老师的安危，产生这样想法：原来社会上和学校里一些人描绘的“共匪”，现在看来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说丁老师是共产党员，看来最优秀的人才是共产党员、才是好人，而屠杀共产党员和人民大众的人才是真正的坏人。经历这件事后江姐心中油然而生这样的念头，要去寻找共产党，要做像丁老师那样的人，去改变这处处充满丑恶与剥削的社会。

　　1936年秋，江姐在孤儿院附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岸中学。离校之前她深情地凝望着孤儿院，心中充满依恋。在这里她留下了太多的足迹和汗水，欢乐与追求;在这里她由一个懵懂的小学生成长为一个对共产党有初步认识的少女。迈出校门的江姐怀揣年轻火热的心与五彩斑斓的理想，朝着丁老师指示的目标前进!跨进南岸中学的江姐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免交学费而享受奖学金。

　　处国防前哨的北京学生大声疾呼抗日救亡，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全国抗日救亡高潮震撼山城重庆，江姐和她的挚友们心里明白了：是谁抓捕了爱国的丁老师，是谁在屠杀无辜老百姓!

　　抗战全面爆发，抗日高潮迅速在重庆掀起。江姐和同学们参加歌咏队、宣传队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在唤醒民众中，江姐的政治觉悟进一步唤醒。

　　1939年春，江姐考入爱国科学家、教育家何鲁办的中国公学附中读高中。沉静、稳重、好学的江姐刻苦钻研功课，关心时事政治，热心社会公益活动。经同班女同学戴克宁(中共党员——笔者注)引导，1939年夏江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江姐以学生、职员等身份和社会职业掩护，脚踏实地坚忍不拔地做着党的工作。

　　1948年6月，江姐和她的同志在重庆万县被捕，押解重庆渣滓洞监狱。重庆行辕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为获取川东暴动的组织情况，亲自审讯。对严守党的秘密的江姐，敌人采用手指上钉竹签、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残酷手段企图从她口中突破。坚贞不屈的江姐坚持革命气节，保护了党的组织和革命同志。

　　1949年11月14日，为革命理想而奋斗一生的江姐，同31位难友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电台垭，时年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