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夔州诗的“遗迹”与“废墟”空间抒写

 

唐诗被誉为中国诗坛的“珠穆朗玛峰”，李白、杜甫更被誉为光耀千古的“双子星座”。但唐代文学不仅有诗歌，其他相关文体也十分丰富，文学与音乐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纸本文献之外，还有各类摩崖碑志文献等，既是文学景观，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又有助于作家生平行迹考订，为贞石证史之宝贵资料。本期推出的几篇论文，具有综合交汇的特点。关于杜甫夔州诗一文，着重从空间叙事角度探析杜甫夔州咏怀诗的独特价值，发掘其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和意义。《元结与摩崖文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作为文学现象中特殊类型的摩崖文学的基本要素，以及著名诗人元结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综合价值。《新出墓志解崔令钦生平之疑》则根据新的出土文献对劳格、王国维、胡适、任半塘、陈尚君等著名学者皆曾关注的《教坊记》作者崔令钦生平履历、家人婚姻交游等进行考订，使其形迹脉络更为清晰明朗。诸文皆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推进，体现出唐代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徐希平）

杜甫夔州诗吟咏的“夔府”多古迹废墟。在艺术史领域，古迹废墟是富含时间感与内省性的审美对象，怀古思幽之情“必然为历史的残迹及其磨灭所激发”。夔州诗抒写的历史地理时空中，无论是《咏怀古迹五首》还是《秋兴八首》，都是将个人遭际与家国情怀的厚重情感贯注于历史尘埃中颓变失色的旧迹里，前代遗迹“凝结着历史记忆的不是荒废的建筑，而是一个特殊的可以感知的‘现场’”，形成系列围绕古迹古人、故国旧事而关切现实、怀抱天下的空间抒写，可谓咏古人之遗迹而“己之性情俱现”。杜诗咏怀古迹十一篇作于夔州时期，占其全部咏怀古迹诗作的三分之一以上。

夔州诗注重抒写圣人英雄功业消逝所余之“遗迹”。夔州诗吟咏人物往往以“英爽赫奕，千载如生”的形象，与他们建功立业留下的“空迹”对比。杜甫喜用“空”与“虚”字刻画遗迹，以功业被人事与自然消磨而消逝抒写动态的废墟场景。“空”的意象与祠庙山川结合出现在诗句中，如《上白帝城二首》其二“白帝空祠庙，孤云自往来。江山城宛转，栋宇客裴回。勇略今何在，当年亦壮哉。后人将酒肉，虚殿日尘埃”，以“空祠庙”点出遗迹属性，以对刘备、武侯“今何在”的诘问抚古伤今。与“空”相配，杜甫爱用“虚”字，此诗就以“虚殿”作为“空迹”的注脚，以空祠庙日日湮没于尘埃的景象塑造出在历史时空中颓败的动态“废墟”景象。《咏怀古迹五首》“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空山”中想象刘备当年的行仗，又用“虚殿”来表现旧时宫殿荒芜残损的废墟形态，再以“水鹤”筑巢、“村翁”祭祀的自然与人事巨变来表现历史的消逝。再如被仇注赞“高出诸公”的《武侯庙》：“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丹青落”与“草木长”都于静中写动，塑造在“空山”中草木代谢，遗迹缓缓颓败的历史感。英雄功业与圣人神迹都难免成为“空迹”。《上白帝城二首》写“英雄余事业，衰迈久风尘”，围绕白帝城与三国祠庙遗迹抒写访古与怀古时空，强调英雄之“事业”不断为时间“风尘”磨砺而成遗迹。《八阵图》中孔明所创制的奇阵，也在鱼腹浦中“江流石不转”，甚至写圣人之迹也着力其经历史变迁而颓变为荒芜“废墟”。《瞿唐怀古》中吟咏禹迹“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以山根、月窟意象对应“空旷”的洪荒之境。《瞿唐两崖》以“羲和冬驭近，愁畏日车翻”之神话意象对比“窟宅”与“髯古”凸显时间感。夔州诗中的“神圣之迹”往往也凸显出“丘墟”特性，成为自然伟力下“龙虎睡”矣“云出门”的山川“空迹”。王嗣奭《杜臆》言杜甫“借古迹以见己怀”，从“疏凿之功”的大禹，“摇落千秋”的宋玉，远行朔漠的昭君，窃据蜀地的公孙述，难复汉祚的君臣刘备与诸葛亮，诗赋动江关的庾信，以及“奇策高文”的杨素，通过对“空迹”动态的空间抒写，杜甫塑造了一种对于“纪念”本身的怀古，“英灵如过隙”，功业勋德转眼成空，纪念功业而建的祠庙高堂也终究人迹罕至，功业之迹、战伐之场、纪念之所都在“荒阶蔓草茅”中逐渐消散，都不免面对“柱穿蜂溜蜜，栈缺燕添巢”的衰败，陷落于山野江水与时间组成的消逝之网中渐成废墟。

夔州诗对遗迹与废墟的抒写往往沿着时间与文明的脉络，寄托着对中华正朔的忧心，呈现出境界阔大的象征意蕴。夔州目之所及“夷夏”混合，“蛮陬荒梗”，耳之所闻“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南诏、吐蕃都先后引发战火。身处边地不断唤醒着杜甫的中华意识以及对中华文化正统脉络的怀想。在对夔州局部空间如“山带乌蛮阔，江连白帝深”的抒写中时常表达对文章风流、礼乐文明危机的担忧慨叹。他追忆六朝繁华，怀想“暂忆江东鲙，兼怀雪下船”的优雅风度，紧接着就感慨“蛮歌犯星起，重觉在天边”，以夷人歌与边地感抒写文化失落感。夔府之文明与礼乐都在消退，“瘴”代指的物候与“蛮”代指的文化互为表里反复出现，如《闷》诗：“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如《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作“瘴余夔子国，霜薄楚王宫”。“变异”的物候与边地不安的局势正逐渐侵蚀华夏秩序，无法“伫中区以玄览”，“遵四时”而吟咏。这里有《雷》《火》所描绘的僚人的殊俗，有“殊俗状巢居，层台俯风渚”（《雨二首》）的殊居，有“夷歌几处起渔樵”的殊音，更有“敕厨惟一味，求饱或三鳣”（《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的殊食，甚至连鸡鸣声都是“殊方听有异，失次晓无惭”。通过这些意象与“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地产厚而类繁”的中原景象对比，与前述圣人英雄遗迹结合描绘出一个华夏文明退场，唯有旧人旧事可追忆的“文化废墟”。因此，他在感慨“塞俗人无井，山田饭有沙”后就接着表达了对国朝恢复、雅颂重兴的期待，他对本地“风土恶”的评价，也建立在对“巫峡忽如瞻华岳，蜀江犹似见黄河”的怀想上。天下失去其正，礼乐文化正沦为丘墟的象征性空间意蕴由此凸显，“空迹”在此抽象为文明退场的残景。先圣先贤，文人墨客，君臣将相，乃至美人都已如“江山故宅空文藻”。

杜甫由夔州一地拓展开到“中国”与“今昔”，抒写了“雅颂不作”的山河废墟，塑造了意境阔大至华夏历史之“正”与“变”的空间。杜甫的空间抒写并不止于目前与当下的山林皋壤，而是以自己“主观”思绪赋予“地点与空间社会意义”。杜甫向往“致君尧舜上”，天下承平时他“义尚光大”上三大《礼赋》，而当国运转关，身处天边“绝域”的杜甫深刻感受到天下秩序的危机，安史之乱在史家眼中为中古近世之大转关，杜甫诗歌中似乎已意识到这种前所未见之大变局，超越了对王朝兴衰的关注。在杜甫眼中，此时中原“故国莽丘墟”，山河与废墟意象联系起来。与歌颂华夏历史长河中的英雄名臣形成对比的，是夔州诗中密集的文明失落、中华颓败的“山河废墟”意象。如《逃难》通过“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不能容身的描述，为观者展开一个“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的伤痕累累的国家形象。其系列组诗从《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承闻河北节度入朝口号十二首》《秋野五首》等都是以目下之景抒家国忧，不断呼应与抒写着“汹汹人寰犹不定”的国家残破的空间感。杜甫继承《王风·黍离》与曹植《送应氏》的传统，写“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以宫城化为废墟的场景来表达对天下倾覆的感慨。更把“废墟空间”塑造由一时一地，推向空间阔大、时间悠远的象征层次：以“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抒写王朝与文明的多事之秋；以“万国尚防寇，故园今若何。昔归相识少，早已战场多”的今昔对比，到“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的长时段时空塑造，将王朝危机颓败与华夏文明的危机颓败融于一体进行观照。夔州诗中的空间抒写因而由夔州延展开来，融合军事政治遗迹、传统遗迹、山河秩序破碎、礼乐文化衰颓等多重意蕴，在“西南天地间”塑造出一个现实里山河破碎与历史长河中文化衰颓的双重象征性“丘墟”。抒写了由西南至天下，由当下至往昔，以地理为表而文化为里，慨叹华夏礼乐渐成为丘墟的动态怀古时空，形成个体与家国、个体与历史、个体与道统血脉相连的浑厚诗境。

空间具有文明属性，空间亦具有抽象性与象征性。在地理书写之外，夔州诗的怀古空间塑造以历史的“空迹”与“废墟”意象为枢纽，既有对旧迹的游观追思，也有对“文章精神”之遗迹的追慕，并从夔州促狭的地理时空拓出，将家国兴亡、礼乐盛衰的动态历史时空放置在怀古空间抒写中，为怀古诗创作传统增添了浑厚的时空结构与美学意蕴。文心雕龙以“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认为山川为文学的“江山之助”，夔州地理滋养了杜诗，而杜诗也在文化中重塑了“夔州”。夔州诗的空间抒写，亦有助于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