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简入藏十年看冷门“绝学”研究之路

　　十年八辑，冷门“绝学”清华简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吸引众多目光。

 

　　“发布《摄命》，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失传的古文《尚书》一篇，为古文尚书证伪又添一例。”11月17日，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成果公布会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黄德宽如是说。同时面世的，还有另外7篇失传两千年的重要文献。

　　“冷门”何以不冷?“绝学”如何不绝?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破译文明密码的不辍脚步，也为今天的冷门“绝学”研究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发展之路。

　　痛点：后继乏人，学科队伍不够完善

　　对策：从源头上抓招生，在研究中育人才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出土文献的重大发现都极大地影响了学术发展：西汉中期的孔壁中经，皆战国“古文”，有逸书十六、逸礼三十九，昭示汉人熟习的二十九篇《尚书》、十七篇《仪礼》绝不完备，引出了所谓汉代学术的今古之争;西晋汲县所出竹书，所载史事、年代与流传经史多有差异，当时学者荀勖、杜预、陆机、臣瓒无不属意，引发的年代学、地理学问题至今仍被学者研究讨论。20世纪以来，甲骨文与敦煌文献更是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

　　但在一个个文明密码被破译的背后，后继乏人、学科队伍不完善却成了这些冷门“绝学”挥之不去的尴尬。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一些大学因现实需求和就业状况变化，增设了瞄准市场需求、应用性强的专业，而撤销了一些“进口不旺”“销路不畅”的专业。在这一动态调整过程中，那些原本就生源少、毕业生就业面窄或市场敏感性不强的学科，如甲骨文研究、古典文献学等冷门学科和西夏文等学科，越来越萎缩。

　　如何让冷门“绝学”有人做、有传承?十年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一直注重从源头上抓招生、在研究中育人才。

　　该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招生上，中心依托清华大学开始进行出土文献专业的本科生自主招生。在扎实专业的基础上，为学术增开相关课程、配备读书导师并鼓励学术参与学术活动，尽早激发年轻学子对出土文献专业的学术志趣。对于研究生，中心内部建立起交换访问制度，每年春天举办面向整个协同中心的研究生培训班，并通过专门的派出计划，与美国、英国、德国等地高校建立合作培养机制，拓展青年人才的国际视野。

　　“我们还通过一些专项奖励设置，不断促进青年人才脱颖而出，以此为学科发展积蓄力量。”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痛点：文保单位缺研究力量，研究单位没设备条件

　　对策：集结“大兵团”协同创新

　　出土文献研究等冷门“绝学”，事关文化积淀、民族记忆与历史传承。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出土文献材料日渐增多，其研究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不少学者认为“今天是冷门‘绝学’研究最好的时代”。

　　但除了人的问题外，这些冷门“绝学”的研究还面临着研究能力的结构性失衡。

　　一方面，文献的出现呈“井喷”之势。数据显示，我国迄今已发现有字甲骨10余万片，有铭商周青铜器两万余件，战国秦汉简牍30余万枚，这是推动先秦秦汉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源。

　　另一方面，则是其中许多材料未能得到及时有效保护、整理与研究，再加上出土文物的脆弱性，一旦保护和整理工作不能及时进行，将有可能永久损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学界的普遍现状是文保单位缺乏研究力量，而研究单位却没有必要的设备与条件。这无疑严重阻碍了学科成长。”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

　　协同创新，成为冷门“绝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清华简研究发展的基础上，2014年7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安徽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共11家单位组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为“2011计划”中唯一的基础文科类协同创新中心。

　　几年来，协同创新中心各单位发挥各自优势，陆续主持整理了清华简、马王堆汉墓简帛、五一广场汉简、银雀山汉简、北大秦简、北大汉简、安大简等数批珍稀出土文献资料，并与文博系统深入合作，参与了海昏侯简、肩水金关汉简等材料的整理。同时，协同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牵头了甲骨文的整理研究、北京大学进行了青铜器与金文相关材料的整理发掘。

　　“我们的学科在文史大范围中关系到中华文明的根脉和主流，特别合于文明传承和创新的要求，有其特别意义和创新性。”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表示，沿着通力协作的路走下去，出土文献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才能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索寻之旅和新时代的文化重建贡献更大力量。

　　痛点：晦涩难懂，学术壁垒高

　　对策：推动冷门“绝学”大众化、通俗化

　　长久以来，冷门“绝学”之所以少人问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多数学术壁垒较高，难以与大众亲近。

　　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其在今天的意义与价值。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开头便写道：“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曲高和寡”的窘境如何打破?

　　在2016年开馆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层展厅，“竹简上的经典”曾作为常设展览之一，向来访者讲述竹简的故事。以清华简及相关研究为主题，清华出土文献中心多年来主办、承办各类学术会议21场，举行学术讲座近50场。老师们撰写《古文字初阶》《青铜器入门》《走近清华简》等通俗学术著作，登上“王国维学术讲座”“光明讲坛”“开讲啦”等校内外交流平台，走出书斋，用故事写文化、与大家话文明。

　　不仅注重用多种形式唤起国民认同，还注重用考古文物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早在2013年，“写在竹简上的中国经典——清华简与中国古代文明”专题展览就曾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美国达慕思大学图书馆展出;近年来，清华简团队还与美国达慕思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等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英文、日文相关研究著作十数种、论文数百篇。

　　“一个考古文物上的重大发现，不在于发现了什么金银玉器，而在于这个发现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看法，这才是重大发现。而任何一门学问，最后总要回归社会。”李学勤始终坚信这样的治学准则：将学术研究的结果用恰当的方式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应该尽的义务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