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石阡，追寻红军跳崖的悲壮往事

 

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63岁头发花白的陈德昌每当轻声哼起这首歌，心中总会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愫。

这首曾流传于中央苏区的民歌《当兵就要当红军》，是他的父亲生前最喜欢的歌曲，从小陈德昌就时常听到父亲唱起，在心里深深埋下了种子。他知道，这是父亲在部队时经常和战友们唱起的歌。有时他也在思索，父亲唱歌时的心境。或许，那些跳崖牺牲的战友们，会在低沉的旋律中，一个个都活过来吧。

那是一段尘封已久的悲壮往事。

“宁可死，也绝不打老百姓”

陈德昌的父亲叫陈世荣，原名何步荣，出生于1915年，籍贯湖南郴州市汝城县，9岁父母双亡，12岁参加游击队，从家乡出发到达井冈山，在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任司号员。

1934年8月，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两个师六个团共计9700余人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陈世荣当时19岁。

10月5日，红六军团五个团进入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

石阡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市西南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设石阡府，1914年改府为县。石阡县是仡佬、侗、苗、土家族等多民族聚居地区，同时受到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影响。

7日，红军遭遇桂敌，甘溪战斗失利，红六军团被截为几段，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重围。部队分头突围转战，15日抵达龙塘朱家坝，准备从板桥渡石阡河去印江，不料被敌军先抵板桥设防，敌我咫尺。

16日，困牛山战斗打响。军团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拟二进甘溪出石阡。红十八师师长龙云和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率800多名红军战士断后，目的是拖住全部敌军和地方民团。

困牛山山势南高北低，随处可见悬崖绝壁，像一头巨牛静静伏卧着。当年的石阡百姓还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为防止野兽侵袭，每年烧山，山上杂草丛生、树木稀少。困牛山南、西、北三面有黑滩河环绕，只有东部的地势稍缓。南端的虎井沟，宽不足10米，长约300米，靠着困牛山的悬崖，最高有70多米。

陈世荣生前向家人回忆，红军刚上困牛山就听到土匪打枪，发觉被埋伏。红军与敌血战，师长龙云率200余人冲出重围，但由于头一天部队误食桐油，很多战士拉肚子，加之老百姓被敌人裹挟走在前面，不便展开战斗，团长田海清壮烈牺牲，部分红军一步步被逼到虎井沟悬崖边。

“当时他们连长喊，把枪甩下河去，一起跳崖，我们不能落在敌人手里。”陈德昌说，“父亲说，跳崖的时间在下午，他知道崖很深，但他怕伤到老百姓，没有狠狠地打，他也不愿做俘虏，宁可跳崖。”

陈世荣个子小，又拉肚子，浑身没劲，跳下去就被一根藤缠住了。等敌人散去，第二天天快亮时，他抓着藤从虎井沟爬出来，把身上的号和马灯藏起来，沿着黑滩河往出走。

一起爬出来的还有两个幸存的红军战士，他们到川洞就分手了。陈世荣从川洞打石场走到水井坳后，被土匪捉住要杀，一个路过的地主说：“他还是个娃娃，杀他搞哪样，杀了是滩血”，把他救了下来。后来陈世荣被当地人陈国善收养。

“我爷爷见到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头上的弹伤都生了蛆，后来我父亲改了陈姓，定居在马槽溪村，在这成了家，一直给我爷爷养老送终。”陈德昌说。新中国成立后，陈世荣担任农会主任、大队书记27年，他后来又认识了两个幸存红军，他们一直有往来，每年都要去跳崖的地方祭奠战友，直到陈世荣2001年去世。

陈德昌在石阡县大沙坝乡卫生院当医生，父亲去世的第二年，陈德昌入了党。他说，父亲生前经常想念部队，想起红军时候的生活，唱红军的歌，父亲对家人的叮嘱至今在他脑海中回响：“全国解放不容易，你们都要珍惜，要好好工作，好好务农。”

“红军跳崖人数在100人左右”

当年的困牛山村属于石阡县和思南县的交界地带，两县对这段悲壮的历史都没有记载，因此一直尘封着。上世纪70年代，当地公社还组织群众下河打捞红军战士遗骨，但很少被外界知晓。

2001年，38岁的杨又铸任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困牛山战斗相关资料，他问身边同事：困牛山到底在哪？没有人能说清楚。

杨又铸曾在乡镇工作，有不少熟人朋友，他就托人四处打听，后来听说龙塘镇有困牛山这么个地方。“我在龙塘镇找到困牛山村，一去就碰到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他亲眼看见红军跳崖，还有其他目击者，他们带我去看了跳崖的地方。”杨又铸说。

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杨又铸走访了困牛山村及周边十多个村庄的100多名亲历者、亲历者后代和幸存红军后代。其中，目击当年红军跳崖的村民9人，都已八九十岁高龄，而能确认身份的幸存红军已全部离世。

为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杨又铸多次专程到贵阳，恳请一些老党史专家帮忙搜集资料，“他们听说后都很感动，想到实地祭拜，但那时从贵阳到石阡坐车要两天，这个心愿一直没有实现，我就在石阡做实地调查，他们帮忙丰富完善资料，有的专家甚至到北京，去军事博物馆抄录资料。”

在走访中，蔡应举、滕久全、安天明、姚祖华、张著明等见证者，向杨又铸回忆了让他们毕生难忘的困牛山战斗：那天，他们听到“黑滩河沟里枪声嚯嚯地响”，“首长(团长田海清)被打死，红军战士放声大哭的声音”。看到跳崖的净是些十五六岁的娃娃，跳崖牺牲的红军“一窖窖”(意思是“一群群”)，“一个红军飞下崖去屁股插在树桩桩上”。

你一言我一语，尘封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有人说，红军到了困牛山，给孤寡老人田大娘十多块大洋，还有人说，住宿卢万培家屋檐下的红军走时留下一段黄州白布。

“这些老人回忆，红军不怕死，与敌人肉搏，打穿制服的敌军一枪一个准，只是不打拿棍棒的百姓，把枪打得很高。”杨又铸说。困牛山战斗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虎井沟河边一带，到处都能见到红军烈士的遗骨。

据贵州省党史专家综合分析党史、军史资料、历史档案记载，以及实地走访调查和考察，红军跳崖人数在100人左右。

国民党军队离开后，群众明白红军并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出来救护红军，待伤病治好，体力恢复后，又送红军上路到印江县寻找主力部队。除了陈世荣，被村民主动救了下来的红军还有很多。群众不怕国民政府查办，收藏红军遗物、安埋尸骨，传颂红军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失散红军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爱护。陈世荣常应邀到附近学校等单位讲述当年红军跳崖的英雄事迹，每次都深深打动师生心灵，引起强烈共鸣。蔡应举常说：“红军、红军，血肉相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红军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2004年是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杨又铸拿出自家准备购买小轿车的10万元，自费出版了心血著成的《困牛山红军壮举》一书。

“红军在面对百姓误解，把他们当成匪来打的情况下，依然把百姓当亲人，把生的希望留给百姓，自己选择了死，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杨又铸感叹说，“出版这本书，是贵州一批老党史工作者的心愿，那么多红军牺牲在这个地方，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作为基层一名党史干部，有责任把这些记录下来，或许能让世人受到一点点启发。”

“虽硝烟散尽，但丰碑永存”

如今的石阡县，虽属于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但资源富集：拥有世界少有、国内独有且储量丰富的地热矿泉水资源，有面积38.5万亩且获“中国驰名商标”的苔茶资源，有储量达15亿立方米，品种达22个之多的石材资源，是“中国温泉之乡”“中国矿泉水之乡”“中国苔茶之乡”等。红军两进石阡，留下大量的红色革命印迹，1992年石阡被列为贵州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这些年，46万石阡人民正发起另一场决战：2014年到2017年共实现7万人脱贫，目前的贫困发生率已降至9.12%。2173平方公里的红色土地上生机盎然。

红军跳崖的故事仍在当地流传着，老人、孩子耳熟能详。今年50岁的困牛山村村支书张国玉记得，自己从小就经常跟随爷爷和父辈们到虎井沟的悬崖下给红军烧纸祭奠。

“不光我们家，很多村民清明都要来，虎井沟路边的岩石都被焚香化纸熏得漆黑。”张国玉说，“听老人讲，当年国民党拿群众当人质，红军不愿意伤害群众，很多人从崖上跳下来，净是些年轻娃儿。”

2008年，石阡县委县政府与红二方面军后代共建困牛山纪念碑，萧克将军题写“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碑名，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撰写碑文，9位老红军、老将军题词。

困牛山纪念碑位于困牛山村赵家山组，距离石阡县城40多公里。连绵的大山远接天际，一片苍翠中掩埋着多少忠骨，没有人知道。位于半山腰的“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高10.5米，底座长9米、宽3米，呈火炬状。碑主体右为红六军团军旗，左为困牛山，旗与山融为一体成丰碑。

碑座下方，刻有“千秋功绩在、碑树人心中”“名垂青史、光照后人”“长征英烈、永垂铭记”等字样。

困牛山战斗遗址建成后，一直由村里负责维护，张国玉和村干部经常轮流打扫这里。2015年，一些红军后代曾来此祭扫，栽种下的十几株常青树至今枝繁叶茂。

顺着陡峭的山坡往下走，当年红军跳崖的地方虽然找得到，但已经荒草丛生了，接近悬崖顶处边缘，可听到下方河滩的湍急水声。到崖底有一条小路，非常难走，需要步行一个多小时。

硝烟散去几十年，困牛山下，村民过着宁静安详的日子。困牛山村是个少数民族村寨，现有人口1379人，其中贫困人口415人，村里通过养猪、种花椒和蜂糖李等特色产业带动脱贫，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8年已接近6000元。

张国玉说，2014年，困牛山战斗遗址被列为铜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后，来参观的单位和个人越来越多，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激励和鼓舞着更多人。

“据我们所知，这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最大规模的跳崖壮举。”贵州省长征研究专家、遵义医学院教授谷松岭说，困牛山红军跳崖，是爱民壮举、民本壮举、英雄壮举。

贵州省委党史办副主任覃爱华做讲座，经常讲到困牛山红军跳崖壮举，打动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没想到历史上曾真真切切发生过这些事，红军有这么壮烈的事情，听众们也体会到了新中国创建的艰辛。

“长征先遣队后来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坚持在根据地斗争，做出巨大牺牲，体现出顾全大局、勇于牺牲的精神。”覃爱华说，“我们有幸，生在和平年代，虽硝烟散尽，但丰碑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