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要想写作，就先生活”

 

柳青(左一)下地劳动

 

柳青(右三)与皇甫村农民在一起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

　　【向人民学习 向生活学习·重温当代现实主义经典作家】

　　柳青是一位有着强烈社会参与意识和生存探索精神的作家，他非常重视对象化实践，他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都与他当时亲历的对象化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在《美学笔记》中柳青指出，作家的文学才能是在社会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作家的气质更具有社会实践的性质。作家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与人民群众同生活、同感受、同爱憎，才能够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也用一切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柳青把作家深入生活称为对象化实践，认为这是艺术创造准备阶段的对象化生活实践。在对象化的生活实践中，作家首先把自己化入人民群众之中，成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与人民建构一种生活共同体，让人民生活陶冶自己，丰富自己。其次，作家进行对象化的艺术实践，按照自己的艺术修养与审美理想，对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进行艺术化，将其化成一种通体散发着人民生活气息的有意义的艺术形式。这样，作家便以艺术的精神家园，吸引人民，感召人民，与人民结成精神共同体。柳青指出，“文学是一种综合感觉的语言艺术，既通过五官引起读者的艺术感觉，也通过读者的精神(思维和意识)引起读者的艺术感觉。人们常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引人入胜等。作品的好坏，在拿思想原则性和艺术形式美(主题、结构、情节和语言)来衡量的时候，有决定意义的是：读者能否通过精神感觉与艺术形象同在，这就是所谓艺术的魅力。”

　　扎根群众之中，进行对象化的生活实践

　　柳青终身奉行“要想写作，就先生活”的原则。在他看来，写作既是作家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又是与读者进行的一种对话活动。这种生活方式和对话活动是由对话对象决定的。想要对话产生效果，作为说话者的作家必须懂得其对话对象——读者的话语规则、人生理想、审美趣味。这就要求作家深入到读者的生活之中，与其结成感同身受的生活共同体，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他说：“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向社会学习。这是文学工作者的基础，如果拿经济事业和文学事业比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基本建设。”为了搞好这项基本建设，作家必须在自己选定的读者群落中给自己建立一个根据地，在根据地里扎根，与根据地里的人民(未来作品的读者)建立一种呼吸吐纳关系，从中摄取和消化自身缺少的人生及艺术营养，丰富和壮大自己的生命感以及艺术感。社会主义文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作家只有把根据地建立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人民群众生活的地方，才能深入地亲历人民生活，体验人民生活，才能做到不仅通过自己的思维，而且通过全部感觉捕捉到人民生活的丰富本质和独特形式，才能在对象化实践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把对象化实践进行得彻底。为写出能够温润人民心灵，启迪人民心智，在人民中传得开、留得下的作品，积蓄丰厚的创作资本。

　　柳青深入人民生活的对象化态度非常坚决和彻底。他在皇甫村积极投身于当时农村正在进行的合作化运动，用心地体验，细致地观察，深沉地思考当时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合作化运动及其三农问题，真正做到了身入心入情入。他把人民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来对待，把人民肩上的担子当作自己的担子来扛，从来没有站在局外进行旁观。1960年4月，他将《创业史》第一部的稿费16065元全部交给王曲公社，作为工业基建费用。当时的长安县委书记指示下边的负责干部：“老汉辛苦了这么些年，应该给他留下些，怎么能让他全部捐献呢?”他说：“不，不能留，哪怕是一分钱也不能留。留一分钱都不叫全部。”他对劝他的干部说：“我也是公社社员嘛，社员是体力劳动，收获都交公社了，我是脑力劳动，收获也应该归于公社。”并且再三叮嘱公社领导，对此事保密。1962年4月，由于饲养管理不善，他所在的公社各生产队普遍发生牲口死亡现象，柳青放下手头正在写作的《创业史》第二部，同公社干部王培德、胜利大队王家斌等，一起检查全公社各生产队的饲养室，和饲养员们座谈，总结经验与教训。之后由柳青执笔写出了《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交给全公社的饲养员及干部群众讨论后油印下发。后来长安县政府将其印成插图小册子，发给全县的饲养员。

　　柳青是生活实践对象化的坚持者，也是这种对象化活动的受益者。他的作品基本都是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生活的艺术化表现，这些作品既有与物婉转的精妙，又有与心徘徊的独到。柳青对象化实践的经验，形成了当代陕西文学的一种创作传统，造就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陈彦等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影响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向，也为世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注入了鲜活的力量，形成了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国方案。

　　但在当时，也有人对他的对象化实践活动表示质疑，告诉他：某地有位年轻作家深入生活3年，年年被评为五好社员，却怎么也写不出作品来。柳青听到此事后，首先表达了对这位年轻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对象化活动精神的敬佩。他认为，这位年轻作家深入生活本身没有问题，之所以写不出作品，是因为在进行对象化实践时忘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如果他能把这种对象化实践坚持到底，总结经验，改变方法，即在保持作家的独特性的前提下进行对象化实践，一定会比那些脱离生活的作家更能取得成就。

　　柳青说：“作家的文学才能和作家气质要在对象中肯定下来，这还需要作家有别于他要对象化的人(即工农兵群众)。”作家扎根群众之中进行对象化实践，目的是与人民群众构建一个生活共同体甚至生命共同体，在这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中，熟悉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了解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为今后在创作实践中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审美共同体打造一个现实基础。因此，即使在深入生活的对象化实践阶段，作家也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民同质化，他依旧必须保持自己的审美创造者的本色，以此区别于生活中的人民群众。

　　柳青是一个始终坚持改造生活优先于诗化生活的人。在深入基层对象化的生活实践中，他始终最关心的是如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如何让农民脱贫致富。他是陕北人，不论走到哪里，始终保持着与故乡的联系，牵挂着故乡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况。从1955年至1972年，他先后多次向中央和陕西领导提出《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认为陕北的气候是十年九旱，水源有限，加之地形零碎机械受限，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投资不能收回生产成本，因此不适合发展农业，应该因地制宜进行经济建设。“陕北地区的气候，土地和地形是天然的最理想的苹果产区。”首先，苹果不怕旱，靠土壤中大地的潮湿度就可以生长。其次，陕北丘陵地带坡地的斜度，便于通风透光，最适合苹果树成长。再次，陕北冬季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阻止虫卵过冬，暖季能节省农药，降低了生产成本。陕北土地经营方针改变之后，必然会兴起现代工业城市。延安、绥德、榆林将建成各种振兴经济的工厂，随之带动陕北地下石油和煤的开采。“铁路运输是陕北地区经济结构改变的关键。首先打破陕北与国内经济区域隔离和半隔离状态。”方便进出口，顺畅物资流通，保障粮食进口。他的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人理睬，在“农业学大寨”大修梯田、以“粮食为纲”的60年代，不仅被当时的有关领导拒绝采纳，甚至警告说：“难道你的牛棚还没坐够，真是太糊涂了。”柳青听后非常气愤：“不知是你糊涂，还是我糊涂。”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才采纳了柳青的建议，让陕北退耕还林、种树种草、保护恢复生态、发展交通，开采煤和石油，真正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柳青在对象化的生活实践中，一直用实际行动和人民群众一道扛生活的担子，通过为人民分忧解难的行动，与人民建立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他在对象化过程中贴近大众，抛弃名利，真正做到了接地气、懂人气、脱俗气、扬正气。他来到人民群众中进行对象化的生活实践，是因为从心底对人民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所以才会“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建构起社会主义生活共同体。

　　研读文学名著，进行对象化的艺术实践

　　柳青是一个有着明确身份意识的作家。1952年举家由北京搬迁到长安县，他既不是来当官的，也不是来当农民的。他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楚，他就是一个深入生活、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对象化实践的作家。虽然他1962年为了改善当地饲养室的管理，防止牲口死亡，毅然放下手头正在写作的《创业史》;为了改变家乡陕北贫穷落后的面貌，冒险向上级写改变陕北土地经营方式的建议，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作家身份，没有忘记自己的写作初心和使命。1952年9月30日，他写道：“我已经下定决心长期在下面工作和写作。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与干部保持永久的联系”“我今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将表现我的决心是否被坚持了”。刚到长安的时候，为了方便深入生活，上级组织给他安排了一个县委副书记的职务，他与皇甫村人民群众熟悉之后，便辞去这一职务。只是为了查阅文件方便，保留了一个县委委员的职务。他在皇甫村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撰写了不少有关农村工作的文章，对当地的农村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在深入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以他看到的皇甫村合作化运动为原型，创作了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社会主义史诗《创业史》，深刻地再现了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生动地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等一批典型人物，至今依然闪烁着熠熠夺目的艺术光芒，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它以这部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作品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结成了文学共同体。

　　柳青认为，作品的艺术构思在作家的对象化实践中进行并完成。作家对象化的生活实践，是对象化的艺术实践的准备，作家对象化的艺术实践是对象化的生活实践的完成。对象化的生活实践让艺术构思接地气，有人气;对象化的艺术实践让构思有美感，能启迪心智，两部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构思过程。“作品的整个构思过程是，前一部分是生活过程，后一部分是创作过程，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作品的构思过程。前一部分生活过程，就是作者自己思想感情发生变化的过程，后一部分创作过程，也就是作品中人物思想感情发生变化的过程。”这就要求作家在进行对象化生活实践时，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与人民群众心相依，情相吸，命运相连;另一方面始终不忘自己的创作初心，无论多么忙，每天都给自己留出一定的读书学习时间，从而保证自己既在生活伦理层面能与人民群众同感，又在艺术审美层面与人民群众共谋。

　　生活作为自然形态其本身是粗糙的，作家如果被这种粗糙的实践需要所支配，他的对象化实践就只有被局限的意义。艺术是人化自然的结晶，所以，作家在进行对象化的实践时，一定不能忘记审美和艺术的修为。他每天给自己留出一定时间，制造一个艺术环境，研读中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他在美学笔记中说：“一方面坚持自己作为社会活动家的生活，另一方面保持住一部分艺术的生活(读书和写作)。”这对作家来说是最理想的对象化实践方式。这两种不同的对象化实践，让作家养成两种互有差异的人格意识。一个是现实中生活的伦理的人格意识，即艺术对象的人格意识，一个是审美的人格意识，即艺术创作者的人格意识。审美事件只有在各不相同相互限制的两个意识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一个独立的没有外部限制的意识，不可能形成审美事件。作家对象化的生活实践是为对象化的艺术实践做准备的，因此，他一方面必须尽可能把自己化成生活对象，另一方面又必须让自己与生活对象拉开一定距离，形成一定差异，否则就无法整体把握生活对象，无法诗意地重构生活对象，无法审美地创造对象。

　　要进行对象化的艺术化实践，作家必须向艺术学习，培养自己的艺术感觉，敏锐自己的艺术眼光，开阔自己的艺术心胸。作家要把自己从生活实践中抽身出来，从对象世界的依赖关系中分化出来，让自己变成一个自由的主体。这样，既为自己从容地观照、剖析、玩味对象世界创造空间，又为自己自由地建构诗意的对象世界打下基础。化出生活世界进入艺术世界，给自己创造出艺术的环境。柳青认为，立志进行对象化艺术实践的人最理想的状态是：一方面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另一方面又和书籍保持联系。与书籍保持联系就是通过学习前辈作家的作品，与前辈作家保持联系。“每一个作家都有必要向前辈作家学习如何突出主题，如何谨严结构，如何发展情节和如何提炼文学语言。”进行对象化实践的作家，通过学习前辈作家的眼光、技巧、艺术境界，与前辈艺术家建构一个审美共同体，通过在共同体中与前辈艺术家的对话交流，把自己由世俗的人化成一个艺术的人，一个结构的练习者，化成一个掌握了诸多解构和结构现实世界和人生技巧的人，能够对自己对象化实践中的对象进行多重拆解并重新结构的人。进行对象化艺术实践的作家只有不断向前辈作家学习，不断练习自己的解构和结构现实人生的技巧，不断丰富自己的想象力，才可能变成一个优秀的艺术的人，与前辈作家在艺术共同体中对话和竞争，才可能在创作史上为自己争得一席生存之地。

　　对象化艺术实践的目的，是要化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社会，无愧于自己的作品。”用作品与人民对话，与时代对话，与社会交流，在对话交流中建构一种让自己安心、让人民暖心的审美共同体。柳青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充分的自信，他晚年写道，“我看了一些历史书，看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看了这些书籍以后，对自己精神有很大的影响，使我更爱我们这个社会，更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这个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充满敬意，在自己的代表作《创业史》中极力塑造从底层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描写他们与传统农民不一样的品质：消除个人的私心杂念，关心群众的疾苦，了解群众的愿望，相信群众的力量，懂得群众的理想。讴歌他们在集体合作中做人，做大写的人，有尊严的人。自愿与他们进行对话交流，构建同谋共感的审美共同体。

　　柳青用对象化的创作方法进行艺术创造，其艺术目的在于建构社会主义文学共同体。他认为，艺术创造作为对象化的艺术实践，是有别于现实活动的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所涉及的一切，诸如社会政治、经济、伦理诸方面事件，都必须以个人生活事件的形式出现，以个性特色发挥作用。作品通过把艺术世界里所有的人和事，纳入特定角色的经验模式，与特定角色的生命感受融为一体，把社会内容个人化，为客观事物打上主观色彩，从而保证了它们具有文学艺术的外观统一形式。当某个人物观察、注意、谈论乃至动手去干某事时，他自然会把生活意向投注于此事上，会把自己的兴趣色彩涂抹在此事上，进而对眼前的人事做意向性的改造。经过这一改造，作品的每一章的视角都极具个性。此个性化视角中的人事，都转化成为特定人物的某种生命经验，它比起作家站出来直接讲述这些人和事，更有感触特性。这种手法把个人现身的外在场所移置到内在的热情与想象领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生活世界，这个艺术生活世界的历史，由个体的心灵史构成。《创业史》的巨大贡献，就是它把特定时期的社会史对象化为众多角色的心灵史，对象化为个人遭遇、热情、欢乐和苦恼所构建的特殊历史，从而既刻画出了每个人物的命运轨迹，又在总体上参与并推动了社会历史的总体进程。

　　(作者：段建军，系西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艺审美共同体研究》[18ZDA27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