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程序化写作回到“人”本位 新诗如何走向更远方

　　在中国昂首迈入新时代之际，中国新诗也走过了百年历程。

　　“百年间，中国新诗深刻介入历史与现实，在巨大社会变革中描绘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塑造中国人新的审美感觉，凝聚中国人的精神。中国新诗在时代的变化中变化，在人民的创造中创造，始终贴合着时代与人民的需求。”日前，在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主办的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吉狄马加如是说。

　　“诗歌应该成为大众文学，而不是小众文学。”论坛主持人、《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认为，现在，诗歌读者群、新的诗歌传播渠道和相当数量的写作群体已经有了，但我们还需要呼唤伟大的当代诗歌的出现，期盼“高原”之上的“高峰”。

　　“生长、活力，实绩。”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言宏这样概括新时代以来的新诗。他认为，近些年来，中国诗人、诗歌批评家、编辑出版家、诗歌翻译家和大众，共同促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

　　这些年，我国诗歌创作明显回暖，各种创作和活动十分活跃，但是好作品仍然比较少。目前，我国参与诗歌创作的人数众多，各地诗歌团体越来越多，诗歌艺术样式更加多样，传播方式更加丰富，大众媒体积极介入，扩大了诗歌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新诗创作中“有数量、缺质量”的问题也很明显。深刻反映时代变化、基调明亮、能量充足、人们喜爱的精品仍然比较少，尤其缺乏现象级好诗。一些诗歌在艺术审美取向上情趣低下、基调灰暗、正能量缺失，这些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

　　众所周知，中国新诗是在向外国诗歌的学习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扬子晚报》“诗风”诗刊主编、诗人龚学明认为，不少青年诗人沉浸于翻译而来的外国诗歌中，而无视有着丰富养分的中国传统诗词文化。一些有见识的诗人，在经历多年对国内外诗歌的解读、剖析，经过艰苦的创作探索和深思后，重新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诗歌文化。

　　《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诗人刘笑伟认为，军旅诗人在学习古典诗歌方面具有天然优长。在历史长河里，边塞诗人留下了无数令人荡气回肠的诗句，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独特的美学品格。军旅诗的优势是国家情怀、正大气象和铁血品格。军旅诗人一定要发挥军旅诗的优势，放眼时代、壮大格局，要有“大视野、大情感、大气派”，在新时代形成自己的新气象，发出自己洪亮而独特的声音。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秦立彦认为，学习古代诗话是通达古代诗人心灵的一条捷径。通过阅读古代诗话，可以感知汉语的温度、湿度、浓与淡、轻与重、动和静、哑与响，知晓炼字之妙。在以西方诗人为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自豪地以中国古人为师。

　　咀嚼生活 拥抱时代

　　直面现实是新诗宝贵的品质。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都涌现出代表性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五四时期，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徐志摩、李金发、冯至等人的作品，领风气之先。抗战时期，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歌颂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百折不挠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公刘等人的作品，充满着喜悦浪漫情怀。改革开放后，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北岛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出开放的中国青春焕发的气象。

　　有人认为，当前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诗歌刊物、诗人及其作品的数量，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以更加包容的姿态降低了诗歌作者进入的门槛。诗歌创作由此进入迸发期，但也呈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状态。

　　扬州大学教授罗小凤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躲避崇高”“反文化”“反意义”等诗歌理念的鼓动下，诗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性、严肃性被彻底消解，形成“崇俗”“崇私”甚至“下半身写作”等倾向。中国新诗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首先是“躲避崇高”后内容上的“轻”;其次是诗歌的美学伦理放逐后，诗歌艺术上的“平”;还有就是诗歌语言“白话化”所带来的韵律美感的“苍白”。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振亚认为，“如今，不少诗人过于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与品味，没有考虑将自我的触须向外延伸，以接通自我与社会、时代的联系，可能寄寓大悲悯的题材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悬置，饮食男女、吃喝拉撒、锅碗瓢盆、风花雪月等鸡零狗碎、无聊琐屑的世俗吟唱无限蔓延，将个人化降格为私人化，诗魂自然也就被淹没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之中了”。

　　“要完成新史诗创作的重任，需要诗人们对新时代的本质特征有真实的认知。”《诗歌月刊》主编李云认为，诗人们要有“刮骨疗毒”的决心和勇气，剖析诗歌创作中的流俗病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诗人既心存高远，又脚踏实地，从小悲哀、小感动、小情绪、小欢喜和沉溺于语言内部炼金术的小伎俩中走出来，树立大格局、大抱负。

　　“诗歌是在咀嚼生活的过程中，被生活咀嚼出来的思想和艺术产品。诗歌要无愧于新时代，就要大胆地拥抱新时代。”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车延高说。

　　重建诗歌与民众的联系

　　“今天，我们应该反思新时期诗歌‘精英化’所带来的弊端，将诗歌从文化精英的垄断中解放出来，重新在诗歌与民众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评论家、《文艺报》新闻部主任李云雷说。

　　“诗人要真正扎根大地，为时代击鼓，为前行呐喊，写出新时代的诗作来。”诗人吴少东认为，新时代诗歌需要新意韵。很多诗人依然在写情绪，而不是写情怀;依然在写格调，而不是写格局;依然在写文字游戏似的语言，而不去写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之美、自然与生态和谐之美、人类与信念的真善之美。我们要努力实现“小众”的最大化——写反映时代特质与“大众”心声的诗，和能够引起更多人共鸣的诗。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阎安则不完全同意诗歌大众化的观点。他认为，衡量诗歌、批评诗歌是非常有难度的。诗歌的写作和鉴赏都是需要专业知识和一定素养的。他同时认为，诗人可以在大众化方面努力，在密切现代汉语与生活的关系方面努力。诗人李瑾认为，诗歌一方面“可以简单地说为美的有韵律的创造”，另一方面，有自己的现实责任，“诗歌写作有足够的能力进入各种生活”。现代诗歌无非是在这两个方面寻找平衡点，这是它的尊严和力量所在。

　　从程序化写作回到“人”本位

　　近年来，诗歌发展呈现出一片繁盛热闹的局面。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员、青年评论家李壮认为，这与新媒体传播平台跟诗歌的结合密不可分。新媒体的发展，对诗歌在普及和遮蔽这两方面的效应同样明显。我们必须让那些真正代表当下诗歌水平的作品和观点，更多且更有效地在新媒体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

　　人工智能写诗是当今科技发展最新成果之一，它促使人们反思诗歌何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评论家杨庆祥认为，人工智能创作诗歌是一种无法对位的程序化写作。而诗歌与诗人内在的冲动和情绪，与诗人的遭遇和命运都密切相关。我们要从五四新诗传统里汲取营养，从当下自动化、程序化的写作回到“人”的本位，这样才能写出和人工智能有所区别的诗来。

　　《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诗人赵晓梦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诗人应该保持内心的安静，保持独立思考和对生活的耐心。

　　“诗歌通过网络得到了更广泛传播，更多的新生代诗人通过网络浮出水面，使自己的诗歌才华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大众的承认。”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汤养宗认为，许多年轻的诗人，没有他们的前辈默默奋斗甚至才华被长期埋没的经历，这给一些诗歌新秀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诗歌本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从而忽视了诗歌创作所需的须经长期艰苦磨砺才能获得的内功。

　　新时代，百年新诗再出发，应该走向更远方。“对时代的描摹和正面观照，不是报告文学作家们的专利和小说家们的事业。”文汇报副总编辑、诗人缪克构说：“诗人们触觉敏锐，应该努力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用诗的方式对时代和社会进行精到而独特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