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忠泰长篇自叙《一路跋涉》连载（三）

　　三、小学五年

　　1974年9月至1975年7月，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在班里面只是中上等，可能有年龄偏小尚未发蒙的原因。在那年的深秋时节，十几里外的县城电影院放映国产新片《闪闪的红星》，学校分给我们班三张电影票，班主任说是决定让学习成绩前三名的同学去看电影。当时能够去看电影，那可真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我没有能够去看电影，心里有很长一阵子不舒服。接着，学校组织师生敲锣打鼓送给德智体成绩前三名的同学家门口红纸喜报，又没有我的份，实在心痛。后来加入少先队，我也只是班上的第二批，觉得不太光荣，没有面子。班上成绩最好的是一个男生，大我一岁，他的父亲是汉口某厂的负责人，母亲是长期患病在家休养的妇女。(读完一年级后，这位男生跟随全家迁居汉口，他转学汉口以后学习成绩陡然下降，也许是因为环境陌生导致他的心理方面出了问题。)

　　1975年9月至1976年7月，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在班里面仍然只是中上等，大概是班上前三四名。那个冬季，我的奶奶去世，当时我的大姐拿着我写的请假条，代替我去向班主任老师姚三华请假两天。两天以后我又上学，班主任姚三华老师表扬了我。她说我知道请假真懂事，是一个好学生。我的奶奶是我的父亲的继母，长期与我的母亲不睦，虽个性强但她开朗外向，十分疼爱我们这些孙辈。奶奶去世的那几天，我曾看见母亲悄悄抹泪，这很正常，亲人死后不应记仇，否则，就有些不通情理。父亲在外忙于工作，伯父夜间还为奶奶守灵。那天早晨，我跟随大人们去送奶奶的棺材上山。安葬奶奶的情景，我还依稀记得。办完奶奶丧事之后，两位姑妈都曾经来过我家里联络亲情。冬去春来，首都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作为学生代表，按照学校老师安排，一个黄昏时分我在村广播室内面对着话筒宣读了自己写的简短的愤怒声讨书，稚嫩的童音飘荡在村里田野的上空……

　　1976年9月至1977年7月，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有些进步，在班上排名第二。由于班主任王竹先老师的赏识和鼓励，我的语文学习成绩在班上首屈一指。那一学年里面有三件大事，让我记忆犹新。

　　第一件大事情，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因病医治无效，在首都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霎时山河垂泪天地同悲。那是我刚读小学三年级的几天之后，夏季暑热尚未全退。一天下午，我在家里面午睡，隐隐约约听见屋外路边人们窃窃私语，低声叹息毛主席逝世了。我虽然只有八岁半，但是也知道事情非常重大，便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鞋子，匆忙跑到屋子外面观察情况，只见人们表情无奈，哀伤不已，似乎天也要塌下来的样子。黄昏来临之前，我在自家门外看见了几位中年农民每人用扁担挑着两颗大松柏树，由村子西面湖边渡口过来，走向村子中间大队部的外面就地栽下，准备设置公祭灵堂。可想而知，那些松柏树是从村子西头湖边对岸玉笋山上面挖下来的。

　　那段日子里面，人们都不愿意大声说话。学校里面老师讲课的时候，也是尽量用较低的声音，只够我们这些教室内的学生听见。走在路上，耳畔不断传来人们悲痛的哭泣声，那是广大贫下中农哀悼自己的大救星开国领袖毛主席。

　　9月18日下午，我们全校师生每人臂戴黑纱，集合在村子中间毛主席灵堂外面，排列整齐同大人们一起收听广播里面来自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毛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所有的人都默默站立着，鸦雀无声的情景。由于天气炎热和悲伤过度，一部分村民晕倒在地上，大队里面的赤脚医生和民兵们忙着救护伤员。当时的哀悼现场，很多人终身都不会忘记，那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可谓空前绝后。

　　第二件大事情，就是我的大姐参加工作。

　　1977年3月，我的父亲考虑家里经济困难日益加重，母亲身体也不好，就同母亲商量，让我的大姐去六十里外的汉南农场做工。在农场里面做工，除了身份是工人外，其实干的都是开荒种地之类农活，不比农民轻松。我的大姐那时刚满十五岁，才读完初三年级的上学期，正是渴求文化知识的年龄，而且她的学习成绩和人缘一直很好，深受老师同学的称赞。然而，大姐为了让自己的妹妹和弟弟们能够继续上学读书，只得听从父母的安排，中断自己的学业，用稚嫩的肩膀为家里分忧。毕竟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从未离开家里面，那天清晨，想着自己就要远离家乡出外谋生干活去了，大姐在临走的时候，因为舍不得离开家中亲人，突然发出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几乎是痛断肝肠。从科学角度看，大姐的行为是一种正常反应。我们作为弟弟妹妹，也一起流了眼泪。伯父赶来好言相劝，并且划船送我的父亲和我的大姐过河。上岸之后父亲带着大姐走向了玉笋山中间的汉沙公路那边，乘上开往汉南的公共汽车。(如今我回忆当时的情景，就像那件事情发生在昨日一样。)

　　第三件大事情，就是我的母亲挑担时候发生腰椎严重扭伤。

　　那个时候，我家只有母亲一人在生产小队里面干活挣工分。为了替家里挣工分，我们这些孩子每天放学回家以后，赶快放下书包，接着提起篼箕和锄头，连忙出门去拾猪粪积肥料，到了时候一起交到生产小队里。我们通常是用锄头和篼箕收拾猪粪回来倒在自家屋旁的粪坑内，过了一个月左右粪坑装满后，就由大人(父亲或者母亲)用一支扁担两个粪桶挑到五百米距离的生产小队田间大粪坑边过秤，计算工分。我家屋旁的粪坑存量是一千多斤，多半是由父亲回来休假的日子里，用一支扁担两个粪桶挑到生产小队田间大粪坑内，来往十几趟。这个夏季中间的一段时日里我家粪坑已满，父亲由于工作太忙而没有能够回来休息，母亲就决心利用公休整天空闲自己往生产小队田间大粪坑里面挑猪粪。比较而言，妇女力气小些。

　　在此，我要指责二堂哥(伯父那位非常擅长讨我父亲喜欢的二儿子)，那时二十多岁尚未结婚，似乎没有主动过来帮忙挑粪，这活对于身材高大的他而言，轻而易举，然而，他就是不主动，即使去喊，他也很不情愿，这样，我的父母不再指望。二堂哥二十岁前后，父亲多次想方设法要把他转成工人，可是他有高血压，数次被招工单位拒绝，他没造化，父亲也尽力了。按理二堂哥应该感恩，可他偏不感恩。那时每当我的父亲回家休息，二堂哥都会过来蹭饭，他心里很清楚，父亲回来我家伙食就会改善一下。二堂哥只想占便宜，不愿吃亏，对此，我的父亲未曾批评。也许，父亲也是看不起我的这位二堂哥。如果二堂哥主动过来帮着挑粪，他就是为自己积德，同时也帮了我家，避免我的母亲发生腰伤事故。二堂哥没有积德，反而在这个夏季初期冒犯了我的母亲。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那天下午我的母亲从生产小队里借回一个水车，准备给自家菜地浇水，由于临时有事需要天黑以前赶紧去做完，母亲好不容易扛回百多斤重的水车并且放在自家菜园里;天黑以后，母亲发现水车不在自家菜地，原来是二堂哥早已扛水车到他家菜园里浇地，用了以后又没有及时还原到我家菜园;母亲想用水车浇地却不能，急得骂了二堂哥一顿，二堂哥听罢，心怀不满扛来水车转身愤然而去;很长一段时间，二堂哥没有理睬我的母亲;之后我的伯父也替儿子抱不平，在我的两位姑妈家里伸冤告状，说我的母亲之所以遭腰伤，是由于天地报应。我的伯父大概一时忘了，当初我的父母曾经在数年中帮助他和伯母养育几个孩子。

　　记得就在那个夏季中间，我读完小学三年级，放了暑假，平日多半在家里做作业。一天上午，母亲先饿着步行去十几里外的县城赶集，回来也没有吃早饭，不停地用一支扁担两个粪桶挑粪送到五百米距离的生产小队田间大粪坑里面。一直到了中午，母亲为了抓紧时间挑完猪粪再做别的家务事情，没有休息，也顾不上吃饭，更忘了自己年轻时候曾经受过腰伤，坚持着挑猪粪。眼看就是最后一趟挑着猪粪走到生产小队田间大粪坑那边了，突然，挑着猪粪担子的母亲眼冒金星，一阵剧烈腰痛之后，栽倒在地，顿时晕了过去不省人事……母亲被过路的乡亲抬回家里，醒来只觉自己的腰像被锯断那样疼痛难忍，苦不堪言拼命呻吟。当天傍晚，母亲被从奓山供销社电话里面闻讯赶回来的父亲用木板车送到县人民医院，被医生诊为严重腰椎骨折，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从来闲不住的母亲，那次身不由己，接受三个月的治疗以后，才被医生允许出院。回家之后，母亲的身体已经明显不如从前，留下了严重的腰伤病根，几乎丧失劳动能力。每到潮湿雨雪天气或者劳动时间稍长，母亲就会觉得腰痛无比。每次听见母亲由于腰痛而呻吟时，我们都会心如刀绞……从那以后，母亲的脾气变得更加急躁。

　　1977年9月至1978年7月，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仍然名列全班第二，大概家庭变故促使我早熟。在那个冬天里，我的外公因病去世。母亲作为长女，主持了外公的丧事。为外公办理丧事期间，母亲数次哭得伤心欲绝，既是在哭外公，更是在哭早逝的外婆。(我的外婆是人世间少有的善良妇女，宁肯被别人欺负，也不愿意伤害别人，只知道付出，不求别人回报。我的外婆，是母亲心里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外婆的好处，至今还流传在远近乡亲里面。外婆去世的时候，我刚满一岁多，没有记忆，但是后来梦见过外婆，梦中的外婆形象，特别慈祥。敬爱的好外婆，外孙们都祝您能在地下安息!)

　　这一学年里面，我的班主任老师仍然是上一学年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王竹先，那是一个其貌不扬却充满爱心的女教师，我的第一位恩师。在我身上，王老师曾经寄予厚望。(然而，事与愿违。)在同学们的眼里，那位班主任不仅是严师，而且又是慈母。无论岁月如何流逝， 王竹先老师将永远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在有生之年，我不会忘记王老师的期盼，我会竭尽全力实现自己的梦想报答亲人，同时告慰恩师。)

　　1978年9月至1979年7月，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仍然名列全班第二，保持稳定。这一学年中间，我的倔强性格开始表现出来。有一次上算术课中间，我把二十三岁的本村未婚女教师吕早珠气哭了，因为她说我只是沧海一粟，我说自己就是愿做沧海一粟。吕早珠老师气哭的事情，很快传遍所有老师里面。吕早珠老师的同龄密友兼同事姚秋兰老师，是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性格较烈，下定决心找个机会惩治我。手握权力者如果想找机会整人，总是有的。我是五年级学习委员，按理应该积极主动参加每周一次的少先队会议，那时开会不是每次都点名，导致有的少先队员不开会而回家做事情。每次开会，都是姚秋兰老师拿着全国少先队报纸期刊放开嗓子念，我不愿听，觉得很枯燥无味。

　　有一天下午放了学，我因赶着回家做事情，猜测不会点名，所以没有参加少先队例会。泼辣的姚秋兰老师点名时知道我没有到，连忙记了下来。过了一周，大家又在操场上面坐着开少先队会的时候，姚秋兰老师大声令我单独出来站着开会，出尽洋相，当时不仅有师生看见，而且还有村里行人可以看见，恰巧，一只野蜂飞来螫肿了我的脸部。开会的少先队员们哈哈大笑，我气得噘着嘴吧不服。姚秋兰老师见我不服，大声吼叫说道：“你是不是想着，让我在学生档案里面记录一下你的表现?白纸上面留下污点陪伴一生，很光荣吗?”听罢，我低下头，为了名声清白，我愿忍受严肃处理。名声，就是我的生命。姚秋兰老师那一声，可是点中了我的软肋。不错，她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实事求是而论，她是在严格要求学生为学生好。

　　小学毕业临近的那一天下午，班主任殷新田老师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共同去附近的姚家林中学里面统一照相。我们几个先照完登记像的男同学未经班主任老师许可，擅自提前离开了中学照相现场，快速跑回村里一个水塘中戏水玩耍，没有参加那次全班集体合影，成为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话说回来，随后我的人生还有许多重大遗憾。)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每个学期末都获评“三好学生”，担任着班干部，不是班长就是学习委员。小学生涯，是很值得我怀念的时期。

　　夏季来临，历时五年的小学生涯画了句号，我的心中陡然产生无比留恋之情，即将告别这熟悉的学校和老师，到村外二里处的中学里面去读书，不禁感到思绪万千。这个时候，我开始变得多愁善感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人间会有生离死别。虽然我只有十一岁，但是多次见过村里男女老少丧葬场面，那些死者家属肝肠寸断的大声哀嚎，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暑假期间，我在村里看了电影《怒潮》第一遍，接着又到邻村看了第二遍，其中那首主题歌曲《送别》总能牵动我心中的无尽思绪，如同更早以前河南省一个马戏团的一对青年男女恋人默契地配合演奏的哀婉乐曲《二泉映月》那样扣人心弦，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甚至终身铭心刻骨。(直到现在年过半百，我还依然非常喜欢那个时候学会的著名经典红歌《北斗星》、《送别》、《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爱听更爱自唱。)

　　小学毕业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早熟的孩子。苦难，催人早熟。早熟，不一定有好结果。人间任何事情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这是真理。

　　在那个暑假里，我受了如下一个较大的惊吓：

　　一个晴天早晨，母亲把两角钱和一个崭新的手提钢丝篮子，递给了我，让我去十里外的县城集市，买回几斤竹叶菜，用来栽种在自家菜园子里。我很高兴，能够逛那繁华的县城，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崭新的刷了黑漆的钢丝篮子，是在奓山供销社工作的父亲前些日子带回来的，据说花了四元钱，很时髦的家庭用具，我看着很舒服，十分喜欢。

　　我挎着钢丝篮子，高高兴兴出了家门。一小时后，我抵达县城集市。当时县城人口不多，没有固定的专门菜场，人们只是在街道两旁路边狭窄的屋檐下一字排开，买卖蔬菜，不时还要回头提防过往的行人车辆磕碰。

　　我奔向正街西边的菜市，仔细搜寻，望见一位大约六十岁的太婆是卖竹叶菜的，就走了过去。当时，那位太婆弯腰整理着箩筐中乱成一团的竹叶菜，而事先把杆秤放在箩筐朝街的一边。我只顾靠拢向太婆搭话问价格，却没看见自己脚下横着一杆秤，竟不小心一脚踩在秤杆上，“咔嚓”声中秤杆断了。胆小的我一时不知所措，心想那杆秤至少价值数元，而自己只有两角钱，无法赔偿。太婆看见自己的秤杆被踩断，猛然一下夺过我手中的钢丝篮子作为抵押，另一手拽住我的右臂，防止我跑掉。我吓得哭起来，泪流满面，连声说对不起，自己不是故意踩的。这时旁边来了一个买菜人，太婆连忙搭讪，暂时放开我，去向左边的一位卖菜的中年妇女借秤。接着太婆一边往秤盘里捡菜，一边细看秤上的斤两数字。就在这一瞬间，那位借秤的中年妇女怀着恻隐之心，趁太婆没注意，嘴巴凑近我的耳朵，轻声教我快点逃走。我唯恐不能脱身，听见中年妇女话后立即转身向街外面跑，每拐一个弯，都要下意识地回头望一下，深怕被太婆追上，抓到公安局里面去。因为在我开始跑的时候，太婆使劲喊了一声“你还敢跑”。

　　我一边跑一边哭，出街口时遇到上县城里来的一个同乡。同乡得知我的遭遇后，嘱咐我一路赶紧不要停下。我在赶路的过程中，还担心太婆会出什么事情，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闹出人命。

　　我几乎一口气沿路连走带跑，不久已经到了村口，看来，太婆肯定追不来了。这时已是中午吃饭时候，但是，我不敢回家，非常害怕脾气急躁的母亲打骂我。因此，我痛苦地一下子坐在小路边一个被阳光晒干了的细长水沟内树荫里，考虑下一步自己应该怎么办，幻想着母亲不会打骂我。我靠着沟沿边，低着头着急。

　　这条小路上很少有人走，尽管离村里近些。不远处有一条绕了弯经过姚家林中学的大路，人们大多喜欢从那里走。

　　从中午到下午，我一直坐在沟里。近两个多小时中，只有两个人路过，前一个是我在县城街口遇见的那位同乡返回村里，后一个是我的三堂哥(伯父的三儿子，是我的父亲设法带出去当上工人的)探亲之后返回单位。那位同乡看见我坐在沟里，就问为啥不回家，我说害怕母亲打骂，同乡摇头叹息着走开了。三堂哥大概没有看见我，他可能要赶着去外地单位上班。三堂哥走过时，我还期待着他能回去帮着向母亲求情，不要打骂我，至少过来安慰一下。可是三堂哥就像老电影中的日本鬼子一样，仰头笔直走向远处，眼睛不往路的两边看一下子，我心里失望极了。

　　眼看没人帮助，我十分沮丧。小肚子饿瘪了，我很想吃饭，无可奈何，我只得硬着头皮走回家。二姐正在家里洗衣服，见我哭丧着脸空手而归，顿时觉得莫明其妙，开始问起情况。我做了说明以后，二姐转过身去继续洗衣，一边洗衣，一边说道：“今天你闯了祸，就等着挨娘的打骂吧。”

　　我顾不了多想，先得填饱肚子，走到厨房，吃起灶上锅里的饭。黄昏来临前，母亲收工回了，我哭着诉说了经过。母亲这次破天荒地没有打骂，只是叹了一口气，然后忙着重新去烧火做饭。我感到很庆幸，母亲这回开恩了。

　　其实，母亲心里憋着火气，儿子丢了新钢丝篮子，毕竟是家里的损失。也许她还在心里自责着，早晨自己不应该让一个孩子去县城里面买竹叶菜。

　　第二天黄昏来临之前，母亲照例放工回来。刚进家门，母亲就对担惊受怕帮着做家务事的我说：“今日下午我们在地里干活时，几个婶婶算了个账，一个钢丝篮子四元钱，一支杆秤六元钱，即使旧秤也要四元，钢丝篮子和旧秤正好相抵。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你以后要多加小心些，莫缺德损坏别人的东西，否则我一定饶不了你。解放前一些有钱人修桥铺路，那是积德行善做好事。损阴丧德的人，是要遭天地报应的。”

　　我虽然没有受到打骂，但是心里并不轻松。我还一直都在祈盼着，那位太婆可不要因为那一杆秤被踩断了，回家受到亲人的责备，无法交账，而自寻短见。因为那种悲剧在乡下并不罕见，我曾经亲眼看到过了的。

　　那个暑假里面，我丢失钢丝篮子的事情成为生产小队里人们的笑料，直到十几天过后，我进村外的初中学校姚家林中学里上学去了。

　　小学时期，我曾非常喜欢篮球运动，最初是因经常观看大人们的篮球比赛，多半是公社主办的各村篮球队之间的友谊比赛，还有县粮食局驻我们村子里面的学习班内队员们之间的篮球比赛，让我百看不厌，陶醉其中。那时我喜欢打篮球，虽然技术欠佳。有的时候我竟然把学校老师扔出的浆糊胶盒当作篮球投掷，并且乐此不疲。我也曾经喜欢乒乓球运动，可惜都没有坚持下来。

　　另外，我喜欢翻看阅读连环画和历史书籍，崇敬革命领袖和英雄，厌恶反动派和叛徒。记得当年学校搞过勤工俭学活动，就是让我们学生为村里(大队)塑料厂洗尼龙。学校把挣的钱用来买回连环画图书，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戚继光》《郑成功》《李自成》《太平天国》《小刀会》《义和拳》《白莲教》《洪湖赤卫队》《杨开慧》《地下游击队》《杜鹃山》《红灯记》《沙家浜》《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海娃》《海港风雷》《刘胡兰》《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烈火中永生》《智取威虎山》《张思德》《董存瑞》《英雄儿女》《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雷锋》《王杰》《欧阳海》《戴碧荣》《草原英雄小姐妹》《创业》《春苗》《决裂》《王进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些都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意义的图书，由专职老师管理。如果哪位少先队员写了并且交上借书条(保证一个星期之内完好无损归还)，就能够借图书回家里面仔细翻看阅读。现在回忆起来，翻看连环画图书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我内心的英雄情结，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逐渐形成的。

　　认真看书学习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我也是在小学时期开始逐渐形成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