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大字本”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主要的读物是加大字体印刷的历史、文学类古籍资料，工作人员把它们统称为“大字本”。1972年10月，毛泽东指示，找一些专家注释一些古籍，印成大字本给他和中央一些领导人阅读。此事立即得到落实。大字本被制作成一种长30厘米宽20厘米的线装书，部分文字用繁体，字号用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全部用60克米色道林纸印刷。毛泽东的晚年阅读了大量的大字本古籍资料，在其中作出批示，并多次推荐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阅读。

　　抒情与喻政的灵感源泉

　　在有很多现代书籍可读的情况下，毛泽东特意印出大字本有许多内在的原因。

　　首先，这与他当时眼睛不好有关。在中央苏区和陕北期间，毛泽东经常在窑洞昏暗的油灯下通宵读书;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天用于读书和阅读文件的时间也相当长。长期大量的读书损伤了他的视力，到了晚年则日趋严重。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上了白内障，视力更是每况愈下，发展到后期，戴老花镜也不解决问题了，还要加上放大镜才能勉强阅读。

　　毛泽东要求搞大字本，还与他晚年的情怀有关。进入1970年代，毛泽东晚年虽仍外出视察，还坚持游泳，但许多病况已经出现，加之因视力不济，读书愈加吃力。即便如此，毛泽东仍需要下功夫阅读或重读一些古籍，读书是他自少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无法舍弃。毛泽东自知时间已经不多了。一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毛泽东，壮怀激烈。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感、一个人民领袖的爱国主义情怀尤为强烈。以毛泽东的特点，他特别需要借助于古典诗词抒发他的晚年情怀，抒发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也抒发他对生死问题的感慨。这一时期，在为毛泽东制作的大字本中，收录了许多豪放、慷慨、雄厚的宋词，比如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毛泽东不仅通过大字本反复读宋词，还在大字本上及其他材料上的批示中提到一百多首宋词，而这些仅仅是他晚年涉猎宋词的一部分。

　　同时，毛泽东还让党内高级干部从阅读古籍入手，了解一些历史知识，并通过古文的原意、隐喻，以及他在大字本上的批示，让党内高层更充分地了解他如何思考国际国内大局及相关对策。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毛泽东不仅把大字本当作阅读工具，也注重研究、考证与修订，阅读十分认真。有一次，毛泽东在阅读《晋书》中的《刘牢之传》时，发现了一个错字——“濉溪”的“溪”错印成了“漢”。毛泽东随手标了出来。两字形似，是印刷厂工作人员排错的，校对人员也没有发现，后来层层把关的人也都没有看出来，却被毛泽东看了出来。

　　熟悉历史和古籍的毛泽东，还对注释大字本中的文章提出不少意见，指导注释大字本。历史学者负责注释的《枯树赋》印成大字本送毛泽东看后，他先后提出了七条意见。

　　毛泽东这样看重大字本，阅读又是如此仔细，使参与大字本注释工作的人也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工作。因此，当年注释的大字本，考证之细、注释之精当，都是无可挑剔的，为我国古籍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毛泽东对党内高级干部的学习历来十分重视，但当时中央有不少高级干部不认真学习，不爱学习，甚至根本不学习。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一次，他阅读大字本《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其中有一段记述了吕蒙在孙权激励下发奋学习的内容：“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毛泽东立即将这段文字批给中央政治局全体人员阅读，以此激励高级干部重视学习，认真学习。

　　“九字方针”的出处

　　毛泽东拿到新印制好的大字本，先自己看，然后批给全体政治局委员阅读。他期望通过大字本中的典故来喻政，让高级干部能够汲取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智慧，指导当时中国带有全局性的工作。

　　当年的国际形势是苏美争霸，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情况下，毛泽东设想了中国当时应对国际局势应该采取的大政方针。他阅读大字本《明史·朱升传》后，特别注意到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并在这九个字下重重地画上线。毛泽东受到这九个字的启发，提出了著名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九字方针。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这一方针，使之在当时成为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几乎各行各业都围绕于此调整了工作重点，从而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更为具体化。

　　《晋书》四传合订本的寓意

　　毛泽东阅读《晋书》大字本《谢玄传》《谢安传》《桓伊传》《刘牢之传》后提出，要把这四个大字本合订为一册。合订本送来后，毛泽东两次看过，并且亲笔在上面批了“请政治局同志一阅”八个字。毛泽东所以这样做，与他当时对国内和国际大局问题的担心、考虑、设想有关。周边国际形势紧张，毛泽东担心一旦出现大的战事，军队中将没有杰出军事将领带兵打硬仗。

　　毛泽东通过阅读大字本《谢玄传》喻示全党，中国要有谢玄那样的将军，才能像淝水之战那样战胜入侵中国的强大敌人。正是按此思路，毛泽东不久就解放并且重用了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军队干部。在中央，毛泽东让李先念从党政工作领导岗位重返军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他还在党内强调：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毛泽东推荐中央政治局成员阅读《桓伊传》，表明这样的意思：在中国，有桓伊那样的人，才能维护内部的团结。毛泽东阅读大字本《谢安传》后，推荐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阅读，以此表明，中国大局的稳定，需要能够稳定大局的人才，党内要有东晋时谢安丞相一样的人才方能稳定大局。不久，毛泽东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并且安排在中央重要领导岗位上，这与他读《谢安传》有着直接的关系。《刘牢之传》中讲到刘牢之欲举兵反桓玄，他“集众大议，参军刘袭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又反司马朗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乃自缢而死。”毛泽东通过向中央政治局成员推荐阅读《刘牢之传》启示党内高级干部，不要当倒戈将军。要把刘牢之当作一个反面教员。像刘牢之那样当倒戈将军，结果悲惨，也危害全党。

　　“三将军传”喻政

　　毛泽东还特意指示，要注释《三国志·魏书》中的《张郃传》《张辽传》，《旧唐书》中的《李愬传》，并印成大字本。上海复旦大学组织人完成注释上述三传并印成大字本后，毛泽东阅读后将其批给全体中央政治局成员阅读。上述大字本所载的三篇人物传，都是将军的传，张辽、张郃原是袁绍手下部将，袁绍在官渡战败后，张辽、张郃投奔了曹操，曹操一直信任并重用他们，让他们统率重兵。他们也为曹操南征北战，立下了大功。李愬则是能从大局出发、以宽厚之心待人的唐代著名将领，他夜袭叛将吴元济，平定蔡州后，他能够以宽广胸怀对待吴元济手下的人，一个也不抓，一个也不杀。他这样做，深得人心，局面很快稳定，也扭转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对唐宪宗的中兴立下了大功。

　　毛泽东的用意十分清楚，就是用这三个大字本提醒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一定要最广泛地团结干部，特别是要注意正确对待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毛泽东用印发大字本启发、教育党内高级干部的同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启示党内高级干部。也正是这一时期，他在邓小平的来信上写下批示，对邓小平的历史和能力给予肯定，为他的复出奠定了基础。

　　批给周恩来的大字本

　　有个别大字本，毛泽东曾经专门批给某一个人阅读，这一般是有针对性的。中央筹备党的十大期间，毛泽东对组成党的十大的班子有考虑，他正式决定起用邓小平等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为此，毛泽东也是先用大字本喻政。他指示，要搞《史记·汲郑列传》的注释，印成大字本。这篇传印成大字本后，毛泽东批给周恩来看。

　　《史记·汲郑列传》中讲了这样的典故：汲黯为官，善于抓大事，对于具体的事则主要交给下属去办。而郑当时为官好举贤，他举贤唯恐缓慢。而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在这篇传中讲了这样的事：汲、郑二人有权有势时，到他们门上经常拜访者很多。当他们失势时，门可罗雀。毛泽东借此提醒，不要忘记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和“靠边站”的人。

　　周恩来读后，再结合毛泽东给邓小平来信的批示，立即领悟了毛泽东的用意。周恩来立即按毛泽东的意图，用各种方式把一大批在“文革”中或被打倒、或被隔离审查、或被“靠边站”的省部级以上干部保护起来，又解放和使用了一批老干部。邓小平不久即复出。

　　1975年夏初，毛泽东身体已很衰弱，他提出注释晁错的《论贵粟疏》、宋词《江梅引》，以及《晋书》中的《苏峻传》《孙恩传》。但上述典籍付印后，毛泽东的精力却不济了。大字本的历史至此结束。

　　大字本提炼了一批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典籍，并经毛泽东之手起到了重要的以书喻政作用，从而影响了中国在历史关键时期的历史走向，使中国更顺利地迈向巨变和腾飞的时代，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