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赤子的艰险归国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留学人员归国掠影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临行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郭沫若给远在英国的李四光带了一封信，邀请他早日回国。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回到祖国，李四光选择一条“曲线回国”的线路——他只身从英国到法国，再辗转到瑞士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这才通知妻子、女儿从英国剑桥来到瑞士汇合。最终在新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在意大利热那亚乘坐客轮，于1950年5月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从英国出发前，李四光寄出一封信，坦荡昂扬地表达心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已经启程返国。”

　　李四光来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便去他的住处看望。得益于李四光的回国，新中国开始了地质事业的全面发展。

　　“祖国需要你们”

　　1949年11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专门发函给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指示他们，“李四光先生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回，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以保护”。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恢复经济亟须技术人才。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号召，表达了对海外人才的渴望和尊重，并代表新中国政府邀请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

　　据统计，当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及已就业的教授、学者共约有7000人。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为了有效争取留学生回国，1949年12月6日，我国成立了第一个办理海外知识分子回国事宜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设置了调查组、招待组和工作分配组等职能部门，作为留学生回国事务的领导机构，统一领导有关留学生回国事宜。其主要任务：一是调查尚在国外的留学生，动员其早日回国;二是对留学生回国前后进行宣传、了解及教育;三是负责留学生回国后的招待;四是统筹解决回国留学生的工作。1950年“办委会”在全国一些大城市都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招待所，负责招待回国后的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并且和教育部合作，给海外留学人员寄送《人民中国》等书籍，让海外留学人员了解新中国。

　　为了补助留学生回国的费用，1950年10月“办委会”制订了《回国留学生招待办法》《对接济国外留学生返国旅费暂行办法》两项规定，提出了“接济旅费的七项原则”。针对留学生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留学生国内经济来源断绝，回国后可以设法归还者，借给他们归国所需的旅费;留学生经济困难，无力筹借旅费，回国后亦无力偿还，可以申请补助;与留学生一起在国外的家属,如确有需要，亦可酌予接济。

　　很多海外归来者在回国时缺乏入境证，“办委会”马上给这些在外人员各发出了一份中英文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你及所有中国留学生回到自己的祖国,参加建设工作，为人民服务。你们可由任何地方进入国境，不需要入境证。但你们如携带任何足以说明你们留学生身份的文件,则更能享受到许多便利。”

　　广州作为留学生返回国门的第一站，地理位置特别重要。1951年11月9日，中央教育部就留学生归国入境问题与广东文教厅规定：那些与我国没有建立邦交的国家，归国的学生只要具有足以证明自己是留学生身份的文件，都可入境;那些未持有证明的留学生，问清楚来由，酌情处理。就途经广州的海外留学生旅膳方面的问题，规定了火车待遇、分房原则及伙食标准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对于海外知识分子归国工作，有着比较细致周密的安排。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后，不仅衣食住行可以得到照顾，在招待期间还组织参观、游览、举行晚会等活动。考虑这批回国人员急于参加工作的需求，要求对他们的工作分配“应当力求迅速,要简化分配工作中的手续”，尽快让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对留学回国人员的伴侣工作问题、子女读书问题，回国之后的落户问题以及良好的居住环境等均尽力加以落实解决。

　　1956年9月,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学子回国，周恩来提议成立“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立分会。一年后，周恩来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留学生家属联欢会，在会议上恳切地说，留学人员回国后所学到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全部用上，设备也不见得全，帮手也可能不够……我们要谅解他们的生活和处境的困难，更不应该去增加他们的困难。最后，周恩来宣布：政府对于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现在国外的留学生想回来看看再出去，是可以的，已经回国的愿意出去，也可以。

　　这一系列政策，犹如一颗定心丸，缓解了海外留学生的疑虑;周恩来总理的真诚言语，温暖了海外留学生和家属的内心。

　　梁园虽好，归去来兮！

　　1949年夏天，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他在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就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学子赴西方先进国家留学的热潮迭起。二战期间，因欧洲受战争破坏严重，日、德是敌对国，学生、学者们大都选择去美国留学。抗战胜利后，以“讲学、考察、参观”等方式出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与日俱增。这批留美人员总数超过5000人，主要集中于美国东部和中部的大学。1948年底，国民政府停止向留学生提供“官价外汇”，这使得公派生失去了经济来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曾一度依据移民法律对许多留学生下过驱逐出境令。尔后出于本国战略利益，美国司法部下令各移民局禁止一切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国留学生离境，明令警告已经掌握了专业知识技术的中国留学生“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违反该项法令将被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5年以下的徒刑，也可以两者并罚”。直到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就侨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才取消了这一禁令。

　　一时间，滞留在美国境内的中国留学生处于困窘状态，找工作非常困难，行动受到约束与监视。身处异乡，留学学子深感“异乡人”的苦闷，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钱学森的博士生、留美学者郑敏哲曾说：“那时留学生是听不进坏消息的，只要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一定要跟他顶牛。这种感情是原来的文化培养出来的，无法逃避。”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海外学者为之振奋，回国效力、与家人团聚成为海外留学生回国的内在驱动力。

　　早在1945年，周恩来在重庆就建议成立进步科学家团体“中国科协”，之后陆续成立“留美科协”“留英科协”“留法科协”等，这些实际上是“中国科协”的海外分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协”向海外各分会发出号召：“诸学友有专长，思想进步，政府方面亟盼能火速回国，参加工作;我们谨此向你们伸出热情的手，欢迎你们早日归来，共同为人民服务，为我们新中国的生产和文化建设而努力。”

　　1949年6月底，东自纽约，西至西雅图，“留美科协”已成立了13个区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发展到340余人。“留美科协”由徐鸣和薛葆鼎组织管理，其主要工作不仅给想回国的会员提供服务，并且要动员非会员回国。“留美科协”以召开讨论会、座谈会、学术报告会，出版《留美科协通讯》等方式，宣传新中国的政策。1950年暑假，美国东部与中西部夏令会以“建设一个新中国”为主题召开。当时《华侨日报》的负责人唐明照给留美学生介绍新中国的政策，解答了留学生的疑惑和关心的问题，进一步提振了留学生归国的决心。据1950年第6期《留美科协通讯》登载的旧金山海湾区会员讨论回国问题的记录，大多数留美学生都以“祖国建设需要我”为行动口号表示愿意回国，关键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回去，以及怎样把自己的所学同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结合起来。

　　“我这次回国，完全是凭着我的良心，新中国是大家的，建设新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因此我决定早日回去，尽我的能力为建设中国而工作。”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留美科协”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说出肺腑之言。华罗庚时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1950年初他以到英国讲学为名给全家人弄到船票，他毅然舍弃了洋房、汽车和半年的薪水，带领妻儿4人在旧金山登上一艘邮船，踏上了归国旅途。2月，华罗庚一家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之心：

　　朋友们：

　　不一一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千言万语,但愧无生花之笔来一一地表达出来。但我敢说,这信中充满着真挚的感情,一字一句都是由衷吐出来的。

　　坦白地说,这信中所说的是我这一年来思想战斗的结果。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同样的苦闷,这封信可以做你们决策的参考……

　　中国是在迅速地进步着，一九四九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在一九五O年，我们有了比一九四九年好得多的条件，因此，我们所将要得到的成绩，也会比我们现在所预料的更大些、更快些。

　　在信末，华罗庚真切地呼唤：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这在留学生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一时间，要求回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倍增。

　　带回先进设备和一脑袋的知识

　　新中国成立前夕，整个中国的科研机构只有四十多个，科研人员不到1000人，科技成果寥寥无几，新型学科近乎空白。有些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甚至冒生命危险从国外携带所需的科研设备回国。

　　1950年8月底，赵忠尧和邓稼先、涂光炽、庄逢甘、鲍文奎等近一百余名留学人员踏上归国行程。临行前，他和鲍文奎商定，冒险把经典加速器的图纸、真空管的零件放在鲍文奎的行李箱里。由于鲍不是学原子弹的，所以当他们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时，鲍文奎是相对安全的，行李也没有受到严格的检查，从而顺利地将科研设备带回祖国。当邮轮抵达日本横滨时，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等三人(罗为生物化学博士，沈是航空工程博士、钱学森的弟子)被要求携带行李从三等舱到头等舱接受检查。此后，三人便被押送下船、上岸讯问，遭到扣押。经中国政府的交涉，约两个月后，赵忠尧等人方得以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

　　与赵忠尧同船回国的邓稼先，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当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邓稼先说：“我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带回先进设备和一脑袋的知识，这是海外留学人员的赤子之心!

　　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回国有抵欧坐火车和乘船两种方式。乘船一般由旧金山上船途经檀香山、横滨、马尼拉、香港、天津方可到达北京。而且只能乘总统轮船公司的船，别的轮船公司一概不给办理，并且还要达到规定的人数才能办理过港签证。乘火车要经过欧洲、东欧到苏联西伯利亚，然后南下入中国境，最后到北京。乘火车需要取得途经国家的过境签证，到莫斯科后再到中国驻苏使馆把原来的旧护照换成新中国的护照。因此，不论是乘火车、乘船，回国途中需约二十至六十天的时间。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曹日昌教授(中共党员)处是“中国科协”同“美国科协”的一个联络站，接待和介绍了许多旅外科技专家取道香港回来。政治封锁阻挡不了海外留学生的归国热情，一路流离颠簸，但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的心情却是自豪激动的。

　　1951年，30岁的谢希德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即以赴英国结婚为理由，申请离开美国。在英国剑桥，她与夫君曹天钦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1952年8月底，他们告别剑桥，登上“广州”号海轮离开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中国香港到达深圳。

　　离深圳码头只有几十米了,我听到了岸上扩音器传出雄壮的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心中激起翻滚的波涛。这次从美国取道英国之行,经历不少曲折,耗费许多精力,回国的目的总算达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谢希德晚年回首这段往事，仍然记忆犹新。当伉俪二人从广州转车到上海火车站停下时，就看到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同志们到车站迎接。梦牵魂绕的上海，熨平了盼归游子的心灵。随后，谢希德在复旦大学任教，在半导体物理和表面物理的理论研究方面成果卓著。

　　据统计，1949年8月至1957年底，陆续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约有2500多人，其中主要是来自北美和欧洲的回国人员。他们在“五年规划”的过程中、“两弹一星”等领域发挥了极大作用，是新中国建设极其珍贵的人才资源。在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就已经建设了包括兵器、航空、船舶、电子等大中型企业一千多个，初步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和科技体系，建设了比较完备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

　　后记

　　“赶快回去，从头做起……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诚地做，即使国内情况更糟，我仍愿回来。”

　　画家吴冠中先生的感言，道出了海外留学人员的心声。他们抛弃了欧美国家舒适的生活条件，与当时经济还很困难的祖国患难与共，不计得失，胸怀理想。

　　新中国成立前后，有相当数量的海外留学人员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世界各地辗转归来。回国后，尽管遭遇了各种困难，但他们仍然不忘初心，在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上默默奉献终身，他们的贡献将永远镌刻在新中国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