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实主义精神创造中国新史诗

　　【新时代·新创作·新文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变化，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这就是说，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既是雄心所在，也是责任所系。而新时代的中国文艺，需要继续继承与弘扬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凝心聚力创造时代新史诗。

　　一个时代的文艺高地，需要现实主义精神力作来支撑

　　现实主义是一种文艺创作传统。它既是指具体的写作方式和技巧，也是一种流派、风格和精神的代名词。18世纪末，德国作家席勒最早提出“现实主义”一词。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则历经古希腊罗马的朴素现实主义、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仿古与世俗色彩的现实主义、注重理性与严谨形式的欧洲古典主义、具揭露与批判意味的批判现实主义等阶段。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来自“存在决定意识”的理念，但其更是对作家艺术家观察与表现现实生活的态度、视角、方法和技巧的概括。

　　这种“对于生活本来面目的描写”，并不是拘泥于个别生活现象、人的生物本性和零度评价态度的书写，而是要做到如恩格斯所言“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就必然是现实主义的，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真正现实主义的基本书写态度和原则。这正如韦勒克在《批评的概念》中所指出的，现实主义“就是‘当代现实的客观再现’。……它所反对的是怪诞的、童话般的、寓言式的和象征性的、高度风格化的、完全抽象的和装饰性的东西”。

　　尽管20世纪以来，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互动影响之下，现实主义也具有了某种“开放性”，但其基本精神仍然一以贯之，而并未随着时空的变幻而改变。当下一些文艺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小环境不乏“现实”元素，但情节安排、人物关系设置、矛盾冲突等却局限于几乎忽略清晰时代性的男女情爱和家庭矛盾的“杯水风波”，不能使受众从中领略人物生活于其间的时代“大环境”气息，更遑论这种大环境与人物活动小环境的高度融合与统一。而当这样看上去十分吸睛的“杯水风波”又与码洋、票房、收视率和点击率直接挂钩之时，其剧情的狗血、人设的崩塌、情感的矫饰、伦理的无底线就不足为怪了。

　　不会、不愿、不敢、不能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及融入其中的典型人物，成为当下现实题材文艺作品的一大症候。而现实主义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其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构筑，深刻把握社会发展本质而不是皮相、描绘出人物所具有的栩栩如生的“及物”时代性特征而不是抽象人性。

　　显然，“一地鸡毛”式碎片化的所谓现实题材作品恐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和水准。我们不否认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当部分的文艺作品存在着“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快餐式做法，但一个时代的文艺高地，仍然需要严守现实主义精神的力作来支撑。

　　富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是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重要任务

　　从根本上说，现实主义的本质与文艺创作的本质是一致的，那就是将创作的对象和接受的对象指向“人”。但这里的“人”绝非抽象之人，而是具有时代性、现实性的“人”。

　　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任务就在于，艺术再现现实生活中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呈现能够“直抵人心”的、具有鲜明现实或历史时代印记的生活。经典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老舍、曹禺及其作品，中国当代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等作品都是如此。

　　近观这几年的文艺创作，我们可以看到，金宇澄的《繁花》、格非的《望春风》、贾平凹的《带灯》、范小青的《桂香街》、陈彦的《主角》、付秀莹的《陌上》、李洱的《应物兄》和吴亮的《朝霞》等诸多长篇小说对城乡现实各色人生的热切关注;继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梁鸿的“梁庄”系列、丁燕的《工厂女孩》和阿来的《瞻对》为代表，融合文学、历史、社会学等文类特质，视域更为宽广、思考更为深入的非虚构写作再度兴起;《我不是药神》《十八洞村》《四个春天》《红海行动》和《都挺好》等十分“接地气”的影视作品的热映和热播等。这些都足以说明“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导向，以及“直抵人心”的传授理念与效应，对于当代文艺工作者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

　　小说《繁花》描写20世纪60至90年代上海人的生存状况、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在描述三代上海人的生活历程中，展现上海市民的整体形象，进而将中国当代城市与人的多重复杂变奏凸显出来。电影《十八洞村》以湘西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所发生的真实故事为原型，主要表现回乡务农的退伍老兵杨英俊及其乡亲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历经曲折的物质与精神双重“脱贫”的过程，形象地诠释了精准脱贫的国家战略。电视剧《大江大河》以宋运辉、雷东宝和杨巡等人物为中心，表现改革开放背景下国企、集体和个体经济的浮沉与进取。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以陈江河和骆玉珠夫妇的情感史和创业史为叙述主线，描述以浙江义乌为代表的中国南方30余年的改革画卷。电视剧《你迟到的许多年》讲述的是曾为铁道兵连长的沐建峰，转业之后不忘初心投身商海，成为改革开放大潮中民族实业先锋的故事。这些作品都以其对当下中国社会“及物”、细腻而真切的描绘，将世纪转折之际中国人个体和群体的情感心理、行为风范、人际关联、道德伦理等要素生动地表现出来，不仅展现其基于时间之维的多向嬗变，也尽可能地再现其基于空间之域的多元态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可以说，近几年涌现出来的优秀文艺作品，正是对这一有关文艺创作导向论述的倾力回应和积极践行。

　　恪守历史与现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新史诗”创作的基本内核

　　“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其至高境界是创造史诗般的作品。古今中外彪炳千秋的现实主义文艺经典大多具有史诗气质。从狭义上讲，作为中外诗歌的主要传统，史诗是偏重于客观叙述历史事实的诗歌形式;从广义上说，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黑格尔说过，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这就表明，史诗的含义与宏大历史叙事、民族叙事或国家叙事紧密相连。史诗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文学风格和文学精神。

　　处于伟大复兴征程之中的当下中国色彩斑斓、精彩纷呈，具有“史诗”气象的现实，有着文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源泉，值得为之倾情书写。同时，在中华文化和文学数千年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历经70年的共和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时期，文艺大国迈向文艺强国的绚烂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应该说，从书写的对象到书写的情境与基础，中国文艺已经具备了“新史诗”创作的基本条件，书写“新史诗”的雄心和责任也正在传递给每一个有远见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

　　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书写就是为明天留存与镌刻历史。而以现实主义方法和精神去把握当下的生活、去创造新时代的民族叙事和国家叙事，就理当成为一个基本遵循。

　　在这当中，恪守历史与现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新史诗”创作的基本内核，即尽可能地去还原历史原态和价值，去呈现将要变成历史的现实。而不是逞一时之快，以泛娱乐化的渔利书写去虚化、戏说、想象、曲解和解构历史原态。在当下，以“不虚美不隐恶不矫饰”的现实主义精神观照描绘现实与历史，显得十分重要而紧迫，它直接关系到“史诗般”的现实能否得到准确的书写，“新史诗”能否真正获得时间的检验。

　　如果从更为远阔的境界上讲，以现实主义精神创造当代中国文艺的“新史诗”，重点关注的自然是具有当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中国现实，但也需要关注全球人类一般形态的现实生活，并给予体验、审视和反思。这样，或许就会使这种书写既具中国视野与中国情感的专注性，又有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性和广泛性，在最大广度、深度和力度上宣示中国文艺“新史诗”的民族风格和世界意义。

　　(作者：王晖，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