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天翻地覆慨而慷

　　1949年，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却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历经28年浴血奋战后，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一）

　　在三大战役摧枯拉朽的打击之下，国民党反动集团还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这是蒋介石在新年里向全国人民发出的第一声呼号，也是蒋介石向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公开哀鸣，说什么“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

　　对于这种“和平”阴谋，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毛泽东的声明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1月22日，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反对国民党假和平阴谋，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蒋介石下野后，前往浙江奉化的溪口镇，退居幕后指挥。他规定和谈的限度是划江而治，即“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同时强调“备战要旨”，应“以整饬军事为重”。他计划争取3至6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200万新兵，以便卷土重来;同时还作了最后退保台湾的安排。李宗仁政府的打算也是守江谋和。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承认以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是虚伪的。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开始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开始举行谈判。经双方多次交换意见、多方协商后，中共代表团在4月15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4月20日前就协定表明态度。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和平协定，并派代表将文本带回南京。但国民党当局却在4月20日发表声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经中共方面真诚挽留，在北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留了下来，其中的多数随后参加了筹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二）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为了解决新形势下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简称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重要报告。毛泽东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指出：“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转变点。”长期在农村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党，走向城市并执政全国后，能否担当起建设的重任?对此，全会表达了一个雄心壮志：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全会号召全党加强学习，提出学习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党务、外交等等多领域多方面，同时强调学习的重点、中心是经济工作，是生产建设。

　　鉴于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毛泽东特别告诫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毛泽东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为了防止“糖衣炮弹”的腐蚀，力戒骄傲，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六条具体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几条规定尽管没有写进会议决议，但经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提倡和坚持，已经成为党必须坚持的重要规矩。

　　总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描绘了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使全党在新的形势下，达到高度的团结统一，具有重大意义。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决定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至北平。3月23日，是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的日子。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一行经过唐县、保定、涿县、颐和园，于3月25日下午抵达西苑机场，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并与前往迎接的民主人士亲切会见。之后返回颐和园，与20多位民主人士共进晚餐。当晚，毛泽东住进香山。

　　从3月的初春到9月的初秋半年时间，党中央、毛泽东坐镇香山，运筹帷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完满收官。

　　（三）

　　在国共和平谈判期间，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此外，美、英等国也各有军舰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海面，威胁或伺机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

　　由于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4月20日夜至21日，由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停泊在镇江附近江面的4艘英国军舰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人民解放军当即以炮火猛烈还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被击伤后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3艘军舰逃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这表明，外国侵略者依仗他们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横行不法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当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时，国民党政府慌忙逃往广州。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把鲜艳的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欢欣鼓舞，给刘伯承、邓小平发了贺电，并在喜悦与激情中提笔挥毫，写下了著名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诗作清晰地表达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当天清晨，解放上海的枪声逐渐平息，市民在蒙蒙细雨中推开窗户，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排排尚未洗去战火硝烟的解放军战士，抱枪和衣，露宿在潮湿阴冷的水泥马路上……解放军胜利之师不入民宅睡马路，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广泛称赞。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后来回忆说，正是从那一刻起他认定共产党定能坐稳天下，自己也就决心站在新政权的一边。美国《生活》杂志在刊发解放军睡马路的照片时，用“这个行动宣告了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的标题，向世界报道了上海这一历史一幕。

　　人民解放军进入花花绿绿的大城市，能不能保持革命军人本色?特别是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素有“十里洋场”之称，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对于在艰苦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解放军战士来说，更是一种诱惑。有人预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解放军红的进来，不出3个月，就要黑的出去”。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特务团三营第八连进驻南京路执行警卫任务，八连全体官兵坚持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抵制住各种不良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这就是后来以“身居闹市，一尘不染”闻名全国的“南京路上好八连”。

　　随后，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到1949年9月底，除西南和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外，全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

　　（四）

　　随着战场上捷报频传，国民党政权迅速垮台、行将就木，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外交即将揭开新的一页。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犹如遗留在中国土地上的“污泥浊水”，急需打扫干净。

　　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主张。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同斯大林派到西柏坡的代表米高扬谈话，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密切相关的，是“另起炉灶”方针的提出。1949年1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中，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但他更为强调的是，任何国家在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都不进行正式的外交往来，表明了新中国“另起炉灶”的决心。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并没有随国民党迁往广州，而是试图与中共接触，但美国提出承认中共政权的主要前提条件，是“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这实际上就是要新政权承认历史上中国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中国政府继续接受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这是美帝侵华罪行的无可奈何的自供状，是一本绝妙的反面教材。为此，毛泽东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等5篇评论，严厉批判美国政府在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毛泽东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为了打破美国和西方世界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敌视和封锁，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进行了几次会谈，详细通报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新中国筹建的情况，争取了苏联的支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五）

　　鉴于夺取全国政权的时间大大提前于原来的估计，而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不成熟，中共中央和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认为，新政协具有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新政协即可产生中央政府。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写信给留居在上海的宋庆龄，邀请其参加新政协会议。有感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宋庆龄最终同意北上。3月至9月，一大批著名民主人士也受邀到达北平。百川汇流，人心归向，这为新政协的召开作了人事上的准备。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计23个单位的134人。毛泽东指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

　　1949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刻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阐明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各阶级在政权中的地位以及这个政权的基本任务和国内外政策。他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在近3个月紧张工作的基础上，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作为正式向即将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提出的议案。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会议首先由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特邀代表宋庆龄发言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指出：“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不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是世界人类历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这三个创立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法案。会议还广泛征求意见和方案，反复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和纪年的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隆重召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了奠基。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10月1日下午3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史称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天安门广场上欢声雷动，情绪激昂。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光辉历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