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火者李大钊

　　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历史性贡献：一是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二是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骨干人才;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索中国实际问题，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李大钊在青年时代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1913—1916年间，李大钊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开始阅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传播较早，1904—1905年《共产党宣言》日译本开始出版。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已经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日文，这使李大钊能够接触到马克思原著、学习马克思主义。

　　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李大钊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等文章，在介绍俄国革命的同时，称俄国革命是“和平之曙光”，代表“国外政治之潮流”。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开始深刻认识它的价值和意义。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号上发表《新纪元》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从1919年初开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逐渐加深。他在当年2月发表的《战后之妇人问题》虽然谈的是妇女问题，但是已经明确表达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思想，他认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一方面是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表达了李大钊运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剥削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在深入学习之后，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救星”，并成为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中国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李大钊更以极高热情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播撒真理“火种”。他将自己负责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协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一系列介绍马克思生平、学说和贡献的文章。

　　1919年夏，李大钊写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后分两部分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第6号上。他在这篇长文中用相当一部分篇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摘译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相关段落，并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领”归结为两点：一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二是“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否则，就会出现“社会革命”，以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组织，但这样的革命不会轻易发生，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的时候，才会发生。

　　1920年7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和史学系教授。从当年10月份起，李大钊即为政治学系学生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此后只要在校时便每年为史学、政治两系学生讲授。通过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以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兼课和在武汉、上海、成都等地高校的讲学活动，李大钊从大学学术建制层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熟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等专门人才，其中接受过李大钊授课的部分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骨干成员，如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黄日葵、王复生、罗章龙、范鸿劼、何孟雄、缪伯英等。上述讲义中的文章，后来大都公开发表在报刊上，从而越出校园，发生全国性影响。

　　李大钊还领导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多个社会团体，推动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活动。正是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下，一大批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探索者

　　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仅停留在理论探讨，即一般学术和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上，而是更进一步，将之运用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上，用于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

　　李大钊指出，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不仅丧失了政治独立，而且也丧失了海关、铁路、通商口岸等的掌控权，经济权力“都归了人家的掌握”。相较而言，西方国家的人民只受其本国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而中国则要受多个列强的共同宰割，中国经济的变动也是由于外力压迫而产生的，因此“中国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牺牲更大”。中华民族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受全世界资产阶级压迫、所受痛苦所做牺牲远超各国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就必须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迅速发展中国实业，摆脱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1921年3月20日，李大钊在《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上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阐明了中国只有用社会主义方式才能发展实业的看法。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组织，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劳资矛盾突出，劳工运动日盛一日，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制度受到怀疑和批判，世界已经开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同时，西方国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如果中国还按部就班地按西方曾经走过的老路亦步亦趋地重走一遍，那么，“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发达国家?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贫穷落后乃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局面?中华民族要存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逐步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诸多仁人志士为反抗侵略、挽救危亡、复兴民族，试图从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他们先后从西方理论宝库中找来18、19世纪的一些理论和学说，但是却迟迟没有发现1848年就已经正式在欧洲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正因为如此，从1840年至五四运动前夕，在差不多80年的长时期里，尽管他们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却由于没有科学理论做指导，所有这些挽救危亡的努力和奋斗，最终都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手绞杀而失败。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李大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探究近代中国国运变动的原因，得出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发现“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二是发现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除了用革命手段废除中外间的不平等条约以恢复中国在国际上的“自由平等之位置”外，还必须采用社会主义。这使得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命运及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了科学认识，知道无论面前多么艰难险阻，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复兴的伟大事业必将成功!正是由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并用其解释和指导中国历史进程，“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