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时节 红杏枝头春意早

(明)沈周《杏林飞燕图》

(清)焦秉贞 《孔子圣迹图·杏坛礼乐》

　　东风解冻，散而为雨。

　　如果说立春是春天的第一乐章“奏鸣曲”，雨水就是春天的第二乐章“变奏曲”。随着这一反映降水现象的节气来临，春雨飘然而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杏，也洋洋洒洒地立在这充满诗意的雨水中。她之洵美、她之功用、她之独特，都随着那雨水二候的花信风(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向我们扬起了青春逼人的笑脸。

　　我们的心儿，早已沉醉在春风清朗的时光中。

姣容三变的娇艳之花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杏花，绽放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娇美在南宋诗人僧志南的诗里。杏花和雨，静静地依偎，轻轻地飘飞。

　　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也用《杏花诗》表达了对杏花的喜爱：“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杏花一般有三种颜色，初开时红，盛开时粉，将落时白。庾信用“红琼”来形容杏花初开时红润如玉的娇羞模样，令人忍不住心生疼爱。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首本意赞美杏花的诗，后来却成了非议杏花的源头。因“红琼”初起、“姣容三变”，杏花被人歪曲为薄情多变的花，甚至成为“妓者”“艳客”的代名词。

　　晚唐诗人薛能是第一个破坏杏花形象的人，他写的《杏花》把杏花比喻成轻佻风流的青楼女子：“活色生香第一流，手中移得近青楼。谁知艳性终相负，乱向春风笑不休。”杏花的节操由此碎了一地。宋代以后，杏花更是被文人恶评。先是一些人发挥想象，把杏花用到美女的肤色上，“云随碧玉歌声转，雪绕红琼舞袖回”;继而变成青楼里的场景：“美酒一杯花影腻，邀客醉，红琼共作熏熏媚。”更有甚者，把南宋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曲解，“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本是描写大好春色的，却被“简化”成“红杏出墙”，意思全变。这种对杏花的非议一直持续到清代，李渔也说：“树性淫者，莫过于杏。”杏树还被扣上了“风流树”的帽子。

　　好在，无论非议如何，杏，始终有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金末文学家元好问(1190年-1257年)就是一生咏杏、爱杏的代表人物，他写了许多与杏花相关的诗。他留下的作品中，咏杏的多达35首，另有十几处提及杏。在他的笔下，既有对杏花娇艳欲滴的形态不可抑制之喜爱的，如“袅袅纤条映酒船，绿娇红小不胜怜”“太一仙舟云锦里，新郎走马杏园红”;也有借杏花绚烂短暂的花期感叹功名抱负之失落和人生之沧桑变幻的，如“纷纷红紫不胜稠，争得春光竞出头”“一树杏花春寂寞，恶风吹折五更心”;更有借花开花落的变迁抒发宗国破灭之后无可复制的故国之情的，如“荒村此日肠堪断，回首梁园是梦中”“荒蹊明日知谁到，凭仗诗翁为少留”等。元好问被人称为“咏杏诗词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家”，足见其杏花诗影响之大。

　　值得一提的还有北宋工部尚书宋祁的《玉楼春·春景》：“东城渐觉风光好，彀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凭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得了“红杏尚书”的雅号。

　　近代美学家王国维也喜欢宋祁这首诗，他在《人间词话》中这样评价：“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

　　是啊，看那枝头红杏，像一群生得好看、又有点害羞、还有点活泼的小女孩。一个拟人化的“闹”，画龙点睛一般，将杏花“点”活。

福泽千年的杏坛杏林

　　早在被各种议论包围之前，杏就有很大影响力了。

　　作为蔷薇科杏属乔木，杏是阳性树种，深根性、结果早、盛果期长，她喜爱阳光、耐得住干旱与风寒、适应能力强，寿命可达百年以上。在中国，杏的栽培史最少有3000年，古代常常“一色杏花三十里”，栽培数量多、范围广。春秋时期齐国经济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早就给予了杏肯定的评价，《管子》中说：“五沃之土，其木宜杏”，五沃，或赤、或青、或黄、或白、或黑，有广泛宽大之意。

　　后来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又将杏的影响进一步发挥。

　　据《庄子》记载：“孔子游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孔子坐在杏坛上，为学生讲学、授课，“杏坛”由此成为教育圣地的代名词。不过，根据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的注释，杏坛只是指“泽中高处也”，不一定种有杏树或者跟杏有关。明末清初经学家顾炎武也认为《庄子》中凡是讲孔子的，采用的都是寓言写法，杏坛不必实有其地。

　　不过，在山东省曲阜市孔庙的大成殿前，还是有一个杏坛，相传是孔子讲学之处。当然，那是后人为了纪念孔子杏坛讲学而建。宋代以前此处只有大成殿，天圣二年(1024年)，孔子45代孙孔道辅监修孔庙时，在正殿旧址“除地为坛，环植以杏，名曰杏坛”。金、元、明、清各代都有扩建或重修。杏坛方亭重檐，黄瓦朱柱，十字结脊，亭四周遍植杏树，孔子后裔60代衍圣公《题杏坛》云：“鲁城遗迹已成空，点瑟回琴想象中。独有杏坛春意早，年年花发旧时红”。

　　而孔庙前的杏坛是否确为孔子开坛讲学之处，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杏坛”作为中国教育之代名词的传承意义。

　　在孔子去世约七百年以后，杏的影响再次被一个人放大，这个人就是东汉建安时期医药学家董奉(公元220年-280年)。

　　董奉少年学医，信奉道教，年轻时曾任小吏，不久归隐。某次途经庐山，看到当地人因战争而贫病交加，十分同情，便在山上行医。他根据当地的地理、气候条件，提倡当地人在荒山坡上种植杏树以救荒致富，并把种植技术传授给他们。可是，刚开始很多人对这位“游医郎中”的建议持怀疑态度，并不实行。于是，董奉便定下规矩：看病不收费用，只要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5株、轻病愈者栽杏1株即可。由于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远近患者纷纷前来求治，数年之间就种植了万余株杏树。十年种了十万多棵，杏的果实成熟时，董奉又建一草仓储存杏果，并做出新规定：需要杏果的人，可用稻谷自行交换。董奉告知大家食杏禁忌，并回收杏仁，交换得来的稻谷，除去维持生活必需，其余的也用来救济贫民。据说，每年有2至3万人得到董奉的救济。

　　东晋道教学者、医药学家葛洪的《神仙传》把董奉的事迹记载得详细：“君异居山为人治病不取钱，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

　　此后，“杏林”成为中医的别称，医者以“杏林中人”自居，人们以“杏林春秋”来展示中医药历史，以“杏林佳话”来表达与中医药有关的趣谈故事，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来称颂品高术精的医家。董奉更是被誉为“杏林始祖”，与当时谯郡的华佗、南阳的张仲景并称“建安三神医”。

　　杏，早已在那一片杏林中，伴着悠然飘过的流金岁月里，出落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常被忽视的杏仁之忌

　　更让杏不会被更深侵犯的是：她有毒。

　　杏有毒的部位主要是果实和核仁。对于她的果实，中国历代医家陆续汇集而成的医药学著作《名医别录》说：“(实)酸、热，有小毒。生食多伤筋骨。”春秋战国时期医药学家扁鹊说：“多食动宿疾，令人目盲、须眉落。”宋代医药学家寇宗奭说：“小儿多食，致疮痈膈热。”“多食，生痰热，昏精神。产妇尤忌之。”她的核仁苦而冷利，主要有毒成分为苦杏仁甙，毒性比果实大，若一个核仁中有两个仁的，更是大毒，“两仁者杀人，可以毒狗。”杏仁中毒的潜伏期一般为1至2小时，初期一般表现为口苦涩、流口水、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四肢无力，继而出现心跳加速、呼吸困难、四肢肢端麻痹，严重时四肢冰凉、昏迷惊厥，甚至出现尖叫，可从中毒者口中嗅闻到杏仁的苦味，最终意识丧失、全身阵发性痉挛、呼吸麻痹而死亡。儿童一次吃杏仁数粒至20粒、成人吃40至60粒可发生中毒、死亡，儿童中毒死亡率较高。

　　这可能有点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特别是在现代人眼里，杏仁是一种休闲美食，市场上到处有售，怎么可能有毒呢?其实，真正可以做零食食用的杏仁，只是巴旦杏的核仁。巴旦杏甘、平、温，无毒，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把巴旦杏描绘得很清楚：“树如杏而叶差小，实亦小而肉薄。其核如梅核，壳薄而仁甘美。点茶食之，味如榛子。西人以充方物。”

　　杏的毒，很好地保护了自己，也理所当然地被《名医别录》列为下品，“下品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可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作为下品，杏也幸运，她在那一片杏林中，得到董奉的陪伴和善待。

　　董奉深懂杏的毒，故讲究炮制。后来医药学家记载的杏仁炮制方法，都汲取了董奉医案中的精华。例如，南朝宋齐梁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凡用杏仁，以汤浸去皮尖，炒黄。或用面麸炒过。”南朝宋时期医药学家雷斅说：“凡用，以汤浸去皮尖。每斤入白火石一斤，乌豆三合，以东流水同煮，从巳至午，取出晒干用。”董奉把杏的美发扬光大。他用杏果“去冷热毒”，用杏叶治“人卒肿满”，用杏枝治“堕伤”，用杏仁“消心烦，除肺热，利胸膈气逆，润大肠气秘。”

　　杏，便是处处有，处处有用的。而且，她的用途里，还有有趣的一面，即她的根可以解她的仁中毒，李时珍说：“食杏仁多，致迷乱将死，切碎煎汤服。即解。”这样的趣味，让杏竟隐约透出了一分俏皮。杏，也是甜美可爱的，难怪她也叫“甜梅”，除了与梅有几分相似之外，还取了“甜美”的谐音啊。

　　“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碧波中。”杏，总是昂扬在脉脉春风中。真是的，美都美不够，还管它什么“非议”呢?杏，让美来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