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舍主人：“告别革命”与背叛革命

　　电视连续剧《浴血坚持》，表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在苏区的红军指战员坚持三年游击战的历史。该剧较好地展现了当年那些革命者们的浴血坚持与献身精神。

　　该剧的重要角色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剧中大多数以真名实姓出现，例如项英、陈毅、陈丕显、谭余保、曾山等等。有个别人物被改了名，比如剧中那个叫龚楚民的角色。

　　剧中的龚楚民，是红军的一个军区参谋长，因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叛逃，成为凶恶的国民党鹰犬，疯狂地帮助白匪军残酷捕杀共产党员和红军游击队，恶贯满盈，最后被游击队员击毙。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龚楚。

　　据史料显示，龚楚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农民运动、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百色起义等，1934年10月江西主力红军长征后，担任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领导下的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5月逃离红军游击队，投降国民党，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积极参与组织对共产党员和红军游击队的招降、诱捕和追杀行动，后来曾出任“第七战区第一纵队抗日游击司令”，1949年11月，以“广东省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身份向广东省乐昌县人民政府投诚，后乘奉派前往海南策反国民党军之机逃往香港，1980年代末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犯罪行为的公告”后，于1990年9月回广东省乐昌县老家定居，1995年7月死去。

　　关于龚楚此人的相关信息资料很少，散见于当年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战士们的回忆文章中，都指其为背叛革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互联网建立以来，有关他的信息多了起来，且其中很大一部份是“反思”性的，声称龚楚当年不是背叛革命而是“告别革命”，而其“告别革命”的“真正动因”，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而对“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赤色恐怖’”——即“过激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及肃反扩大化、简单化”——不满，而这种“新历史结论”的依据，主要就取自于据说为龚楚本人所著的《我与红军》与《龚楚将军回忆录》两本书。

　　应该说，《我与红军》与《龚楚将军回忆录》两本书似乎有其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但是，正如任何回忆性文字一样，作者叙述历史事实，尤其是与己有关的历史事实，显然是有所选择、讳饰的，而对龚楚这样的背叛革命的人，他所“回忆”的“革命历史”，更应该冷静辨析。有的人将对龚楚这样在政治立场方面朝秦幕楚的人的历史评论，完全寄托在其本人的“回忆录”上，这正像某些“历史学者”根据蒋介石本人的“日记”内的说辞，就宣称“发现”了“真实的蒋介石”甚至要“重写民国史”一样，其荒诞可笑甚矣。

　　龚楚把自己当年的叛逃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不告而别”。那么，他“不告而别”的“真正动因”究竟是什么呢?他当时的内心世界当然是无从知道的，他后来“回忆录”中的说法也是无法轻信的。然则，从他那一段时期的人生经历，包括他本人回忆录中所显示的履历，大致可以分析出他为什么要“不告而别”。

　　据龚楚的“回忆录”的说法，他于1931年8月伤愈后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直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三年多时间内，他不断面对“过激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及肃反扩大化、简单化”之类事情，这有违了其“人道主义”的观念，云云。

　　如果真的如此，这三年中，龚楚完全应该、并且有无数机会，怀揣着“人道主义精神”，离开苏区，“告别革命”，回家当一个老百姓。然而他没有这么做。直到主力红军长征半年后，他才“不告而别”——其时，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已分散为小股游击队，在大山深处被白匪军重兵围追，常常处于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危险境地。

　　龚楚“不告而别”的动因，或许有对某些错误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反感的因素，自然也有对自身曾遭到批判打击不满的因素，但最主要最关键的因素，显然是与其个人利益有关的：红军失败了，留在共产党内已没有了前途，当此之时，只有投入国民党阵营才能保住生命，才有个人的政治前途和生活享受。

　　龚楚叛逃之后是如何对待昔日同志的?龚楚的“回忆录”中对此只字皆无。解放后，当年游击队战士的回忆文章，都指其帮助白匪军追杀红军游击队，有一次曾以找项英、陈毅汇报工作为名，企图偷袭游击队营地，幸被人识破鸣枪报警，项英、陈毅等人才躲过一劫。对此，前几年有记者在《“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回乡记》的“报道”中宣称：“龚楚的侄子龚锦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龚楚曾说，是他放的第一枪，以通知项英和陈毅。‘龚楚说，他没有干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

　　两种说法何者可信?从历史事实客观分析，龚楚叛逃后，曾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这些职务的名称，就体现出是为消灭红军游击队而设，他当时如果没有发挥出了解红军内情的“特长”，没有做出“剿共成绩”，是不可能得到信任担任此类要职的。他的这些官职背后，流淌着无数革命者的鲜血。

　　出卖、残害曾经的革命同志，这种行径就是背叛革命。龚楚正是这样一个背叛革命的人。

　　而说到“告别革命”，当年还的确有这样的人。《浴血坚持》剧中有个角色叫崔月楠，是个“女强人”式的人物，她曾经参加过革命，因与某些上级领导产生矛盾，退出革命队伍，回家乡组织农民武装“保境安民”。她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但并不积极反共，却暗中与红军游击队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向游击队提供粮弹资助。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傅柏翠。

　　傅柏翠是闽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过闽西上杭蛟洋农民武装起义，担任过红军第七军第五十五团团长、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财政经济部部长等职务。1931年，因与中共闽西特委领导产生意见分歧，又受到“组织社会民主党”的指控，被开除党籍。他脱离革命队伍，回家乡组织地方保安队，实行“地方自治”，后担任过国民党闽西地方政府的一些官职。1949年5月，他率领地方武装起义，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闽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福建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院长、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86年，他以九十岁高龄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1月逝世。

　　这位傅柏翠，脱离革命队伍后始终只求拥兵自卫、固守家乡古蛟，不向其他地区扩展，更拒绝与红军作战，并曾以“古蛟地区实行耕者有其田，保持分田制度不变”为条件就任国民党政府的县长。在任县长期间，他将苏维埃时期建立的各项制度加以改造，然后进行政治、经济、文教、社会福利、武装和治安等方面的建设：以农民联合会取代苏维埃代表会，以农民自卫军确保社会治安，捍卫分田制度，反对地主势力的剥削压迫。他还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部下，要求大家关心群众利益。他的这些做法，使许多人说他是“白皮红心”。

　　傅柏翠同周围苏维埃根据地及红军游击队始终保持友好关系，双方通过秘密谈判达成协议，确定“消除对立、相互协作、互通消息、一致抗日”。在国民党军“围剿”红军游击队时，他保持“中立”，既不对游击队搞经济封锁，也不实行粮食禁运，有时还主动提供粮食、药品和生活用品。

　　傅柏翠的脱离革命队伍，既有党内政策失误的因素，也与他本人个性强傲和对革命认识不足有关。但事情的关键在于，他脱离革命队伍后，仍保持了一些基本的革命理念，更没有反过身来进攻革命。可以说，他是一时“告别革命”。

　　当年“告别革命”的一些人往往个性较强，行事冲动，与傅柏翠相似。例如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有些负责人指责为“消极”、“动摇”，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诉时，又遭到共产国际中国部负责人严厉批评，他一气之下离开苏联，脱离党组织，独自一人流亡到德国、奥地利、法国等地，正可谓“告别革命”。但“告别革命”并不是反对革命，他仍然关注中国革命的形势，对工农红军的发展感到高兴。“九一八”事变后他回澳门隐居，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七七”事变后，他欣然接受中共中央的要求，出任新四军军长，体现出忠于革命的本心。

　　1937年11月，叶挺应邀到延安，曾在欢迎大会上说道：

　　【“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

　　这段话，明显是向以前的革命战友们，对自己曾经“告别革命”的做法的自我检讨。

　　叶挺和傅柏翠等人，爬革命的山，“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这是一时的“告别革命”，但只要革命之心未泯，仍然可以“跟了上来”，继续革命。而像那龚楚之类，不但“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而且转头就替敌人向“爬山”的革命者后背打黑枪，这种行径，不是背叛革命，还能是什么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告别革命”的鼓噪曾甚嚣尘上。现在看来，那些如此鼓噪的人，如果曾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那就是为背叛革命找借口，如果本来就是革命的对象，则显然是欲图引诱和鼓动背叛——如此而已，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