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从“高营长”到“张军长”——《南征北战》人物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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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征北战》由新中国两位著名导演成荫和汤晓丹联合执导，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影片的质量。

　　1950年，成荫自编自导了战争电影《钢铁战士》，该片获得第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和平奖。

　　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电影节的宗旨是为和平、为人类幸福、为各国自由而斗争，同不道德的影片作斗争。1948年起正式授奖，最高奖为“水晶球奖”。

　　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著名电影节，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具有在冷战中同西方阵营争夺电影领域话语权的功能，对促进各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创作的繁荣，起到了很大作用。

　　冷战结束后，这个电影节虽然还在继续举办，但由于在价值观上与西方趋同，也就不再具有此前的影响力，完全淹没在威尼斯、戛纳、柏林等所谓“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光环中了。

　　1962年，成荫执导了反映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的影片《停战以后》，这也是非常精彩的一部名片。七十年代初，“样板戏”陆续被拍成电影，成荫又分别担任了《红色娘子军》和《红灯记》的导演。

　　汤晓丹更是50后、60后特别熟悉的一代名导。

　　1954年，他执导战争电影《渡江侦察记》，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1957年，执导剧情电影《不夜城》，真实反映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1963年，执导的战争电影《红日》。

　　1976年，汤晓丹执导的故事片《难忘的战斗》上映。这部电影感动了垂暮之年的毛泽东主席，当他看到人民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大军进城的镜头时，忍不住潸然泪下，不能自己。

　　在成导和汤导的电影生涯中，有一个令人困惑的拐点：他们在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可谓珠玉连连，一出手即为经典，但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艺术的春天”里，他们的作品再也不复此前的光彩，以至于很难举出像样例子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逆转?这很值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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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南征北战》，起用了当年许多最优秀的演员，堪称群星璀璨。

　　饰演我军师长的陈戈，1940年以进步文化青年的身份投奔延安，属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文艺战士。

　　他操着一口自贡椒盐普通话，饰演的师首长亲切、睿智、果决、凌厉。他的台词

　　“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长久保持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的歼灭这些敌人。”“多年来蒋介石的算盘珠子都是由我们来拨动地”，

　　都成了朗朗上口的名言。

　　当年爱看电影的小伙伴们的一致意见是：他根本不是演员，就是师长本人!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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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饰演高营长的冯喆，也是一位非常受观众喜爱的优秀演员。

　　他在《羊城暗哨》中饰演的侦查员王练、《金沙江畔》中饰演的红军指导员金明、《桃花扇》中饰演的侯公子等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冯喆饰演的高营长，沉稳、儒雅、干练。有书卷气，但刚毅果敢，打起仗来身先士卒，是战士们的主心骨，也善于做思想工作。

　　他开导急躁的连长时说：

　　“我也想今天晚上打个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都消灭掉，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上级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讲得真好!真懂辩证法。

　　当下的影视作品中，我军的干部都带点李云龙式的匪气、痞气，似乎非如此不能带兵，这真是大错特错。

　　毛主席说过：

　　“没有的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战争年代，我军干部虽然不能上军校，但解放军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校，非常重视文化学习。

　　总体上，解放军干部是五四以来中国“最新潮”的进步文化承载者，这是充斥着封建买办文化，靠“桃园三结义”维持凝聚力的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阀军队所不能相比的。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电影中，《渡江侦察记》中的孙道临饰演的李连长、《东进序曲》中李炎饰演的黄主任、《难忘的战斗》中达式常饰演的购粮工作队田队长等，都和高营长的气质类似，这也可以说解放军干部的基本气质。

　　正是因为解放军干部具有明显高于当时社会平均水平的文化，所以在建国初期，大批干部脱下军装就能当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就能管理企业、矿山、管理文化事业、管理市场、恢复经济。五十年代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气势，和解放军向地方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是分不开的。

　　只有电影《红日》中，杨在葆饰演的连长石东根的气质才和李云龙相近。他急躁、易怒、莽撞，打仗时因为轻信敌人诈降而导致不必要的伤亡，莱芜战役胜利后又醉酒驰马，严重失态，被军长沈振新痛批。

　　经常有人问我，难道我军干部就中就没有李云龙式的人物吗?

　　有，当然有，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但是李云龙式的匪气、痞气与“解放军气质”是不相容的，他们始终是被批评、被教育、被改造的对象，而不可能被作为“军魂”供起来。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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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瑞芳饰演的村长兼游击队长赵玉敏，英姿飒爽、泼辣能干，也非常典型。

　　恩格斯说，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南征北战》选择一位女性作为解放区群众的“形象代言人”，是大有深意的。

　　在旧中国，妇女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如鲁迅在《祝福》里描写的祥林嫂，头上压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座大山。

　　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来了，像赵玉敏这样的女性，才可能拿起武器，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她们是决不肯让国民党和地主还乡团卷土重来，让三纲五常那一套东西重新在压在自己头上的。

　　高营长在完成陶村阻击战的任务后，把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的美式卡宾枪赠送给赵玉敏率领的游击队，这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桥段，代表了解放军和老区人民相互支持的关系。

　　影片中，赵玉敏最为出彩的行动，是剪断了国民党铺设的电线，阻止了张军长在我军渡河时炸毁大坝、“以水代兵”的计划，这个“最后一分钟拯救”的桥段拍摄的非常扣人心弦。

　　游击队是独立活动的，没有任何人给她下达命令，阻止炸坝是她发现敌军企图后主动选择的。她说：

　　“我们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要保证大军安全渡河，保护老百姓的庄稼地!”

　　这句话，说得透彻，道出了人民群众支持解放军的根本原因。

　　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是反人民的，为了所谓的胜利不惜用炸坝、防火的方式，肆意践踏人民利益，这也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

　　有意思的是，和陈戈、仲星火等是来自解放区的文艺战士不同，张瑞芳、冯喆都是原国统区的演员，在解放后的文化氛围中，他们都迅速完成了从演才子佳人向演工农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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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征北战》中，著名演员项堃饰演敌张军长，也非常抢眼。

　　事实上，他创造的这个角色成了一种标杆，在后来的影视作品中，处于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地位。

　　张军长是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精英，深受宠信，危急时刻他可以越过战区司令官直接向“老头子”呼救，属于张灵甫、邱清泉一流人物。

　　他刚愎、狂傲，自命是党国中坚，瞧不起李军长那种一打仗就只想着如何保存实力的老油条。

　　在战前的高级军事会议上，为苏北战役旧事，他当面严斥李军长

　　：“如果你动作迅速一点，戴子奇(国军整69师师长)也不会自杀。”

　　李军长在凤凰山被围，他是真心想为李军长解围的，无奈始终无法突破一营在摩天岭的阻击阵地，只得颓然而返。

　　张军长迷信美式装备的威力，是不可救药的唯武器论者。从摩天岭撤退时，他信心满满地说：

　　“就算你共军跑得快，你的两条腿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张军长率领所部撤过大沙河后喘息未定，“共军”就赶了上来，高营长带领一营甚至抄了他的后路，趁夜占领了将军庙车站。

　　这个时候，张军长居然还不相信自己已经面临和李军长同样的命运，判断“这只是共军小股流窜部队”，仍然不肯下令全线后撤，抓住最后机会逃出包围圈。

　　和其他国军将领一样，张军长排场极大。无论走到哪里，他的警卫部队都会迅速地在他四周设立一道封闭的环形警戒线，除了与他形影不离的参谋长，以及军部的副官、参谋外，师团长都很难见到他，更不要说普通士兵了。

　　“共军”的师长、政委和基层干部都很熟，了解他们的战斗作风和性格，甚至和一些战士也很熟，能够随口叫出他们的名字，也经常到战壕里观察一线敌情，及时进行战术指导，调整部署。

　　但张军长却从来不肯上前线。他身穿整洁的美式军装，戴着雪白的手套，好像随时都要参加酒会。他要么在吉普车里，要么在司令部里，对着电台发号施令，士兵和部下，在他眼里就是炮灰和棋子，或者是“304，305”之类的数字。

　　在影片中，张军长和部下唯一一次面对面交流，是在将军庙车站失守后，斥骂头上缠着绷带的守军团长：

　　“该死的，你是怎么指挥的?一个团连个车站都守不住!”

　　言毕，把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仍在他面前，“执行吧!”

　　团长还心存侥幸，大呼

　　“军座，我为党国立过战功!我为党国立过战功!”

　　张军长毫不留情，抓起手枪一枪将其击毙——这就是他带兵和“激励”部下的主要方式。

　　国军内部的压迫关系是当时国统区阶级压迫关系的一种反映，现在许多“国军主旋律”作品，把国军内部的关系表现得比解放军内部的关系还要民主、亲密，这就过于荒诞不经了。

　　有意思的，张军长由于自己的无能导致全军覆没，他又不肯像团长那样“执行”了。据俘虏他的连长描述：

　　“这是敌人的军长，当了俘虏还不服气，抓了这么大(用手比划了一下，约鸡蛋大小)的一块小石头朝头上砸，我也没拦他，没关系，过两天就好!”

　　懊恼、沮丧、不忿，但还是不想死等等复杂的心情，都在这拿石头朝头上一砸的动作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细节并非编导向壁虚构，而是来自于黄埔一期的杜聿明将军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以砖击头的真实事件。

　　项堃对张军长的出色塑造，使他“成了扮演国民党军官的专业户”。他后来又在《停战以后》中扮演国民党军谈判代表李国卿、在《烈火中永生》里扮演军统特务头子徐鹏飞、在《佩剑将军》里扮演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严军等，每个角色都演出了不同特点。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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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张军长的刚愎自用，著名演员白穆(他后来在影片《春苗》中饰演公社卫生院院长杜文杰，相当出彩)饰演的敌军参谋长，则更为冷静一些，不过他也没有给张军长真正出过什么克敌制胜的好主意。

　　在张军长身边，参谋长更像是一个心理抚慰师，帮助他排解不断失败所造成的郁闷心情。他的逻辑除了著名的“这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之外，还包括其他东北、西北战场国军遭受的失败更多，相比较而言，“我们这点损失，不算什么。”

　　杨华饰演的李军长，则是一个典型的国军“杂牌军”将领。

　　在国民党军的序列里，“杂牌军”包括原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各省的地方军阀等。

　　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上台后，他所梦寐以求的，就是建立一支清一色的黄埔系军队，对这个问题的执念甚至超过了“剿共”，所以白崇禧就抱怨他“宁饶敌人，不饶朋友”。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蒋介石习惯性的做法是作战时把“杂牌军”摆在最危险最孤立的地方，以方便他们被“共军”吃掉。“杂牌军”将领对蒋的这点小心思也心知肚明，所以打起仗来能逃就逃，实在逃不掉，就战场起义，或者投诚了。

　　“杂牌军”将领往往资历比较老，多毕业于保定军校，有的还上过日本士官学校，实战经验比年少轻狂的黄埔系将领丰富，也知道共军的厉害。

　　观众都对李军长在最后关头向张军长呼救印象深刻，实际上，他在战前的高级军事会议上，提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主张，遭到张军长指责后满脸苦笑才意味深长，这里既有无奈，也有“早晚你会明白”的不屑。

　　的确，没过太长时间张军长就明白了李军长是对的。他和李军长会成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新同学，不再互相指责，而是共同研习历史唯物主义了。

　　一部电影，塑造了这么多五彩缤纷，性格各异的人物，并影响了此后几十年同类题材电影拍摄，这是一个奇迹，也是《南征北战》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