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带我救伤员——抗战老兵苏英回忆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战故事

　　95岁高龄的苏英如今每顿饭都要吃些肥肉，这算是他晚年生活中一个比较特别的生活习惯。在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女儿家里，苏英每天还都坚持读书看报做笔记，还养着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做伴。

　　出生于1925年的苏英，家乡是今天的河北省顺平县——在抗日战争期间，顺平县原名完县，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武装活跃的地方。

　　“日本人三天两头来打，在村里烧杀抢夺。”苏英回忆说，“学校不能正常上课了，我也没有其他事，倒不如守守村。”苏英说，“七七事变”以后，民众的觉醒和反抗意识日益强烈，12岁的他成了村里儿童团员，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参加抗日斗争。

　　日常巡逻放哨、给部队送信，有时候也跟着文工团的同志们唱歌跳舞，还组成了小剧团演街头话剧……有了“组织”的苏英在儿童团里过得简单快乐，一天一天成长起来。

　　《支前歌》是当时苏英的最拿手歌曲——那其实是一首后方妇女抗战支前的小调，并不是小男孩唱的歌曲。直到现在，苏英还能哼唱起曲调：“小小的灯儿暗幽幽，丈夫打仗把我丢，不悲不伤我也不愁，给他缝件衣裳解忧愁……”

　　不过，这种简单快乐的儿童团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1938年，白求恩辗转香港、延安抵达晋察冀军区。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不仅给缺医少药的根据地带来了药品和器械，还开始着手培养根据地急缺的医护人员。

　　“当时部队的作战任务很重，腾不出人手，就号召儿童团员去卫生所学习。”苏英说。上过高小、可以识文断字的他已经算是有些文化了，于是被送去参加卫生员学习班。

　　在河北省唐县的牛眼沟村，苏英第一次见到了高鼻梁、蓝眼睛的白求恩，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白色人种的外国人。“他为人特别和气，对我们小孩子也格外好。”苏英说。

　　苏英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位加拿大人后来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起初，苏英甚至不知道他叫“白求恩”，只是知道这个穿着八路军军装的外国人特别忙。

　　“他总是在工作，没看到过他休息。但他的中国话说得很费劲，翻译得一直跟着他。”苏英说。

　　就这样，白求恩成了苏英的老师。“上课也没有固定的地点，有时是老乡家里，有时就在空地上。”苏英说，说是学习，其实没学几天就开始工作了。但儿童团员大多年纪只有十来岁，文化水平不高，面黄肌瘦没有什么劳力，只能帮着准备药品、照顾伤员吃饭，做些简单工作。

　　“有的孩子胆子小，看到医生给伤员做手术到处是血，当场就吓哭了。”苏英说。

　　白求恩面对这群毫无医学基础的小学员们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消毒、止血、包扎、固定……每一步都躬身示范。

　　“头部处理是最难的，伤口的消毒范围要大一些，还要多次消毒，包扎时纱布要折三折再打结，这样才固定得好。”多年过去了，头部伤口如何处理，苏英仍然记得很清楚。

　　1938年的晋察冀地区，敌后游击战争打得艰苦卓绝。“周遭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无论是哪儿，只要枪一响，我们就要冲上去救伤员。”苏英说，处理得多了，也就习惯了。

　　很快，初进卫生所时见到血被吓哭的小伙伴也迅速成长了起来，可以跟随部队保障作战行动了。而几乎每一次，白求恩都与大家在一起。“有一次，我们正在吃午饭，前边打起来了。白求恩大夫跑过来，用简单的中国话招呼我们，‘走!走!’”苏英和几个小伙子扔下筷子就赶过去。

　　在那段岁月里，苏英还曾跟随白求恩一起，抢救过一名日军伤员。苏英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日军伤员的头部被子弹擦伤，被救下来时满脸都是血。发现是日本人后，苏英恨不得上去补上一枪，不太愿意上前包扎。

　　这时候，白求恩已经来到了跟前，给日军伤员消毒、止血、包扎，一刻没误。这一幕给就在跟前的苏英上了生动的一课，懵懂中明白了人道主义的含义。“不管是哪边的，我们卫生兵上去以后，只要是伤员都给抬下来救治。”这是苏英从白求恩身上学来的道理。

　　后来，这名日军伤员的换药任务交给了苏英。“他病愈离开病区的时候，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不停鞠躬。”苏英说，这位日军伤员后来留了下来，加入反战同盟，成了反法西斯战士。

　　没过多久，苏英也离开了卫生学校，跟随部队奔赴前线。在一次战斗的间隙，他辗转得知了白求恩去世的消息时，完全不敢相信，“白求恩大夫那样一个艰苦的人，走到哪就住到哪，走到哪就吃在哪，除了看病就是教年轻人，一心只想着多救人。怎么会呢?”苏英喃喃自语良久。

　　1945年8月，抗战已经接近尾声，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着手夺取塞北重镇张家口。已经20岁的苏英行军到宣化时，主攻部队已经攻下张家口。“敌人用大锅炖的猪肉，还在火架子上吊着，我们来了刚好吃现成的饭。”苏英说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