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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炳琳:五四志士的救国情怀

作者:韩勤英 发布时间:2020-09-18 10:50:13 来源:学习时报 字体:   |    |  

      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周炳琳受孙中山、李大钊等前辈影响,满腔热血投身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积极组织和参加改造社会的团体活动,在历史书页上留下闪光印迹。

  创办《国民》

  周炳琳1913年从浙江黄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大法科经济门。起初,他表现出少年老成的样子,一心想把顺利完成学业作为将来做官的敲门砖。不久,蔡元培校长实行“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思想自由”,陈独秀被聘请为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入,北大的面貌焕然一新。受陈独秀、李大钊等启发和影响,周炳琳融入新文化运动的洪流,先前想做官的想法“去掉了一半”,迈向新的人生道路。

  此时,北京的学生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18年10月,周炳琳和邓中夏、许德珩等同学,商议每人出5块大洋,凑了1500余元,在校外租了间大房子,发起成立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为导师。召开成立大会时,蔡元培校长到会致辞,寄予厚望。1919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周炳琳等轮流担任编辑部主任。

  《国民》杂志旨在唤起青年学生的爱国救亡意识。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周炳琳较早读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但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认识比较模糊。当阅读到英文杂志《双周》的一篇文章时,他深感震撼,当即译为《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发表在《国民》第2卷第1号上。该文讲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列宁回国后的基本思想等,回答了“鲍尔锡维克主义和鲍尔锡维克派到底是怎样的”等问题。

  创社办刊期间,周炳琳广泛联络北京各校200多名社员,历练了组织动员能力。不久即与傅斯年等创办的《新潮》杂志社成员一道,在五四运动中唱了主角。

  街头演讲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青年学生迫切要求走出书斋,开启民智。平民教育应运而生。1919年3月,周炳琳、许德珩、邓中夏等北大学生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该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组织团员走上街头,开展大众化的演讲。周炳琳被推选为文牍干事,负责文稿的编印工作。

  讲演团成立后,周炳琳等人经常组织北大同学分赴北京东西南北四城,面向群众,开展宣讲。他们通常事前拟好题目、选定地点,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组,打着小白布团旗,携带一面铜锣,到人多而适当的地方,鸣锣开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传播科学知识、爱国精神、新伦理观念和新社会政治思想。

  周炳琳是讲演团的骨干成员。五四运动前后一段时间,他的讲演活动十分密集:1919年3月27日在护国寺演讲《什么是国家?》,启发民众的家国情怀;5月18日在北京四城演讲《山东与全国的关系》,唤醒部分民众对山东问题的冷漠。这些演讲饱含救国救民的情怀,迅速抓住了人心,不时得到群众的掌声和喝彩。

  很快,街头讲演从城市扩展到农村。1920年3月,平民教育讲演团决定利用春假,深入卢沟桥、丰台、长辛店等处演讲。周炳琳等演讲团成员,总是把印好的演讲稿和通俗杂志分发给民众,即便经费拮据,时常遭到警察干涉,也没有放弃。不久,周炳琳先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政治性社团组织,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和活跃成员。

  五四洗礼

  1919年5月3日,周炳琳等同学从北大校长蔡元培那里得知,北洋政府密令巴黎和会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这令他们愤慨万分。当晚,同学们即在北大第三院礼堂集会抗议,决定第二天联络各校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5月4日上午,周炳琳联络各校国民社社员,动员他们走上街头。下午,热血沸腾的他脱下身上的毛背心,存放在红楼前传达室,和同学们步行到天安门前集会。

  下午4时,游行队伍到达北洋政府外交部,恰遇大门紧闭。墙不高,有的学生翻墙进去,开了大门,一群同学冲进去,直奔曹汝霖的卧室。躲在浴室里的曹汝霖听到外面的动静,吓得发抖,同学们缺乏搜寻经验,让他躲了过去。只听传来一声“着火了”,躲在地下室锅炉房里的章宗祥吓得跳了出来,同学们根据事先看过的照片认出了他,群情激愤。一个日本人赶紧护卫着他逃出后门,部分同学追到一家卖烟酒的杂货铺,愤起痛打。

  闻讯赶来的警察包围了曹宅,不少同学当场被捕。周炳琳等同学撤了出来。他态度沉着,加之身穿灰袍掩盖了翻越曹宅围墙时所沾灰土,逃过追捕。

  周炳琳等回校后,当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营救被捕学生办法。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开,第二天北京各校都罢了课。经过同学们和各方面交涉,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释放32名被捕学生。5月7日,被捕北大学生回校,在广场受到全体师生热烈隆重的欢迎。

  周炳琳等同学在五四运动中的突出表现,被爱国民族资本家穆藕初看在眼里。1920年,穆先生特向北京大学捐银5万两,作为选派学生赴欧美留学的奖学金。经蔡元培亲自组织选拔,周炳琳、段锡朋、罗家伦等5名“学术和道德兼全者”脱颖而出。这在当时被戏称为学生界的“五大臣出洋”。留学回国后,周炳琳曾一度在国民政府任职,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断然拒绝蒋介石派来专机接他赴台的“美意”,选择留下来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民主人士,在门厅与周炳琳亲切握手时,风趣地说:“你就是当年的‘五大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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