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 | 抗美援朝文学：中国精神的巍峨丰碑

——答凤凰卫视记者问

(2020年9月4日)

一

　　问：抗美援朝时期，很多文艺工作者亲临前线，创作了一大批文学作品.。请您详细点评这些作品，并且谈一谈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可以吗?

　　答：抗美援朝文学是一个蔚为大观的文学现象。从空间看，它波及全国，参与创作的，不仅有作家、记者，还有万千普通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志愿军)指战员及海外华人;从时间看，它从抗美援朝前夕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还将持续下去。从文学样式上看，有小说、散文、特写、通讯、报告文学、传记、戏剧文学、影视文学、诗歌、快板诗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体裁，可谓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遵照你们拟定的采访提纲，我们把话题限定在曾亲临抗美援朝前线的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但是其中有些作品又被改编成其他艺术样式，或者与其他艺术种类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的话题以文学作品为主，兼及其他，您看可以吗?

　　即使限定在这个范围，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没有能力做出全面、系统的回答，而只能谈一谈印象较深的几部作品。这就难免挂一漏万，留下不少的遗憾。

　　谈抗美援朝的文学作品，首先要提到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你们可能会说，这是歌啊?的确是歌，但它首先是一首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自己创作的。作者叫麻扶摇，是我人民解放军炮1师的一位连指导员。入朝参战前夕，他受全连指战员委托，起草并在出征誓师大会上宣读誓词。这篇誓词的原文是：“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因为这篇誓词说出了广大指战员的心里话，所以就作为一首诗在炮1师不胫而走。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到炮1师采访时发现了这首诗。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后，陈伯坚采写了一篇战地通讯，题目叫《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他特意把麻扶摇的这首诗放在这篇通讯的开头部分，郑重推荐给广大读者。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伯坚在向读者推荐这首诗时，并未全篇照录：一是把“横渡鸭绿江”改成了“跨过鸭绿江”;二是把“中华好儿女”改成了“中国好儿女”。1950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发表这篇通讯时，又着意把这首诗放大了字体。这个意图是相当明显的，就是要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果不其然，这首诗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很快，艺术家周巍峙就为这首诗谱了曲。可能是由于韵律的需要，也可能是为了统一提法，周巍峙又把“抗美援朝鲜”改成了“抗美援朝”。11月30日，也就是发表陈伯坚战地通讯后的第4天，《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这首歌，歌名《打败美帝野心狼》。后来，周巍峙又把它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如果不是身经百战、每战必胜的战士，在即将面对新的生死考验时，断然不会生出如此豪情，充满如此必胜的信念。这首豪气干云又简洁明快的诗，配上节奏铿锵的旋律，就成为一首气势雄壮、意态昂扬的进行曲。它一问世，就以连当代新兴媒体都望尘莫及的速度传遍前方和后方，真正成为鼓舞军民、激励军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可以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歌词，是抗美援朝文学的第一个经典。

　　说到抗美援朝的文学作品，我们不能忘了杨朔和他的《三千里江山》。杨朔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颇有影响的作家，曾被邀请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但因路途周折，错过了会期。这位作家对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怀有极大的热忱，而且文笔优美，比兴、象征等手法运用得得心应手，尤其是写得一手好散文。1950年，他跟随由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入朝，1953年出版了中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这部小说以他惯有的优美语言和长于抒情的笔调，真实、生动地展现了我铁路工人粉碎敌军破坏，保障交通线畅通的英雄壮举，以及他们与朝鲜军民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因此，杨朔曾荣获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现如今，这部作品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但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却是一本受到亿万读者喜爱的读物。我上初中的时候，每逢寒暑假，语文老师都要从图书馆挑出一些文学作品发给我们回家阅读。有一次，大概是1963年暑假前，老师发给我的就是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因为我想看法国科幻小说《神秘岛》，便要求老师调换一下。老师长叹一声说：真是肉多了，就不知道哪块香了!意思是批评我不但挑肥拣瘦，而且不识货。这时，另一位同学立即应声说：老师，我要《三千里江山》。暑假过后，那位同学就在我们班大讲这本书如何好。于是，这本书便在我们班传阅开来，直到寒假前才被送回图书馆。

　　1952年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了挽回战场上的颓势，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一场名为“摊牌计划”的攻势。他们用两个师的兵力去争夺我方两个连控制的高地。战斗的激烈程度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侵略军用炮弹和炸弹把我方阵地的山头削去两米，向我军发动900多次冲锋，敌我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持续鏖战43天。我志愿军战士在缺水断粮的困苦条件下，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勇气，一次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志愿军战士的英勇顽强感动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作家陆柱国很快写出了中篇小说《上甘岭》，于1953年由《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后发表、出版;电影艺术家沙蒙、林彬等又把这场战役搬上了银幕，于1956年12月在全国公映。于是，小说《上甘岭》和电影《上甘岭》就成为抗美援朝文艺经典中的双子星座。关于这两部同名作品的价值，用不着我来评论，看一看“00”后的观后感就够了：“真想生在那个年代，哪怕当一个排头兵也好!”“美帝就是纸老虎，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珍惜和平安宁的日子吧!”“以中国之少年，建少年之中国!”你们看，这些话说得多好啊!这就是经典的魅力，经典的永久魅力!

　　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也是一篇较早创作的中篇小说。作品写了一位志愿军战士与一位朝鲜姑娘之间的朦胧爱情。作品刚一发表，即引起很大争议，后来又受到严厉批判。求实地说，这是一篇相当优秀的作品，批判它是不对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一，青年男女在相处中产生一些好感、一些爱慕，乃人之常情。连早期的儒家都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作为共产党人的我们更不能像程朱理学那样把它视若洪水猛兽。尤其是对严酷战争环境下青年男女之间产生的情愫，更应当多一点理解，至少不能在他们身上抽鞭子吧?二，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发展是有严格限度的，正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并未走到违犯战场纪律那一步。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推动这对青年产生感情的都是一些高尚美好的东西，如志愿军战士与房东宛如一家的亲情，我志愿军战士纯朴、善良、勇敢的品质等等。醉翁之意不在酒。路翎绝不是为写爱情而写爱情，更不是像今天的一些作家那样展示粗鄙的情欲，而是在爱情与军纪的冲突中张扬我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的美好心灵，讴歌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这有什么不好呢?

　　在这里，我还要向你们推荐一下和谷岩。目前，他已经基本上成为被文学圈子遗忘的角落。其实，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你们都看过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吧?他就是这个电影的编剧之一。他是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的，1956年回国后才开始文学创作。他的抗美援朝作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短篇小说《枫》，一个是长篇小说《三八线上的凯歌》。两个作品写得都很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了主旋律与艺术的比较完美的统一。其中的《枫》，无疑是他的代表作。这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即获得1956年全国青年优秀创作奖，并被译成数国文字介绍到国外。著名作家，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撰写评论予以高度评价，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则把它选入初中语文课本。我就是在上初中时学习了这篇课文的。作品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只是写了我志愿军一位汽车司机和他的助手的故事。助手天性爱美，总是把一束枫叶放在挡风玻璃的右侧。司机则不喜欢，总是把枫叶一次次扔出窗外。然而，在助手为保护汽车及其所载物资牺牲以后，司机一改原先的习惯，总是把一束枫叶摆在原来的位置。这篇作品叙述得十分平静，却有着一种深沉的情感冲击力。那时，我曾经多次阅读这篇课文，每次阅读都不禁潸然泪下。尤其是结尾，那束跳动着的火红的枫叶，已经永远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

　　巴金可能是抗美援朝作家中名气最大的一位。他曾两次入朝，与很多志愿军战士有过亲密交往和深入交流。回国后，巴金写了不少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篇小说《团圆》。这篇作品延续了作家从伦理关系透视社会本质、传达时代精神的创作特长，以抗美援朝战场为背景，在演绎父子、父女、兄妹、革命同志之间悲欢离合的曲折故事中，揭示革命事业的艰难历程和革命者的伟大精神品格。这篇作品在1961年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长春电影制片厂也立即启动把它改编成电影的工作。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被搬上银幕。与原作比较，电影更加突出并强化了王成的英雄形象。据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们讲，王成是志愿军群体中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的高度典型化。例如高喊“向我开炮”的通讯步话员赵先友、蒋庆泉、于树昌，抱起炸药包冲向敌阵的步兵连长杨根思，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上世纪90年代，原北京军区某集团军为赵先友烈士树立塑像，巴金特意亲笔题字：“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电影的成功，仿佛为这部经典插上了跨越时代的翅膀，感染、激励、塑造着一代又一代的来者。北京市委讲师团一位80后的青年同志曾对我说过：“这些年拍的片子，没有一部能像《英雄儿女》那样让我感动。”

　　长篇小说《激战无名川》，被原铁道兵官兵和现今中铁集团的工人阶级称为“我们的经典”。这部作品以杨连第等一大批铁道英雄为原型，以他们的英雄事迹为素材，起伏跌宕、荡气回肠地描写了铁道兵某部九连指战员在朝鲜军民的支持、配合下，用鲜血和生命铸成“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故事。作者郑直1948年在东北参加我解放军铁道纵队，1950年作为铁道兵入朝参战。在朝鲜的铁路线战场，他接触到许多英雄人物，见证了许多战友的壮烈牺牲。这段非凡的人生体验躁动于胸，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但是由于从未搞过创作，难免要经历一些艰难曲折，一直到1972年才完成创作并得以出版。我记得当时有好几家广播电台连播这部小说，有的话剧团还把它改编成话剧演出。不过，影响最大的还是据此改编的电影。那个时候，剧作家黄宗江很积极，当仁不让地承担了改编工作。197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同名电影在全国公映，形成了从城市到乡村人人争看的热潮。当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作品也是有缺点的，主要是在英雄人物的描写上，崇高的一面写得多，平凡的一面写得少。但是，瑕不掩瑜，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缺点而否认它的经典地位。其实，古今中外，很多经典都是有毛病的。韩愈的《石鼓歌》，就有不少臆测瞎说的成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那些大段议论，也是令人不忍卒读的。

　　总之，以上谈到的这些作品，都很优秀，都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否定的地位，但是要论抗美援朝文学经典中的压轴之作，当推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二

　　问：今年是魏巍诞辰100周年。听说您与魏巍比较熟悉，您能具体地谈谈魏巍其人和他的抗美援朝作品吗?特别是《谁是最可爱的人》，作为中学课文，您还记得学习它的情景吗?

　　答：我与魏巍的交往始于1991年。那时，我在光明日报社文艺部工作。因为向魏巍约稿，或经常在一些研讨会上见面，慢慢地就熟了起来。我对这位老人家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待人坦荡而庄敬。无论是私下谈话、会上发言还是写文章，老人家从来都是出以本色、发乎本心，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说到痛快处还经常朗声大笑，从不哗众取宠、漫为大言，从不违心媚俗、诡言邀宠，也从来没有那种欲言又止、欲进又退的忸怩和世故。孔夫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毛泽东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可以说，魏巍的待人接物，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所谓庄敬，就是与人交往既有原则(如不吹吹拍拍、不拉拉扯扯等等)，又恭敬有礼。1997年，国史学会的一个研讨会散会以后，我眼见魏巍搀扶着刘志坚走出会场。其时，刘志坚85岁，魏巍也77岁了。望着两位老人离去的背影，我不禁生出一种莫名的感动。2003年5月，我请原北京军区政治部的张月奎同志给老人家捎去一件小礼品。是什么已经忘记，但肯定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未几，即收到老人家来信：“润为同志：张月奎同志捎来的礼物收到了，甚精美，谢谢。当然更感谢的是你还没有忘掉我。/我身体尚好……有什么有意思的材料可寄一点。照信封上写即可收到。/祝早日战胜非典，扫除妖氛。/多保重，全家好。/魏巍/03.5.21”。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体察朋友的心意，并且还之以礼，这就是魏巍!

　　二是思维敏捷而清晰。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我经常会约一些作家写些议论性的文字。不须讳言，有些作家，包括一些著名作家，上了年纪以后，头脑就不是那么清楚了。要么说车轱辘话，一个意思重复两三遍;要么文意散断，前言不搭后语;要么杂糅，语句像乱麻一样掺和在一起。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便觉得十分头疼。约了稿，又不能不用;不改吧，又交待不过去;大改呢，又怕伤了老作家的自尊。怎么把文章改好又要让老作家满意，这是要经常遇到的挑战。相比之下，愈发显出魏巍的可贵。约他写稿，一是交稿快;二是条理清楚，语言简洁明快;三是能抓住要害又见解独到，常常给人以悟悦我心的惊喜。有一个成语，叫“不刊之论”。“不刊”，就是不可修改。晚年魏巍的议论文字，在编辑那里就是不用改，或极少要改的。古人说：“智者乐水”。可以说，魏巍的大脑，自始至终都像一条奔流的溪水，清澈而充满活力。

　　三是信仰坚定而热忱。魏巍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奋斗了一辈子、奉献了一辈子。尤其是在晚年，他不计得失毁誉，与各种危害党和人民事业的错误思潮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出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最可宝贵的政治品格。那是2008年8月的一天，老人家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一次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孙儿守候在病床前，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交代你的只有一句话：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记住没有?”孙儿含泪答道记住了，老人家仍不放心，又让孙儿复述了三遍。这一幕临终叮嘱，堪比宗泽三呼“渡河”而卒的悲壮。毛泽东曾经说鲁迅“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绝不中途投降妥协。”(《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4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用这些话来评价魏巍，也是十分贴切的。或者说魏巍就是当代的鲁迅，似乎也并不为过。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难看到，有些人入党、宣誓，在当初也许不能说是假的，但是当压迫或诱惑到来的时候，那个信仰就动摇了，甚至成为革命队伍的叛徒或国家民族的败类。个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就是他们对于信仰缺少热忱。什么叫热忱?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就是成为内在的生命需要，就是获得了情绪、情感的形式。魏巍在党的教育下，在和工农兵生死与共的摸爬滚打中，那种革命理想逐渐渗入整个生命的各个方面，成为主宰、支配一切需要和行动的灵魂。人的信仰一旦达到这种深度，也就脱胎换骨。不是么?在魏巍及其他共产主义战士那里，如果放弃信仰，其他的生命需要(本能、荣誉、地位等等)再怎么得到满足，也会感到生不如死的痛苦。相反，只要是在为信仰奋斗，其他一切需要的欠缺都不在话下，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但是，怎样才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呢?我想，我们从魏巍及其他一大批共产主义战士那里是可以找到非常具体的答案的。

　　在抗美援朝作家中，魏巍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他三次入朝，并且屡屡深入前沿阵地;他写了很多作品，仅仅收到《魏巍文集》里的通讯、特写，就有18篇之多。不过，最为读者推崇的，还是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和长篇小说《东方》。

　　《东方》的结构颇具匠心。它以志愿军某英雄团为中心，设置了朝鲜前方战争与国内后方阶级斗争两条线索，彼此互为因果、互相交叉、互为映衬，生动塑造了郭祥、杨雪、杨大妈等普通战士和农民的英雄形象，深刻揭示了中朝两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这是作者在朝鲜前线生活积累的系统性总结，是经过长期沉淀后提炼出的艺术精华。作者于1959年动笔，1975年完成初稿，后又几经打磨，直到1978年才出版面世。那个时候，它是全国各家书店十分畅销的书籍，多家广播电台进行连播，在大学的当代文学课上，也是老师和同学们讨论的重要话题。

　　比较之下，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则是及时地配合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它写作于1951年4月1日，9天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此时距离我第一批志愿军部队出国作战，仅仅过去半年的时间。它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恐怕是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的。从中央到地方，从朝鲜前方到祖国后方，从碉堡、防空洞到车间、田野，形成了一股争看、争传这篇作品的浩大热潮。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连声称赞：“写得好”;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当着全体与会代表对魏巍说：“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起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前方将士从榜样身上汲取了勇气，后方同胞由看到前方战士的可爱而倍增生产支前的干劲。事实证明，它真正成为一种强大精神动力，有力地推进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程。

　　后来，这篇作品作为经典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学习这篇课文的情景。我上初中的时候，同学们都要很早来到学校，预习当天所要学习的课程，师生们称之为早自习。一天早晨，我们所要预习的正是《谁是最可爱的人》。开始时同学们只是静静地默读，后来是七嘴八舌地低声朗读，再后来竟变成一起高声诵读。上课时，老师讲得认真，全班同学也听得格外认真，竟然奇迹般地没有任何交头接耳的私语。课后，老师要求背诵课文的开头三段和最后一段。单元考试时，有一道题，就是默写课文的前三段，全班47个同学竟无一人出错。这在我们初中三年的语文学习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至今我还能熟练地背诵第一段。

　　那么，它为什么那样受到我们的喜爱呢? 我想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文章写得很美。比如排比句式恰到好处的运用，使人读起来朗朗上口，有一种节奏上的快感。又如极富创意的比喻。我们都知道，古人形容男子挺拔的身姿，一般都是用“玉树临风”之类的词语。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贵族青年崔宗之的诗句就是：“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但是魏巍却说志愿军战士马玉祥“站在那儿，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的淳朴可爱”。这一比喻极为传神地道出了人民子弟兵的本色：他们不是贵族青年，他们来自农村，天然地带有田野的气息，已经经历并且还在经历雨淋日炙甚至枪林弹雨的洗礼。没有对于劳动大众的深厚感情，没有对于人民子弟兵的深刻理解，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艺术创造的。二是充沛的抒情色彩。作者对于志愿军战士的热爱之情、崇敬之情，确实像潮水一般，“在放纵奔流着”，汹涌澎湃、一泻千里。这就给我们这些处于易感期的孩子们以极大的情感冲击，读来常常是热泪盈眶，甚至抽泣不已。有人说这篇文章写得不够含蓄，这是学院派的迂腐之见。含蓄当然是个好东西，但是不可以绝对化。含蓄与否，要看写作对象、要看文章的用处。比如《大刀进行曲》，如果含蓄起来，还能鼓舞、激励人心吗?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如果写得含蓄，写得像克罗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那样让人摸不到头脑，我们的战士、工人、农民是不会理睬它的。其三是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那个时候，我们作为十四五岁的孩子，和今天的孩子们一样，也是很追星的。不过我们所追的星，不是歌星影星娱乐星之类，而是一些脚踏实地的杰出人物：一类是科学家，如爱因斯坦、齐奥尔可夫斯基、华罗庚、李四光等等;一类是古代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等等;一类是革命英雄，如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张积慧、刘文学、向秀丽、雷锋等等。课文中所写的那些志愿军战士，正是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式的英雄人物，恰好适应了我们那一代青少年精神成长的需要。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我要说，狼奶总比城狐社鼠的奶好。喝狼奶骨头硬、免疫力强，百折不挠、百毒不侵。

三

　　问：最后，您能不能谈谈抗美援朝文学的特点是什么?对今后社会进步、文学发展有何影响?

　　答：抗美援朝文学运动是延安文艺运动的延续和发展。在创作宗旨、创作方式、艺术规范上，它与延安时期的文学(我们一般习惯地称之为解放区文学)是一样的，或者说是差不多的。不同之处在于创作题材和精神内涵的差别。解放区文学写的是创建新中国的斗争，抗美援朝文学写的保卫新中国的斗争;解放区文学反映的是发生在国内的反侵略、反压迫战争，抗美援朝文学反映的是中朝两国军民的反侵略战争;解放区文学表现的是抗战精神和人民民主革命精神，抗美援朝文学表现的是抗美援朝精神。

　　那么，什么是抗美援朝精神呢?概括起来，就是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三个方面。这既是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忠实继承，又是对共产党人、人民战士革命精神的扬厉。中国古代仁人志士的爱国，不能说完全是为了君王，为了封建统治者。在他们那里，君王和民众是一体的，忠君即爱民，爱民即忠君，而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往往把维护君王作为爱国的第一选项，正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是历史的局限，作为后人的我们是不可以因此而苛责前人的。共产党人、人民战士超越古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把人民作为爱国的唯一选项。恰如《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那位普通战士所说：“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厚大度的民族，从来不以邻为壑、一向反对恃强凌弱，始终主张“协和万邦”、“守望相助”。你们知道，春秋时期，齐桓公救援燕国，帮助邢、卫两国重建，都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这一优秀传统到在共产党人和人民战士这里，则被提升到争取世界劳动者阶级解放进而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高度。这是什么?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马玉祥，拼着性命从烈火中抢救朝鲜儿童，就是把朝鲜儿童看作自己的兄弟，把朝鲜人民当作自己的同胞。我们常说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鲜血凝成的，而凝成这种友谊的精神动力就是崇高的国际主义。在这里，爱国主义是根本，国际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延伸或扩展，革命英雄主义则是由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生发出来的英勇与刚强。“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种气概一旦植根于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上，就会迸发出排山倒海的伟力，放射出照耀千古的绚丽光芒。王成(《英雄儿女》)、吴天宝(《三千里江山》)、张文贵(《上甘岭》)、郭铁(《激战无名川》)等志愿军英雄，为什么能够一往无前、视死如归?就是因为他们战胜了自私和狭隘、可怜和渺小。他们在奋斗、牺牲中体验到的不是委屈和痛苦，而是一种为正义和崇高献身的大快乐和大幸福!这样的情怀、这样的境界，是那些蝇营狗苟的民族败类们所永远都无法理解的。

　　正是凭借抗美援朝精神，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打出了军威国威，打出了和平安宁，打出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尊严，使得我军、我国不仅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称赞，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去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我见到驻港部队原副司令员王郡里。午饭时他对我说：我接待过美国一个舰队的来访。在和对方司令的交谈中知道，我俩的老爸在朝鲜战场上曾经是对手。那位美舰司令马上把手机调到免提状态，跟他老爸通了话。他老爸说什么，我听不懂。那位司令请翻译转述说：他听说我与你在一起感到很激动。他让我通过你，对你英雄的父亲及中国军队全体英雄老兵致以崇高的敬意!

　　正是凭借抗美援朝文学，让中国人民在艺术观照中确证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国家的伟大，从而激发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心和无穷力量;正是凭借抗美援朝文学，让世界人民认识了新中国，新中国的人民，新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伟大的抗美援朝文学，是人类和平的灿烂花朵，是新中国的生动肖像，是中国精神的一座巍峨丰碑!

　　在半个多世纪里，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抗美援朝文学的热情始终不曾消褪过。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它却受到文学界、教育界的冷落、贬损和否定，有的甚至被移除语文教材，这是出现文艺乱象、教育乱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是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原则。而要把这一原则落到实处，就必须拨乱反正，学习抗美援朝作家们的创作精神。

　　要像抗美援朝作家们那样有担当。什么是担当?就是责任或义务，就是要明白文学的性质和功能，让自己的创作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事业服务。抗美援朝是那个时候新中国的命运所系，是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我们的作家们纷纷以笔为刀枪，投入抗美援朝的斗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有人说，强调担当、责任、义务，会妨害创作自由，写不出好作品。这其实是逃避担当的一种遁词。正如黑格尔所说：“义务所限制的并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抽象，即不自由。义务就是达到本质、获得肯定的自由。”有担当就写不出好作品么?上面提到的那些，哪一部不是堪称经典的好作品呢?相反，那些远离人民、逃避责任，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东西，哪一个不是文字垃圾呢?

　　要像抗美援朝作家们那样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回头去看抗美援朝作品，没有一部是面壁虚构、凌空蹈虚、无病呻吟的东西，无不蕴涵着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有的作家甚至干脆就在前线进行创作。例如陆柱国的《上甘岭》，就是“在结冰的碉堡里面，突击了十几个昼夜写完的。”他说，“这有很大的好处，周围的战争气氛会很快地跑到笔下，耳旁的炮声，更能激发自己的创作热情，使我冻裂的手不离开纸笔。”曹雪芹曾说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滋润了笔墨，而我们的抗美援朝作家却是让滚滚硝烟、隆隆炮声雄壮了笔墨。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须知，深入前线、在前线写作，不但极为艰苦，而且是有生命危险的。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任何时代条件下，躺在安乐窝里，都不会写出有出息的作品。

　　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忘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抛弃了斗争精神，这让我们吃了大亏。如今，帝国主义又撅起尾巴捣乱来了。我常对朋友们说，特朗普这个人好啊，应当像毛主席谈赫鲁晓夫那样，给他颁发一个脸盆大的24K金的奖章。特朗普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他是一个美国版的申公豹。《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有两个特点：一是面部朝后，在别人看来是前进的东西，在他看来就是倒退的东西;相反，在别人看来是倒退的东西，在他看来就是前进的东西，因而总是倒行逆施。二是他闲不住，总是要捣乱破坏、无事生非。中国民间有一个歇后语，叫作“申公豹的嘴—搬弄是非”。近年来，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对我的栽赃构陷、封堵打压，以及在全世界制造的种种祸端，给我们上了警醒的一课，让我们重新明白：帝国主义就是掠夺，帝国主义就是欺压，帝国主义就是捣乱，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就是我国发展进步的绊脚石或拦路虎。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而要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就必须弘扬抗美援朝精神;而要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就必须光大抗美援朝文学。这就是结论，一个大致不错的结论。

　　(原载《中华魂》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