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我的大半生，属于古老的中国

　　前不久，位于东堂子4号的伍连德北京故居腾退完毕。他在国内唯一的家属代表黄建堃接受本报专访，讲述了伍连德的传奇故事。

　　从1911年起，伍连德在东堂子胡同4号居住了20余年。1960年伍连德去世后，家人遵照其遗嘱，把这所院落无偿捐献给了中华医学会。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每当发生卫生防疫事件，人们都会想起伍连德。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伍连德的事迹被大家反复重温。直到今天，伍连德一生为百姓解除病痛，随时随地捍卫中国主权、永远以祖国为重的爱国精神依然感动着中国人。

　　站在东堂子胡同口，一栋红砖小楼别具风格，虽然被100多年的风雨洗得褪了色，但古槐映罩下的阁楼依然显出不凡气质。伍连德在自传里说，“我将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古老的中国，我衷心地希望她永远幸福繁荣!”

　　伍连德故居今后如何使用受到广泛关注。日前，伍连德在中国的唯一家属代表黄建堃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希望伍连德故居将来能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能在这里呈现一百多年前的宝贵史料，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历史，从中感受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责任。

　　椰油灯下走出剑桥“学霸”

　　伍连德的父亲伍祺学16岁从广东新会卷着铺盖闯南洋，跟着金匠学手艺，出徒后自己开了间金铺。为了生意上有个帮手，25岁时伍祺学迎娶了年仅13岁的华侨女子林彩繁。1879年3月10日，伍连德出生在南洋槟榔屿。他父母养育了15个孩子，活下来11个，5男6女。伍连德是第八个孩子。

　　槟城在马来半岛的西北部，当时是英国的海峡殖民地。伍连德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唐人街租的房子：楼下是金铺，楼上一家人住。街上有华人，有印度人，还有打鱼为生的马来人。各民族混居，从小锻炼了伍连德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对于生长在槟城的华人来说，他们永远是中国人。

　　七岁那年，伍连德入学大英义塾(英国人办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因为家里贫穷，住得也很拥挤。晚上吃饭时一家人点一盏煤油灯，吃完饭以后就不准再点了，伍连德看书只能靠一个小小的椰油灯，可是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那时学校刚刚设立了女皇奖学金，每年授予两名优秀学生200英镑奖学金，并提供船票去英国深造。这是华人子弟唯一的上进途径，竞争十分激烈。可伍连德连中了四年。16岁时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去英国读书的资格，可惜没有达到17岁的法定年龄，没去成，只拿了奖学金。这期间伍连德突然生了一场大病，连续高烧不退。中医束手无策，西医摇摇头说只能试试看。就在家人打算给他准备后事时，病情竟自然好转起来。伍连德那时便跟父母表达了学医的想法。

　　1896年，伍连德参加女皇奖学金选拔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通往剑桥大学的通行证。起初家里不放他走，特别是他妈妈比较保守，怕他剪辫子，怕他找一个洋媳妇。父亲也担心他身体不能适应。后来在二哥的坚定支持下，他最终踏上了去英国读书的路。

　　伍连德靠着200英镑奖学金，来到英国剑桥大学苦读。同一时间，他的二舅被派到英国建造军舰。家里的五个舅舅最让伍连德骄傲，因为五兄弟同在北洋水师服役，这在当时也极为罕见。三舅林国裕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牺牲，二舅林国祥是广宇舰的管带，在作战时受了伤。初到英国的伍连德生活窘迫，二舅有时就带他改善伙食。他受二舅影响很大，二舅的部下们也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并且跟伍连德年纪相仿，经常给他讲甲午海战的事。少年伍连德受到很大触动，立志要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只用了五年零三个月，伍连德便完成了原本需要七年完成的学业，成为1896届剑桥大学135名医学生中第一位获得医学学士学位的学生。此后他又在利物浦热带病研究所参与科研，并且赴欧洲大陆分别在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年仅24岁就获得了医学博士资格。1905年，伍连德在剑桥大学一共获得五个学位：文学学士、医学学士、外科学士、文学硕士和医学博士。

　　歧视，激起更多爱国心

　　临回国之前，伍连德看到槟城招收行政医官，意气风发的他做好了应聘的准备。没想到主事人看了他的学历、奖项，以及各种研习经历后对他说，“你完全够格，但是你不能担任行政医官，只能做助手。”伍连德惊问为什么。“根据规定，医生只能由纯英国血统的白种人担任。”伍连德目瞪口呆。对华人的歧视极大地触动了伍连德，也在他心底烙下印记——“祖国!只有中国，才是自己的祖国。”

　　后来伍连德去吉隆坡热带病研究所进修时，遇见了一位令他怦然心动的女孩。女孩叫黄淑琼，她的爸爸黄乃裳是福建著名侨领、维新派代表人物。像她这样出身良好、中西合璧、相貌不凡的女子，当时有很多追求者，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小医生，伍连德最不被看好。没想到让两颗年轻的心彼此贴近的是共同的背景和爱国情怀。一次谈天时伍连德说起他的两个舅舅都参加过甲午海战，越说越激动。一转头却惊呆了。一旁的黄淑琼正在流泪，一问才知道她的三叔黄乃模也参加了甲午海战，是邓世昌“致远舰”的副管带，壮烈牺牲。同样热切的爱国之情在两人心头涌起。

　　1905年，伍连德与黄淑琼在新加坡举办了婚礼。婚后返回槟城行医。他看到很多华人都吸毒、赌博，便立志改变家乡面貌，希望华人能振作起来。伍连德提倡反毒反赌，年纪轻轻就当了槟城反毒协会的会长，和好友一起办报纸宣传禁毒。后来遭到利益集团的诬告，英国法官非常蛮横无理，“判你有罪就是有罪”。

　　就在这时，伍连德接到直隶总督袁世凯发来的电报，请他到中国出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很快，伍连德关掉医院，订了船票，启程回国。他感到自己对中国知之甚少，临上船前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利用在轮船上的一个半月“恶补”。

　　听伍大人的!

　　伍连德在故友程璧光的引荐下，成为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他开始不知疲倦地工作，同时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国语。他采用西方国家重视实践的办法，健全实验室和建立临床门诊，让学生多动手多观摩。短短两年，陆军军医学堂迅速摆脱日本人的影响，成为现代化的医学院校，开始为中国军队输送合格的军医。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1910年12月18日，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伍连德意外接到外务部急电，“火速进京”。施肇基召见伍连德，他才知道哈尔滨一带发生大规模疫病，已经一个月了。施肇基非常着急，“疫病突起，地方上没有能力控制，俄、日双方向朝廷施加压力，都要求独自主持北满防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危机之下，伍连德接受了外务部的任命，他平静地说，“施大人，我没有什么要求，为国家效力是我的荣幸。”

　　当时人们对这场疫病完全没有认识。日本派出研究人员到哈尔滨，解剖了上千只老鼠都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但是疫情还在肆虐，而且死亡率非常高。当时报纸曾载，一个俄国官员带着夫人从火车站到江边，几公里的路，他们亲眼看到沿途倒下了十几个人;一个挑着担卖花生、瓜子的小贩，卖着卖着突然间倒地死去，花生瓜子被路人抢光。

　　伍连德只带了一个中文比他好些的助手，飞奔哈尔滨。他们圣诞节当天下午到达，第二天就去走访调查，很快得知一个旅店老板的夫人染疫而死。伍连德和助手立刻前往，反复做当事人家属的工作后，才把尸体带到诊所做解剖，确诊是鼠疫杆菌。当时的外国专家都难以置信，是中国人做了第一例尸体解剖。

　　调查中，伍连德发现买卖旱獭皮的商人和猎人染病的比较多，他推测传染源可能不是老鼠，但非常凶险。他马上向总督报告，并且按照约定直接向外务部施肇基用英文发送了九条措施。

　　但同时在东北做调研的日本人、俄国人还认为是腺鼠疫，并认为这个病是通过老鼠传播，而不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当时就职于北洋医学堂的法国军医迈斯尼也因此与伍连德各持己见，闹到外务部。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才得以继续主持满洲防疫。

　　就在此时，哈尔滨的疫情急转直下：24小时内死亡达到50人，鼠疫已经从局部流行变成全面暴发。俄国方面和日本方面却迟迟不配合隔离方案。当时俄国铁路医院收治了一批鼠疫病人，院长是俄国著名的细菌学家，他们给自己的医生注射了鼠疫血清。

　　迈斯尼也到铁路医院给病人检查，因没戴口罩，第三天便染病发烧。见到闻讯赶来救治他的伍连德，迈斯尼吃力地说：“伍博士，你是对的。”仅仅过了三天，迈斯尼便去世。所有的人都震惊了，也同时真正意识到了鼠疫的凶险。

　　伍连德召集全城官员开会，不同以往的是，所有官员早早就聚集在防疫部门前等着他。面对一片混乱和不知所措，道台于泗兴大声说：“听伍大人的!”

　　袁世凯眼中的国士

　　伍连德设计了简易加厚口罩，下令大量赶制，供应全体防疫人员使用。他还下令准备充足的硫磺和石炭酸等消毒剂。地方官员迅速行动起来，呼吁老百姓观测体温、戴伍氏口罩。伍连德又果断调来120辆火车车厢，当作隔离病房，在疫情中心傅家甸分出红黄蓝白四个区进行隔离。每个区合理配置了医生、助理、警察。病人不许出来，政府提供食品，在重要道路派兵封锁。

　　然而让伍连德不解的是，又一个月过去，到了1月30日，病死率还居高不下。他推断肯定有重大的遗漏点，于是重新做社会调查。最后到疫区坟场一看，大吃一惊。天寒地冻之间，两千两百多具尸体没有掩盖地露天摆放着!现场的五六个工人干一天才能掩埋一口棺材，太多的尸体根本处理不过来。他看到坟场上不仅野狗、野猫窜来窜去，还有人来偷东西，都造成了新的传染源。伍连德还发现，有些小旅店怕影响生意，只要发现咳嗽、发烧的人，就扔到大街上。而半夜被扔出去的病人有很多是被冻死的。

　　伍连德意识到，只有把全部尸体焚烧，才能彻底消除隐患。可在1911年的中国，人死后讲究入土为安，绝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说过“火化”，这让他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伍连德把当地的士绅官员请到坟场，看到眼前的惨状，每一个人都被震惊得脸色沉重。官府召集全城所有头面人物做工作，国难当头，大家一致签字同意焚化。

　　1911年4月3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在奉天开幕，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伍连德一致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各国科学家高度赞扬了伍连德的工作，包括以发现鼠疫杆菌而闻名的北里柴三郎。大家称伍连德为“鼠疫斗士”。肃亲王面见伍连德，恳请他留任民政部卫生司司长，负责全国卫生防疫。但伍连德说“东北的鼠疫虽然已经消失，但并不等于灭绝，我还得回去建立鼠疫管理机构”。

　　第二年，伍连德在西伯利亚野外考察时，接到家书，才得知一个多月前，六个月大的三子长明因细菌性感染，治疗无效去世。夫人怕影响他在哈尔滨的工作，没有告诉他。

　　因东北防疫有功，伍连德被清政府授予协参领，并获二等双龙勋章。1913年伍连德受到大总统袁世凯的召见，见面后两人都很感慨。袁世凯说，“初次请你时，原本是想把陆军军医学堂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没想到得到一位国士。”

　　1921年，东北第二次肺鼠疫来袭，伍连德再次深入疫区，消灭疫情。日本占领东北后，曾经将伍连德秘密抓捕关到沈阳一个地下室。一天清晨，伍连德看见外面有人在打水，就顺着窗户缝递出去一张名片和一块钱，叮嘱他无论如何把名片送到英国领事馆。在英国领事馆的斡旋下，伍连德获得解救。日本后来在浙江、湖南等地进行了鼠疫细菌战。那时伍连德已不在国内，他当年的助手伯力士领导了湖南常德鼠疫细菌阻击战。

　　建医院、抗霍乱，晚年归乡

　　伍连德在中国服务的30年间，创建了中国现代医学体系。他创建了中华医学会，并担任第一、二任会长，他还主持创办了20多所医院或医学院校，力主收回港口卫生检疫权，他还是中国禁毒的主要人物。1915年，财政总长周学熙和伍连德商议，想在北京建一所结核病疗养院。伍连德认为，北京最需要的是一所在城区为老百姓服务的现代化医院，周学熙对此深以为然。此后不久伍连德在东堂子胡同4号买下一块地，请德国人设计建造了一座宅院，在北京安家。

　　当年的伍连德，只要在北京，就会骑上自行车，从东堂子胡同的家中出发，经过故宫、景山、北海，来到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地，晚上再骑车从原路返回。中央医院建成后，赢得一片盛赞，尤其是像电梯、暖气、X光机，这样的超前配置，老百姓大多都还没有见过。

　　伍连德在东堂子胡同4号居住了20余年，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洛克菲勒签订筹建协和医院后，伍连德在这里开家宴，夫人黄淑琼主持接待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行人，高朋满座，宾主尽欢。

　　伍连德在东堂子居住期间，经常是上海、北京两地跑。当时上海发生了一次霍乱，发现零号病人是一个海员。那时外国人霸占着海关检疫权，对中国人和外国人两个政策，外国人随便进，检都不检。伍连德力主拿回检疫权并出任海关检疫处处长。黄建堃听家人说起过，“现在吴淞口的小白楼就是当时的海关检疫处，停在吴淞口的轮船经过检疫才可以进来，而且当时还在那建了个医院，一旦发现病人当时就能处置，不会传进来。”

　　伍连德与夫人黄淑琼虽然一生聚少离多，但夫人对他的帮助很大。在北京居住期间，黄淑琼用英文写了中国的四大美人，在国外出版后很受欢迎，最后一本《貂蝉》没写完就去世了。紧接着，伍连德在上海的家被日本飞机炸得粉碎。伍连德大受打击，1937年，他自上海返回故乡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