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倒的宝塔——侵华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纪实

　　2016年9月22日，延安革命纪念馆纪念品商店，电视中播放着《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歌曲。

　　大西北莽莽黄土高原深处，有一座古城——延安城。1937年到1947年3月，这里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这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着抗击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艰苦斗争。

　　在抗日前线，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一个接一个捷报传到延安，传遍全国：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取得平型关大捷;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袭击日军占领的阳明堡机场;同年11月，八路军129师某连采取“麻雀战”，以一个连的兵力在山西长治县附近的范村歼灭敌人近百人……侵华日军对红色延安恨之入骨。他们在谋划着：对延安实施轰炸。

　　延安城坐落在三山两河交汇处。城东的嘉陵山上矗立着一座巍峨的七层宝塔。这座初建于唐朝大历年间(766—779年)、重建于明朝的楼阁式砖塔，高达44米，被群山簇拥着，像一把火炬高擎在天地之间。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之后，一方面指挥着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打了平型关大捷等振奋人心的胜仗;一方面苦心经营着边区的建设。共产党人以坚贞之志节，笃实之学风，建政权，建人民武装，建群众组织，开展工农业生产，办文化教育，办一切革命事业……延安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和鲜明形象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谁也没有想到，1938年11月20日，一阵警报响起，打破了延安人民的和平生活。

　　年轻人用尽最后一点生命力喊：“同志们，加紧学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

　　这天的太阳明晃晃的。延安前两天刚刚下过一场雪，山坡上的雪亮得刺眼，路上的冰雪开始融化。延安城里，熙熙攘攘，有进城赶集的老百姓，有趁休息日出来办事的革命同志。许多刚到延安的革命青年，相约在城里见面，买零食、逛书店，还准备下馆子，吃一回延安著名的“三不沾”。大街上，饭馆生意兴隆，有的喊着“锅包肉”“红烧野鸡”等菜名招揽顾客，有的饭店里传出来划拳行令的声音。南大街是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延安最大的饭馆“机关合作社”、最大的旅馆 “西北旅社”都在这条大街上。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第二大队驻地在延安城东5公里的柳树甸。上午，队长曹暮尧正在开会，忽然听到“嗡嗡嗡”的怪声传来，他跑到门口一看，只见多架日本飞机，三角队形，飞得很低，自东向西，冲向延安城……

　　宝塔山上，中央警卫教导大队放哨的战士看见了敌机，立即“当当”地敲起宝塔旁边的大钟——这是延安的防空“报警器”。

　　穿青色制服的保安队在城墙上大声呼喊“防空!防空!”又是吹口哨，又是鸣枪。

　　解放日报社的同志们听到警报，从清凉山跑下来，躲在延河边的巨大岩石下。

　　日军飞机的巨大“嗡嗡”声已在城头回响。“七七事变”以来，延安的老乡生活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从来没有躲警报、防空袭的经历，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还很好奇，有的仰望着天空看个究竟。

　　参加“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进步青年张宣，趁星期天到城里玩，顺便会会朋友。临近中午，他和朋友来到“机关合作社”，进门坐下，对服务员说：来3碗“三不沾”。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高处“叭叭叭”三声枪响。“不好!有警报!”街头一片慌乱，人群乱跑。张宣向拥挤奔跑的人群呼喊：“不要跑，快趴下!”巨大而杂乱的声音淹没了他的声音。 侵略者的飞机俯冲而下。张宣在墙边道路旁一个低洼处趴了下来。几枚炸弹在他前后爆炸了。

　　延安的老乡一辈人也没有听过这么大的“炮仗”，还有飞机的轰鸣声如滚滚闷雷。人们惊慌地奔跑着，尖叫着，许多人慌得到处乱跑。

　　陕甘宁边区文协海燕杂志社的秘书柳青(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住在东门附近，他正准备出门，听见警报响起，这时山头上警卫部队的防空机枪已经“哒哒哒”地响起来，日本军机嗡嗡地震荡着空气，凌空袭来。柳青看到，“在那短短的街上，人们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跑着”。他急忙跟着人群中跑进城门洞里，炸弹已经在他身后爆炸。城门洞顶的石块和土纷纷落下来。城门洞里人挤人，孩子在喊“娘”，女人在呼喊“老天”。柳青想：“我会在眨眼工夫死去吧。”

　　清凉山、宝塔山上的机枪一直追着敌机扫射。敌机根本不把这一点点儿的防空火力放在眼里，肆无忌惮地俯冲轰炸。延安没有防空高射炮，没有高射机枪。日军轰炸机飞得很低，炸弹命中率很高。

　　在陕北公学学习的郑洪轩，躲进了附近的防空洞。他还未坐稳，敌机从东向西一连串投下炸弹，“轰!轰!轰!”防空洞被震得摇晃着，哗哗落土。大家闭上眼睛，捂上耳朵。爆炸声停止了，个个惊魂未定之时，敌机又从西返回，由西从东轰炸，又是一连串的爆炸声，一声比一声大，有的炸弹就在防空洞口附近爆炸。轰炸声终于停止了。大家胆战心惊地走出防空洞。郑洪轩看见，不远处一个炸弹坑旁卧着一个人，“走近一细看，是一个穿着灰色新军装的青年，身上压了很多土，并无血迹，已停止了呼吸”。郑洪轩估计这位女同志是卧倒时胸部接触了地面而被震死的。这时有人告诉他，这可能是昨晚在西北旅社新结婚的四对青年中的一个。郑洪轩后来遇到轰炸就提醒大家说：卧倒时不要让胸部接触地面。

　　张宣从地上抬起头时，眼前的景象全变了。“奔跑的人没有了，满街横倒竖卧的全都是断肢残骸，眼前一片殷红，墙头树上血肉模糊。一阵血腥，一片死寂。能动的东西几乎没有了。唯独在我的右前方，还有一位妇女在血泊中蠕动。她身边的两个孩子，一个已不见了头，另一个被斜劈掉半个身子，她自己的肠子流了一摊在地上，但她还没有死。她强挣起身看见了我，嘴巴翕动着像对着我说什么。我急忙靠近她一步，倾听，然而什么也听不见。于是再次靠近她。见她又动了动嘴。接着，她的头忽然垂下去，全身趴在地上不动——她死了。我没有意识到，我的右耳膜已经被刚才的炸弹震破了，失去了听力。我终于没有听见这位断肠母亲的临终悲诉，没有能够将她对敌人强烈仇恨的原声转述到人世间，这是我毕生一个巨大的遗憾!”

　　硝烟弥漫，尘土飞扬，着火的房子冒着黑烟。八路军战士和保安队抬着担架抢救伤员。

　　有人喊：“南大街着火了!”

　　柳青跑到南大街。他看到，刚刚用石块铺砌没几天的平坦的南大街，变成了壕堑。一个杂货铺被炸了，熊熊大火燃烧着。一个小茶馆和后面的澡堂被炸得稀烂。一个骡马店的房屋倒塌了。“街道上躺着没有脑盖的，没有腿和手臂的，五脏六腑都流出来的人。他们有的曝晒在太阳下，有的一半被压在倒塌下来的泥瓦中。救护队在那里翻看着死尸，看有没有可救的。”

　　他还看到，在南关，日军轰炸机投弹8枚。“用8枚炸弹使得一个商人没有了一条腿，一个过路的白胡子老人背着小行李包，跑着跑着跌倒死去，一匹小毛驴的肚皮裂开，一只猪娃娃从石坡上滚下去死了。”

　　有人喊：“光华书店下边被炸死的人很多啊!”

　　“快去救人!”大家向光华书店跑去。

　　从光华书店方向吹来的风带着强烈的血腥味道。

　　星期天，光华书店是延安城最拥挤的地方，书籍部、文具部、用品部都挤得满满的。这天，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等许多院校的师生来这里买书。炸弹集中落在这所书店附近。刹那间，书店成为一片瓦砾。

　　在陕北公学学习的郑洪轩见证了光华书店的惨象。“我随着卫生机关同志和一些八路军战士走向光华书店。当路过师范学校门前时，看见石狮子上有很多血迹但未见尸体，还看见一个浑身是血像血人一样的同志，踉跄着走向北门。”“这时从光华书店方向传来了被炸碎尸体的腥臭气味，再走不远，在光华书店下边炸弹坑周围的血泊中横七竖八都是伤员和尸体：有的伤员挣扎着站起来又倒下去，有的只坐着喊叫，有的虽能活动但起不来，还有一些死者的部分肢体仍在颤动着……此种凄惨情景使人目不忍睹，此时还有一个小脚的老大娘，正尸体中寻找亲人，在寻遍尸体后，忽然在一棵挂着肠子、肚子、肉块以及布条的树上，看见一个小帽子在树梢上摇晃着，可能这帽头就是她儿子的，便嚎啕大哭起来。这大哭是哭着亲人丧生，也是诅咒和控诉着日本法西斯的罪行。”

　　柳青也来到光华书店，只见“土坡上、院子里横横竖竖地摆着男男女女的残缺的尸体。死尸有倒在刚刚从汽车上卸下来的货包子上的;有倒在地上不成形的;有三个抗大的女同志大概是在不久前扭在一块逃，现在是扭在一起死于炸弹下，那些死尸的旁边零乱地散落着抗日书籍和笔记本;而它们的主人，那些远远地赶到陕北来学军事、学政治的，以及学艺术的蒙难者抱着一个自己灿烂发光的希望和民族最后胜利的信心死去了……”

　　抗大一位女同志哭着，嘟囔着：“我们八大队的同志在光华书店那里死了好几个……”

　　抗大学员在空袭中牺牲最多。晋察冀军区宣传部副部长钟蛟盘、八路军129师政治部的科长钟方申等都在轰炸中遇难。第七大队的大队长徐清操星期六刚刚结婚，次日和新婚妻子上街，遇见了敌机轰炸。徐清操是红军指挥员，经历过无数次的轰炸，他听到炸弹声呼啸而至，拉着妻子就地卧倒，一把没拉住，妻子惊慌中挣脱了他的手。这位能歌善舞、会唱京剧的活泼女孩，当即被炸死了。

　　一位抗大学员受了重伤，在担架上挣扎着，用尽最后的一点点生命力喊了一个口号：“同志们，加紧学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目光渐渐地暗淡下去……

　　警卫员看着院子里的大弹坑，心有余悸：“好悬呀，幸亏毛主席昨天晚上搬走了”

　　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的大队部在枣园附近的侯家沟，大队长吴烈和政委肖前听见飞机的轰炸声，眼看着一股一股黑色浓烟从延安城升起，看见在黑烟中跳蹿着红色的火苗，急得直跺脚。延安的驻军除了几挺机枪，没有任何防空武器。他们看见凤凰山下冒起了黑烟——那里是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驻地，立即向凤凰山跑去。

　　敌机把凤凰山下作为轰炸的主要目标。毛泽东住在凤凰山下的吴家窑院。11月20日中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据吴烈回忆，毛泽东内卫班听到警报声，立即拉起毛泽东等人进入附近的防空洞。刚进防空洞，几枚炸弹就落在附近，巨响传来，防空洞嗡嗡作响，黄土溅落。

　　空袭警报解除后，毛泽东来不及拍掉一身尘土，就回到办公室。办公室窑洞的窗子已被震坏，洞壁出现裂缝。毛泽东视而不见，拿起电话对接线员说：“给我摇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他指示边区政府赶快抢救伤员。放下电话，毛泽东问：陈云同志安全吧?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也住在附近，中央组织部的窑洞中了七枚炸弹。有一枚投到陈云住的窑洞顶上，万幸的是，这枚炸弹从窑洞顶上滑过，滑到下面爆炸了。又一颗炸弹正中陈云窑洞的黄土崖头，激起一丈多高的黄尘，却没有爆炸，巨大的弹体挤垮土崖，黄土坍塌下来，将陈云的窑洞严严实实地捂住!

　　大家一齐扑到黄土堆上，拼命地用双手扒土。慢慢地，窑洞的门框子露出来了，又扒了一会儿，扒出一个小洞口，向里望去，里面漆黑一团。有人喊：“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听到陈云在里面回话，大家放下悬着的心。人们把陈云拉出来，只见他的脸上、身上都是黄土。陈云一边拍打着黄土，一边说：“在里面还不错，空气还不少呢。”说完，他连忙探望毛泽东去了。

　　为了防止第二天日军继续轰炸延安，中央军委决定，延安城里的民众连夜疏散。中央机关的干部全部出动，挨家挨户地动员居民搬离：“乡亲们，一定要走哇，明天日本飞机还要来!”半夜里，漆黑的街上，一声声锣声，一声声喊叫：“明天防空袭啰——人们都赶早出城去!”

　　这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延安军民全部转移出城，被轰炸的老城成为一座空城。毛泽东跟老百姓一起转移。

　　“这大半夜的，把主席转移到哪儿去呢?”有人问。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搬到杨家岭去吧。”

　　杨家岭是一个僻静的山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在城北门外几里远的地方。传说杨六郎当年就是在这里镇守通往三关的道路。山上有杨六郎庙，山下有杨家将的坟，因此得名“杨家岭”。

　　战士把毛泽东和江青的简单行李和日常用品收拾起来，连夜搬家。动身的时候，毛泽东对警卫员贺清华说：“贺清华，这里还有许多文件材料，你留下看家，不要离开这个院子。”

　　夜色黢黑，山影幢幢。在几名警卫员的护送下，毛泽东和林伯渠、江青等，乘坐一辆海外华侨捐赠的救护车前往杨家岭。汽车出延安城北门没多远，路被炸毁了，车辆无法通过，众人下车，徒步行进。

　　猫头鹰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一个警卫员提着枪走在前面，一个警卫员打着手电走在毛泽东、林伯渠身边，一个警卫员背着毛泽东夫妇的被褥跟在后面。像急行军一样，大家都不说话。山路坑洼不平，到处是石头，林伯渠一不小心，跌倒在山坡上，大家赶紧过去把他搀扶起来。一行人磕磕绊绊，步行几里山路，到达了杨家岭。

　　杨家岭的半山腰里，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先前挖了20来口窑洞，一直空着，还没有住人。一个警卫员摸进一个窑洞，拿着手电筒进去，大声对外面说：“满地是牛羊粪和脏土。”

　　毛泽东说：“大家一起动手，简单打扫一下。”他折了一些树枝当扫帚，和众人一起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把窑洞清扫了一遍。

　　第二天，日军对延安进行第二次轰炸。一颗炸弹落在凤凰山下毛泽东居住的吴家窑院爆炸了，已经裂缝的窑洞被震塌，留在那里看护文件的警卫员贺清华被炸伤，他从窑洞里爬出来，看着院子里的大弹坑，心有余悸地说：“好悬呀，幸亏毛主席昨天晚上搬走了。”

　　日军这天的轰炸基本上没有造成大的伤亡，因为延安的军民已经连夜转移到周边的山沟里。

　　美国记者写道：“延安的毁灭既未驱走共产党政府，也没赶散延安民众”

　　轰炸延安的飞机来自山西运城的军用机场。据统计，11月20日—21日两天，日军对延安进行的轰炸，投弹159枚，炸死炸伤延安军民152人，炸毁民房380间，还炸死牲口90余头。

　　抗大训练部部长陈伯钧在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将近十一点，忽机枪声作，机声轧轧，大家一阵慌乱，紧接着炸弹声。……今日敌机系中型轰炸机，共七架，来回两次，投弹近卅枚。……因事先未注意警报，防空设备亦欠妥，所以死伤市民、军人和学生不少。”

　　陈伯钧21日的日记记载：“近午，敌机十三架，分两批，又来袭击轰炸这弹丸之城。……十六时许，同教育长等在城内被炸处巡视一周，只见颓屋断垣，大好的闹市变成鬼蜮世界。”

　　数日后，一群工兵队伍开始排除延安城里未爆的炸弹。

　　落在陈云窑洞附近的那枚没有爆炸的炸弹深深地钻进黄土中，留下一个大窟窿。工兵设立警戒线，清理现场。他们挖掘了一个一丈多深的大坑，整个炸弹暴露出来。工兵小心翼翼地把炸弹的引信拆下来，那引信像一只长长的冬瓜。然后，在炸弹的尾翅上拴系大绳，几十个人“嘿哟嘿哟”喊号子，一寸一寸地把炸弹拖拽出深坑。炸弹长约3米，像大水缸一样粗，通体涂灰色油漆，印有几行黑色字母。有人在一旁辨认说，这是美国制造的炸弹，卖给日本人的。工兵从炸弹壳里掏出数百斤黄色炸药，一筐一筐地抬下凤凰山，用马车运走。

　　后来，这些炸药作为染料，染出黄色的布匹，缝制军衣。延安的军民捡拾炸弹的弹片，打成镢头或锄头，用来开荒生产。

　　老城炸毁了，边区政府在老城的南门外新建了一个农贸市场，由舒同题写匾额“延安大市场”，毛泽东为大市场题写了一副对联：“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

　　老延安被炸成了废墟，新的延安诞生了。

　　延安的警卫部队为防止日军空袭而头痛。延安的军工厂造不出来高射炮、高射机枪。八路军在前线的战事更为紧张，从敌人那里缴获过来的武器，最大限度用在了前线。1938年年底，制枪能手刘贵福带领15名工人从山西太原来到了延安，被分配到延安兵工厂，当他们了解到日军轰炸延安的惨景后，个个义愤填膺。刘贵福与工友们议论说：“党中央和延安人民的安全是当前的头等大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自造出高射武器，为延安的死难同胞报仇!”

　　在延安以东约8公里的一个山沟里有个柳树店村，延安兵工厂就隐藏在附近的窑洞里。这里存放着红军在直罗镇战役缴获的一些坏机枪，一直没有修理出来。刘贵福带领工人拆拆卸卸，修修补补，修好轻重机枪几十挺。大家把两挺马克沁重机枪上装上三脚架，改装成高射机枪，一挺放在清凉山山顶，一挺放在嘉陵山山顶。

　　1939年11月至1941年8月，日军飞机不时对延安进行轰炸骚扰。史料记载：“他们的飞机由开始的七架，最后达到近百架;轰炸的时间，由上午改成下午，最后发展到全天;轰炸的次数，由开始的一天一次，增加到两次，最后达到一日数架数次，轮番轰炸。”

　　日军对延安的轰炸，激发起军民打败侵略者的更大决心。

　　1944年春夏之际，中外记者代表团采访延安。美国记者福尔曼在他的《解放区见闻》中写道：“延安的毁灭既未驱走共产党政府，也没赶散延安民众。他们只逃到延安城外，在延安峡谷侧面的数千尺的峭壁上凿深深的洞穴以安居。所以今天的延安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不怕轰炸的洞穴城市。洞穴一层层地排在悬崖上，每个洞穴都有一个弓形门，每个弓形门又皆以一道扶壁互相隔开。由洞穴前的雄壮的层道，人马可以来回通行。险阻的小路从一条层道通到另一条层道，把上下的层道联结起来。每个洞口前都有一小块平地，用以养鸡养猪种菜或作儿童们底(的)游戏场，间或那里更有一条晒衣服绳子。从上面向下望，可以看到在悬崖下的峡谷里有很多妇女在延水岸旁洗衣服。”

　　延安宝塔，是红色延安的象征。令人惊奇的是，日军十数次轰炸延安，顶天立地的宝塔巍然屹立，安然无恙。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华民族经过14年浴血抗战，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天，延安军民在宝塔之下狂欢，锣鼓喧天，无数的火把，无数支秧歌队，组成无数条飞舞的火龙，人们尽情地唱啊跳啊喊啊……

　　几个月后，延安的革命者挥手告别宝塔山，走上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历程。

　　(本文见报时有删节)

　　主要参考文献

　　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吴源等：《虎贲将军吴烈·延安遭日军轰炸》;柳青：《首次轰炸延安的二日》;张宣：《日寇轰炸延安亲历记》;郑洪轩：《延河愤——1938年：日机轰炸延安历闻》;曹慕尧：《宝塔山的述说——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纪实》;姜建成：《抗日战争中延安人民防空的光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