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中国医生》：隔膜与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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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以来，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看了不少“传染病灾难片”，包括《卡桑德拉大桥》(1976年，英国、意大利、西德)【点击阅读】、《极度恐慌》(1995年，美国)、《致命拜访》(2007年，美国、澳大利亚)、《感染列岛》(2009年，日本)、《传染病》(2011年，美国)、《流感》(2013年，韩国)、《釜山行》(2016年，韩国)，等等。

　　看得多了，就对中国自己的“传染病灾难片”充满期待。

　　原因无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战胜传染病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是首屈一指的，曾经肆虐的性病、天花、肺结核、脑膜炎、血吸虫等都已经绝迹或基本绝迹，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又战胜了“SARS”，正在进行的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也取得了辉煌战果。

　　所以，中国电影人有义务在银幕上再现中国人民战胜传染病的光荣，同时，这也是总结历史经验的一种方式。

　　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除了一部拍摄于1961年反映战胜血吸虫病的电影《枯木逢春》外，似乎再没有类似题材(并且具有足够影响力)的影片了，有电影研究者列出了一张“世界十大传染病灾难片”影单，里面没有一部中国电影，这和新中国在这一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极不相称，也可以说是文艺界、电影界的一种失职。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医生》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它应该具有足够的分量，不次于前面的提到的任何一部欧美日韩影片，它应该具有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同时把中国故事讲成世界故事、人类故事的品格。

　　可是，《中国医生》让人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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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说起来，《中国医生》甚至不能说是一部电影，而只能算是一篇“不完整、不准确的流水账”，电影所应该具有起承转合，要么没有，要么就处理得太草率了。

　　导演刘伟强犯了和几年前拍摄《建军大业》时相同的错误，即他只能非常表面化地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不能深入到事件的内部，去把握并表现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更谈不上深入人物的内心了。

　　打个不太准确的比方，刘伟强拍摄《中国医生》，就好比一个外国旅游者，在去年疫情爆发期间，恰好滞留在了武汉，他四处走走看看，拍了一些照片和视频，因为语言不通，他也无法和医生、市民做深入的交流。

　　一年之后，这位旅游者把这些资料做了一些整理、剪辑，命名为“中国医生”——无疑，这只能是对这次抗疫观光式的、浮光掠影的反映。

　　刘伟强明白这一点，他意识到自己既然无法深入事件的内部和人物的内心，那就必须采取办法弥补，“震慑”观众，使他们无暇窥破自己的贫困和虚弱。

　　在《中国医生》中，刘伟强主要采取了两个手法：

　　一是大场面，大特写+大摇臂，妥妥的春晚直播的拍法，开头切镜的频率甚至晕得像坐过山车一样。但问题在于，这些场面都非常空洞，形式大于内容，形式不是为内容服务，而是成了内容本身;

　　二是用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直接刺激观众的感官，血浆、鼻涕、呕吐物、裹尸袋等，不管必要不必要，反复出现。

　　比如，影片中有一个年轻女护士被主任批评的桥段，她不仅流下了眼泪，还流下了长长的鼻涕，她就一直让鼻涕那么流着，流到碗里，最后用鼻涕和着面条一起吃了。

　　这就太扯了。

　　一个当下的女孩子，总要顾及自己的面子和形象，即便难过，也会掏出纸巾擦擦鼻涕，不会让自己这么糗的。刘伟强为了渲染情绪，故意搞得这么难看，反而失真了。

　　纵观刘伟强导演拍摄的内地主旋律电影，隔膜和距离感是明显特征，就像是兔子拍摄的反映鱼的故事的电影，因为兔子完全没有水中生活的经验，怎么看怎么像是“兔子在水里”而不是“鱼在水里”。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情况，说到底和刘伟强长期生活在香港，近几年却直接执导主旋律，但无论对中国革命史还是当代现实生活，都缺乏直接的体验和情感有关。

　　毛主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刘伟强之于内地的主旋律题材，就像一位听别人介绍过梨子的滋味，也从书本上看到过对梨子滋味的描述，却从来没有亲口吃过梨子的人。

　　不过，刘伟强也有一个内地其他主旋律导演所不具备的优点，即很少夹带私货。比如，他可能无法真正理解毛主席的伟大，但不会故意用“小毛”或“北大野蛮人”来贬损他，他也没有用《奇异恩典》冒充《国际歌》。

　　我想，如果有一天刘伟强能够切实克服了隔膜和疏离感，也许他就能够真地拍出一部不错的主旋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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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医生》，还有几点不足需要指出：

　　第一，发生在去年冬春之际的抗击新冠疫情的武汉保卫战，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总体战”，在这场总体战中，医生护士仅仅是其中一个的“方面军”，还有很多其他领域的人为赢得这场保卫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街道、社区的基层干部，以及整个城市按下“暂停键”后，为了维持数百万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冒着风险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志愿者，等等。

　　事实上，“医护方面军”之外的巨大、高效、低成本的“支持系统”的存在，才是中国战胜新冠疫情的真正秘诀，可惜对这一切，影片表现得太少了;

　　第二，中医缺位，是影片的另一个重大缺陷。中医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居功至伟，而且《中国医生》既然意在讲述中国故事，还有比“中医抗疫”更好的中国故事吗?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网上文章很多，这里不展开了;

　　第三，保卫武汉的“总体战”也包括舆论战线。爱国网民自发地起来阻击原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以所谓“日记”形式干扰武汉抗疫斗争，为“武汉保卫战”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舆论战线的这场斗争，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和后期。

　　在“武汉保卫战”前期，方方以要替“枉死者”出头为名，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抗疫”转向对抗疫战线内部的清洗，以扰乱抗疫战线;后期，当胜利曙光已经出现的时候，方方又开始散布失败主义情绪。

　　舆论战线的斗争，和真实的抗疫战线一样精彩，但影片对此却毫无表现;

　　第四，《中国医生》也缺乏国际斗争的视野。

　　2011年，好莱坞拍摄了《传染病》，其中关于传染病的溯源，好莱坞伏线千里，将其归咎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这在当年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没有引起中国观众的抗议，但是，到了2021年的今天，当美国试图把新冠疫情爆发的责任栽赃给中国的时候，我们就不难意识到，好莱坞颇有预见性的铺垫与暗示，对传播这样的谣言何等有利了。

　　拍摄《中国医生》，本来是用电影的形式对好莱坞和美国栽赃中国的行为还以颜色的好机会，但遗憾的是，影片主创人员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第五，影片还有一点令人感觉不舒服，就是对来自西方的肯定反应过于热烈，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这里，我并不是说中国的抗疫成就不要国际社会的承认，而是说，应该表现得更加淡定和自信，事实上，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西方也丧失了评判的资格;

　　第六，影片中，在向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解释武汉抗疫成功的原因时，中方官员忽然冒了一句“中国人从来都是集体主义的。”

　　这句话，相当突兀，反映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误读。

　　历史事实是，中国自秦汉之际进入小农社会后，从来都是一盘散沙，如马克思所言“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哪有什么集体主义?正是因为一盘散沙，抗战时期才会出现一小队日本兵就能占领一座县城的悲剧。

　　集体主义成为中国的传统与核心价值观，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果，是毛主席长期培育和教育的结果，也是雷锋这样的英雄模范人物示范、引领的结果。

　　对中国人来说，集体主义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要清楚其来源并倍加珍惜，否则真有可能可能重归一盘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