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主席的文艺批评以及“所用的尺度”

　　鲁迅先生在回复北京大学学生“冬芬”有关文艺与革命的来信中，对于中国文艺批评界的标准问题，这样说道：

　　“就耳目所及，只觉得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

　　任何的文艺批评，都是要有个标准的，也就是说要有一把尺子，不然是没法对文艺作品进行评判的，而选择不同的尺子，所评判的结论的是天壤之别的。

　　毛主席是非常重视文艺的，年纪很小的时候说感慨“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在陕西保安县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时候，他讲话说“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在对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讲话时说“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

　　毛主席重视文艺工作，因此他也非常重视文艺批评工作，他选择的文艺批评的“尺度”是什么呢?

　　1938年4月28日，毛主席在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话，对艺术应持什么观点这个问题，他指出徐志摩的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主义，“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这是徐志摩所代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对于马克思主义艺术论，毛主席列举了它的一些典型特点：

　　“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

　　“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

　　“艺术作品要注重营养，也就是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

　　“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 没有这种伟大的理想， 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的基本原则、方针、目的和方向，他说：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文艺批评，提出了基本的标准，确定了所要选择的“尺度”。他指出：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

　　毛主席分析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和地位，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作品，“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主席还批驳了文艺创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和错误倾向，例如“人性论”，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例如“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毛主席指出“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例如“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毛主席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例如“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毛主席指出“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例如“效果问题不是立场问题”，毛主席指出“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为革命文艺和文艺批评制定了“中国标准”，这个标准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是划时代的，其意义在于它颠覆过去文艺为压迫者服务的历史铁律，改天换地了，改为受压迫者服务了。

　　1944年1月9日，毛主席看了中央党校编排的历史题材平剧《逼上梁山》后，给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写信，对他们及演员们的工作表示感谢，他在信中写道：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1944年3月22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讲话中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吴起镇演出秧歌《赵富贵》、《张治国》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因为这个战士组织几个人开小差，还在棉衣里缝了不少法币以备逃跑之用，看了秧歌后受到了教育，认识到了错误，所以就交待了。毛主席感触地说：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

　　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作家丁玲写的《 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介绍合作社劳动模范的作品，毛主席连夜读完，天都快亮了，他提笔给两位作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 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 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口头政治报告，谈到延安整风时，他说：

　　“艺术家和作家，对文艺座谈会这样的方法也赞成，从前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我们党给他们指出方针，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

　　毛主席为文艺工作指明的方向，深刻地影响着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们，他们纷纷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把自己的感情、思想、意志与工农兵大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长为人民的艺术家，创作出一大批反映社会历史激荡的、为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象周扬、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周立波、贺绿汀、华君武、穆青、贺敬之、赵树理……一个个名字灿若星辰。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长期存在，在文艺这一条战线上，依然存在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存在着文艺批评“尺度”的问题。

　　1956年5月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及学术政策问题，他说：

　　“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于“百共齐放、百家争鸣”中存在的香花与毒草问题的辩证关系，他说：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 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1957年2月16日，毛主席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他指出文艺批评中要坚持又批评又帮助的态度，把人“一脚踢倒”是国民党的作风，要警惕“简单化”，他说：

　　“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莺齐飞’。”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矛盾问题，他说：

　　“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应该给予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

　　1957年3月8日，毛主席召集文艺界座谈会，对于想放而不敢放，想鸣而不敢鸣的现象，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鲁迅如果在世，“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对文艺批评问题，他说：

　　“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要批评一个人的文章，最好眼被批评人谈一谈，把文章给他看一看，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被批评的人。可以提倡这种风气。无论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还没有跟群众打成一片。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呢?光写那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身边琐事?不能永远只写这些人，这些人也会要变的。”

　　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他说：

　　“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可以让它演出来，批评一下。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柏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

　　1957年3月10日，毛主席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针对“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小说就不好写了”的问题，毛主席拿鲁迅来加以说明，他说：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 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

　　1958年2月27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周扬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在文章谈到毒草已经长出来处，加写：

　　“那么，就让它长吧。因为毒草是一种客观存在，毒草盛长，就标志着工人阶级锄草队伍要出动了。想把客观存在的毒草泥封土掩，不许露头，或者一露头就用简单办法一下子压死，是一种不懂阶级斗争策略的蠢笨作法，而且一定会留下后祸，将来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把它锄掉。”

　　另外，毛主席还加写了建立无产阶级文艺大军的内容，他写道：

　　“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戴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

　　进入六十年代之后，毛主席多次对文艺战线不反映工农兵的现象进行了很严厉的批评。1963年12月12日，他在《文艺情况汇报》刊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上批示说：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11日，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他要求在当时开展的“五反”、“四清”城乡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中抓理论、抓文艺，他说：

　　“比如唱戏，就是没有改革过来，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他根本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196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杭州汪庄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谈到文艺工作时，他说:

　　“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

　　在其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在毛主席的关心和鼓励之下，一场以劳动人民当主人、让工农兵登上舞台的文艺变革迅速开展起来，毛主席曾评价说：“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但在文艺变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导致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的现象。

　　1975年7月14日，毛主席在同江青谈话的时候，对文艺战线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他说：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应后、治病救人。”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后来印发政治局讨论，毛主席在批示中说：

　　“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

　　毛主席提到的“削烂苹果一篇”，来自鲁迅先生杂文集《准风月谈》中的《关于翻译(下)》，说的是鲁迅先生对于批评的态度，面对当时中国翻译作品良莠不齐的混乱状况，鲁迅指出“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遇到烂苹果，不要一下子抛掉，而是把烂的剜掉，把“可以吃得”的留下来。毛主席对鲁迅的这种态度非常赞赏，有一次眼疾手术，不能看书，他让工作人员读鲁迅的文章给他听，当听到关于剜烂苹果的地方时，连说：写得好，写得好!

　　毛主席与鲁迅是心灵相通的，“剜烂苹果”是鲁迅的态度，也是毛主席文艺批评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是辩证唯物的，是符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对于文艺作品，既不能因为有点烂疤就一古脑地扔掉，又不能毫不作为，让烂疤任由烂下去，毒害了一筐好苹果。

　　毛主席的文艺批评以及“所用的尺度”是人民大众的，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他的“让劳动人们当主人”，代表了最先进的政治文明，有着持久的生命力。有些人意图突破毛主席的这一“尺度”，宣扬起“超阶级的人性论”、“描写黑暗论”等一套套理论来，岂不知这些都是民国时期被鲁迅先生痛打得满地找牙的“落水狗”，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它既不是创新，也不是进步，而是鲁迅文章里说的那种“沉渣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