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英雄贵爷

　　贵爷不是我们本家，他姓钱。据营里老人们说，他自小只身一人逃荒来到我们这里，他到底是哪里人，我似乎从没听人谈起过。他自己也从没透露过这方面的信息，一个营里的人始终不知道他的原籍在哪儿。

　　大人们说，他是给本村一对孤寡老人过继来的。虽说过继给别人了，他却一直没有改姓，始终保留着本姓。他的养父母在他过继过来后没多久相继去世，他成了我们这个不足百人小村子里唯一外姓人家。村里人和他之间的称呼，一直按照他养父母那里的辈分叫。

　　我们村里的人很友爱和善，从不欺外。贵爷一家和后来迁居到村里的另外几户外姓人家，与村里各家各户之间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贵爷在附近十里八乡有一定影响，他参加过解放军，打过仗，立过不少战功。小时候，经常见他小儿子胸前挂着和斯大林胸前模样相似的功勋章。我自小对啥事都倍感好奇，看了电影小说连环画后，对英雄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崇拜之情。

　　上小学时，我专门到过贵爷家，翻看过他一部分功勋奖章和获奖证书。印象里，贵爷几本荣获二、三等功勋奖证书扉页上，有一张毛主席仰天微笑的照片，证书落款处是原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签名。我问贵爷：“你那些功勋章呢?咋就剩这两个了?”贵爷哈哈一笑说：“问你奶奶，都是她干的好事。我不在家，人家拿去给货郎挑儿换针头线脑了。”

　　我不禁深表惋惜，可贵爷一点也不在乎，谈谈一笑说：“留那些东西也没啥用，过去的事，谁一辈子拿它当饭吃?”

　　当过兵，打过仗，走过大半个中国，在那时的农村，贵爷算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惟其如此，他很喜欢在与村里人一起干活中间或农闲时候，以他特有的高嗓门绘声绘色讲述自己亲历的往事，招来了村里人由衷的惊叹与羡慕。当然个别时候也遭到爱钻牛角尖人的质疑与嘲讽。

　　有一年麦假麦子打完后，队里男劳力们在稻场上搭麦秸垛，小孩们也凑在那里玩耍。贵爷是队里固定的搭麦秸垛把式，他在渐渐堆高的麦秸垛上，一边细心把下面扔上去的麦秸均匀摊开踩瓷实，一边不失时机地高声讲着他当兵时的见闻。

　　不知说了多久，话题说到了鱼上，大家纷纷炫耀自己曾经见到过多大多大的鱼。贵爷一听，很不屑地呵呵一笑，对众人说：“你们见到那十几斤二十几斤的鱼就算大了?我给你们说我见到的鱼有多大，恐怕你们做梦也不会相信。”

　　他这一说，招来了大家难以置信又希望知道根由的好奇心，纷纷追问：“哎，那你快说说，你见到的鱼到底有多大?”

　　贵爷嘴角撇过一丝轻藐的笑意，像吊大家胃口似的，故意打住了话头，很存气地把堆在面前的麦秸徐徐摊开，缓缓直起身板，带着神秘眼神俯视着大家，突然说了句：“多大?说出来吓死你们!”说完又不吭声了，底下的人招了急，异口同声地叫喊：“多大你说嘛，卖啥关子哩!”

　　贵爷这才摆出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说道：“我见到过的鱼多大?那鱼要是分成几截能够装几汽车!”

　　他的话音刚落，立即招来大家一阵哄笑。不少人撇着嘴，乜着眼，讥讽他：“你吹牛也讲点分寸，不要把你头上的天吹塌了!”

　　贵爷马上收起了笑容，表情一下子变得十分严肃，他冷眼看了看说他吹牛的人，很自负地说了句：“我吹牛?只能说你们少见多怪!”

　　接着，贵爷说道：“我们四野解放海南岛那年，我们部队在那里住了将近一年吧。我亲眼见到大海里有一种鱼，叫鲸鱼。不是吓唬你们，那鱼的嘴巴撑起来，里面可以摆一张八仙桌，坐上十个八个大人，随便喝酒吃饭打牌。”

　　下面的人一听，一个个睁大眼睛看着他，似信非信的，像在看啥古董一样，没有谁不认为他说话实在太不靠谱了。自小到大，不要说谁见过那么大的鱼，就是听也没听过世上会有那么大的鱼!

　　贵爷不失时机抓住大家被吊起的好奇心，在多数人发愣质疑的时候，继续讲述自己的见闻：“我说装几汽车，还不能说出鱼的大。我还说鲸鱼的事，你们才要说我吹牛呢!”

　　此刻，大家手中的活全停下了。一个个站在干活的地方，仰着脸，直瞪瞪看着站在麦秸垛上的贵爷，像在仰望一尊法力无穷的神灵。贵爷很得意，似乎自己就是至高无上尊贵无比的神人，正威严地俯视着膜拜自己的芸芸众生，说话的语气充满了难以掩饰的自豪：“我说鲸鱼恁大，你们硬是不信。你们可知道母鲸喂小鲸一嘴奶水有多少?”底下的人早已被他故作停顿句句设问的话语紧紧牵住了神经，虽然心存疑惑，还是亟不可待地追问：“到底多少?你快说呀!”贵爷重重地用鼻子“哼”了一声，诡秘地对大家说道：“还是那句话，说出来吓死你们。那小鲸鱼每吃一嘴奶，就有二百多斤!”

　　“咿呀!”“嗨嗨!”“啧啧!”“乖乖!”“老天爷!”……下面顿时响起一片杂乱的唏嘘声。

　　大家强烈的反响，使居高临下的贵爷愈发得意洋洋，趁大家的惊叫声尚未平息，他故意朗声叫道：“算了，不啰嗦了，抓紧干活吧。要是误了工，记工员是要扣分的。”

　　大家这才回过神，各司其职地呼哧呼哧干起来。过了没大一会儿，说笑的话题又转到别的事情去了。

　　贵爷卖弄自己见多识广的话题停下后，人们零零碎碎说一阵其它闲话。贵爷依然想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这边，趁着大家闲谈中出现的短暂空隙，他不失时机地再次对底下的人群说：“哎，我问你们，你们谁坐过电梯?”下面的人又是一愣怔，陆续停下手中的活，仰脸看着面带神秘感的贵爷，叽叽喳喳喊叫起来：

　　“啥叫电梯?没听说过。”

　　“电梯?是啥稀罕玩意儿?”

　　“听说过，就是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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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爷又是一副颇为得意的样子看着下边的人，不无自豪地说：“我想你们都没见过。啥叫电梯?就是人站在上面一按电钮，你不用走动，它拖着你‘噌噌’往楼上跑。”

　　下面的人再一次仰着脸，张大了嘴巴，眼睛里布满疑云。那时候，我们这里还没使上电，个别人连电灯都没见过。一些出过远门的人，虽见过电灯，却没见过电梯。大家立刻乱哄哄地喊：“那你说说电梯吧。”

　　贵爷停下手中的活，依旧面带得意，用自豪的语气滔滔不绝地讲起了电梯是啥模样，如何乘坐使用，如何给人一种飘然如飞的感觉，等等。他的话再次招来下面人群的一阵唏嘘感叹。在这样的氛围中，贵爷再次流露出先睹为快者才有的颇为自得表情。

　　早些年，贵爷家就在我家房后。住的是一大间南山墙开门的瓦房，房子是土改时分给他家的。十几年过去了，房子越来越破旧，甚至露雨。懂泥瓦活的贵爷，时常需要东补西补的。

　　冬天天暖和时，他们一家人喜欢坐在家门口舒舒服服地晒太阳。贵爷很能干，农村里几乎啥活都能搭上手。记忆里，他会泥瓦活，粗通木工活，地里活不管使牛、撒肥、播种、收割等，都是一把好手。贵爷人有气力，爱帮助人。营里不管谁家让他帮啥忙，只要有空闲，没有不欣然前去的。他有一个特点，独自给谁家帮忙，从不在那里吃饭，顶多一两袋旱烟就打发了。他常说：“干那点小活，真要搁你这儿吃顿饭，那还不如你请匠人给人家开工钱算了。”

　　贵爷家的日子一直都很紧巴，这里面原因很多。他的大儿子小我两岁，人长得很帅气，一两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由于没得到及时治疗，瘸了一条腿，落下终生残疾。从我记事起，他大儿子一直拄着拐棍走路。他老婆在农村妇女中，属于干啥事儿不利索也不太会料理日子那种类型。每年和别人一样分的口粮，其他人家精打细算年头接着年尾吃。他家就不行，常常一开春断了粮。这样，贵爷就得东跑西跑向粮食有剩余人家借。一个农村家庭很大程度上是过女人的，男人把一家人吃的穿的各种花销钱挣回家里，调理好调理不好一家人生活，就是女人的事了。由于贵爷家的奶奶调理不好日子，他家的日子也就过得不那么协调。

　　他家那间窄小蜗居里，经常乱七八糟的。小时候，我最不愿去的人家便是他家。每次一站到他家门口还没走进去，刺鼻的杂味就迎面扑来。本来狭小的屋内，锅连着床，床连着锅，中间不大一块空地上，还拴着一头半不大的猪。一般人家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先把拴在家里的牲口拉到外面去，然后快速把家里拾掇干净。贵爷家的奶奶连这点都做不到，大多时间是到大半晌了，才磨磨蹭蹭把牲口拉出去。可想而知，屋里能有好闻的气味吗?

　　凡是和贵爷接触的人，没谁会相信他的家脏成那个样子。可能是习惯成自然吧，贵爷和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住久了，也习惯了，好像没啥不适的感觉。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贵爷似乎从来都没有过忧愁的时候。不论什么时候见到他，都是一副乐滋滋的样子，似乎他天生就不知道啥叫忧愁。贵爷身体强壮，中上等身材，看上去挺拔结实。夏天赤裸着上身，肌肉突起，宽阔厚实的腰板，给人一种他身上有永远使不完的劲儿。营里人除了刮风下雨天，相邻几家吃饭时候爱凑在一起，边吃边闲聊。贵爷时常端着一只大黑碗，早饭时盛一碗冒出碗沿儿的红薯疙瘩，一边和大家说话，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在我印象里，贵爷吃啥都是香的。他吃红薯和别人不一样，其他人都把红薯皮嗑下来，或扔在地上或堆积在碗边儿回家喂自家看养的牲口。贵爷却是不管大小红薯块，都整体放进嘴里咀嚼后全部吃下，从来不嗑皮。

　　有一次，我曾暗暗学贵爷的吃法试着想把红薯皮吃下，谁知那涩拉拉糙嗓子的感觉，立刻把眼泪都逼出来了。唯一一次尝试吃红薯皮失败之后，我再也没有问津过红薯皮了。贵爷饭量很大，一般人难以比得上。每天早晨，堆得老高的红薯碗，别人两碗就饱了，他必须吃三四碗才罢休。天天凑在一起吃饭的邻居们，贵爷每次都是最后一个丢下饭碗的。

　　贵爷能吃也能干。在我们队里，比他年龄或大或小的青壮年劳力，没有谁的力气能超过他的。每年秋播、春播前，队里要挨家挨户把大家积攒的土肥折成公分送到地里去。有拉车的家庭除了人力记分外，拉车另外记分。一般情况下，气力弱的劳力只需在拉车后边用一块木板堵住车厢，不让土肥洒下来就可以了。贵爷却嫌那样装的土肥不够分量，偏要用围栅四圈堵住，这样他要比一般人多拉一半还要多的重量。我们星期天或者放假，也爱跟着大人们干活，在车子一边绑一根绳子“搭边捎”。贵爷从来不需要，超重的拉扯一人独拉。十几辆拉车走在村外土路上，大部分人稳扎稳进，缓步前行，只有贵爷健步如飞。每天下来，贵爷不仅拉的车次多，载重量也最大。队里为了不亏他，总是给他额外增加车次，以折合他多拉出的土肥。

　　让全大队人都知道贵爷身强力大是在水里工地上。小时候，一入冬或者来年开春，生产队里没有农活干了，公社、大队开始组织社员们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我们大队的十几个生产队就是在那时候，每个队挖一个超过原来坑塘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大堰坑。

　　无论哪一处工地，都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热闹非凡。大队按照每个生产队人口多少分配给相应土方任务。大队做了一面流动红旗，对各生产队的工程质量与进度一天一评比。工地上的高音喇叭里每时每刻都在给大家加油鼓劲，都在播报每个生产队的工程进度。大队成立了评估验收小组，每天下午收工前把各队的工程质量和进度计算出来，然后评出先进与落后。第二天一大早，人们来到工地以后，最先听到的便是头一天全大队工程质量与进度评比结果。人都有争胜心和荣辱感，别看一面小小的流动红旗，让工地上所有人都拼着全力去争取它。当天评比结果出来后，谁得到了那面红旗，一个队里的人都会欢呼起来，干起活来更来劲头。整个工地上，得住红旗的想保住红旗，没得住红旗的想得到红旗。大家争先恐后，拼命赶超，劳动场面格外热闹，干劲儿格外高涨。如今想想，那真是一个把人们精神状态和劳动干劲儿完全彻底调动起来的年代!更是一个令人永难忘怀的力争上游、大干快上的火热年代!

　　挖堰坑刚开始时可以用拉车拉土，随着堰坑深度逐步加深，堰坑四边的坡度和深度不能再行拉车了。这样，下面挖出的土就需要大家肩挑手抬，工程进度随之进展缓慢。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同村几个伙伴顺路来到工地上。一幕令我终生难忘的场景，登时把我们惊呆了。在许多人还穿着厚厚棉衣棉裤的工地上，贵爷一个人赤裸着上身，手握铁锨，不停把坑底挖起的土块，扔飞砖一样潇洒利落地一锨接一锨扔向坡顶。我们赶到工地前，不知贵爷已经干了多久。反正我们到后，他硬是一口气扔了半个多钟头没停下来。那一刻，整个工地上的人停住了手中的活，面带惊诧，像欣赏杂技表演一样齐刷刷看贵爷干活，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叫好声。

　　没多大一会儿，喇叭里传来了广播员洪亮而激动的叫喊声：“社员同志们，只要一颗红心在，誓把山河重安排!看看老战斗英雄钱某某吧，他战天斗地的革命干劲儿，足以说明一个道理：只要不怕苦，用力干，家乡面貌定能变新颜!”沉浸在劳动中的贵爷，似乎听到了喇叭里的声音，似乎没有听到，一点不为所动，一直不停地飞锨扔土，旁若无人。在寒冷的冬天，他赤裸着上身，却干得汗流浃背。似乎他的意识里，人们发出的叫喊声和喇叭里播出的表扬声，来自另一个世界，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以说，我们队里先后几次得来流动红旗，贵爷功不可没。

　　我后来问过贵爷，为啥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贵爷谈谈一笑，不以为意地说：“从小啥罪没受过?啥苦活累活没干过?如今吃得饱，穿得暖，日子太平，干这点儿活，还不跟玩玩艺儿一样。”

　　七九年我参加高考回家后，队里瓜园里正需要一个收钱记账的人。会计一见到我，喜出望外，急急对我说让我接住这个事儿。我那时正想躲避村里人，害怕大家见了面问我考试的事，没咋犹豫就答应了。那年瓜园里的瓜板儿是贵爷，我俩在瓜地临时搭建的小茅棚里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

　　这是我和贵爷独自相处时间最长一次。那些日子，我们每天早早起来，走出瓜棚，呼吸着原野里清新的空气，沐浴着朝阳射出的万道霞光。傍晚，在暑气渐退的瓜地里，身披夕阳绘出的半天绚丽晚霞，听任田野里尚带热气的风从身上轻轻吹过，尽情享受着夜晚清凉的东南风驱走白天似火骄阳残留下燥热后的透心舒贴，聆听着周围秋庄稼地里飘然入耳悦的声声虫鸣。紧张高考一度带给我的焦躁与疲惫，很快在这个特殊环境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整个身心，完全沉浸在无边而美丽的旷野里。无烦无恼，宁静闲适。

　　这其间，贵爷讲述的有关他个人的经历，无疑是一道最令我陶醉的盛餐大宴。

　　我终于有机会向贵爷打听他当兵的事情了。贵爷本来健谈，从不拒绝任何人的请求，我借此知道了他的许多往事。

　　我问他到底立多少战功，为啥没有入党?贵爷含笑的脸上瞬间闪过一丝若有所思的表情。然后，对着我笑笑说：“说入党，我要是愿意的话，十次八次都入了。是我自己不愿入，怨不得别人。”我问他：“这是为啥呢?”贵爷停下手中的活，瞅着我说：“我看了再看，按照入党条件，真正够得上的没多少人。像我，一个从国民党部队里过来参加了解放军的人，是打了不少仗，立了不少功。可跟那些老红军、老八路们一比，不知差多远。那些老党员，老英雄们，打仗冲在头里，吃苦的事抢在头里，功劳比谁都大，对人谦虚和善。咱咋能跟人家坐一根板凳?不说别的，就说人家那股子处处吃亏在前享受在后的劲儿，咱一辈子都赶不上。你说，我也能入党，跟他们平起平坐?”说这些话时，贵爷抬头看着远处，眼里闪着生动的光亮，似乎他所说的那些人来到了面前。我又问：“那部队里的领导没有动员你入党?”“动员了，咋能不动员?许多不如我的人都入了党，我哪儿都比他们强，还能不动员我?后来领导动员次数多了，我故意冲着他们生了气，说：‘咋，入党了一天三顿饭，不入党也一天三顿饭，你们干嘛非要我入党?’就这人家说我思想落后，从那儿起，再没人动员我入党了。”

　　我终于明白了贵爷没有入党的真正原因。此前，不知多少次听营里人说起这事。贵爷说的入了党也吃饭不入党也吃饭的话，在营里人那里早耳熟能详了。不过，大家说起事时，只有一个话意，贵爷人太倔巴，不灵便。看来不真正走进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不能对他某些表面作为，贸然作任何自以为是判断的。

　　说到贵爷当国民党兵的事，是在一个晚饭后。暮色四合，天上闪烁着点点星光。我俩坐在瓜棚前面，迎着凉爽的东南风，四周除了来自瓜地和庄稼地里的虫鸣外，静悄悄的。贵爷说话的声音明显比平时小了许多，也深沉了许多。

　　贵爷和许多国民党士兵一样，是被迫抓壮丁的。他跟上和日本人打过两次规模很小的仗。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处于和谈期间。他所在国民党部队和八路军一部驻扎在一个防区。据他说，那段时间，两下士兵经常到一个处于两军结合地带的集市上买东西。有一天，他意外地碰到一个本地老乡，他是两年前从国民党部队投奔八路军的。在遥远的地方遇见老乡，的确让人高兴不已。攀谈中，贵爷和几个同乡悄悄问八路军老乡：“我们几个也过去干咋样?”老乡当然求之不得了。但老乡稍一思索后，没有立刻答应他们的请求。老乡说：“现在不行，非常时期。等国共两党谈判结束后，看情况再说。”

　　没多久，国共谈判破裂。国共两党由抗战时期时分时合的兄弟，转眼间成了生死仇人。贵爷所在连队的国军连长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了，连长由一个四川籍副连长代理。代理连长姓李，是个作风十分粗暴的家伙，常常对手下士兵施以暴行，大家对他恨之入骨。李连长打仗时被打掉了全部门牙，说话口不关风。每次集合整理队伍时，由于吐字不清，发出的口令让部分新兵不知所云。他常把“立正”喊成“一整——”、“稍息”喊成“息——”，搞得不少士兵误听误做了他规定中的口令和动作。李连长十分恼火，不由分说，凶巴巴走向前去，对误听了口令误做了动作的士兵拳打脚踢。同在一个连的几个老乡串通了其他几个也反对李连长的士兵，在一次与解放军作战中，火线上突然调转枪口，打死了那个正在挥舞着手枪把“射击”喊成“歇气——”的李连长。然后，按照事先跟解放军队伍里老乡约定的联络信号，一起投奔了解放军。从此，贵爷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我问贵爷：“你打了那么多仗，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

　　贵爷噙着烟袋吧嗒吧嗒紧抽了两口，然后把一嘴烟雾徐徐吐出，深情地讲起了已经过去三十多年的往事：

　　“要说打仗，哪一仗都够惊心的。不管大仗小仗，仗仗都是要死人的。处在战场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谁敢说啥时候，哪一颗子弹飞过来不会把你打死?不过这样的场面经得多了，就习惯了。我们常说一句话，战士的性命拴在自家裤腰带上，保不准哪一会儿裤带一松，整个就报销了。要说哪次战斗印象最深刻?数得上徐州会战。我那时还在华东军区，那仗打得真叫惨哪!我们连一百多号人，和一个营的敌人比拼。枪炮声比天上的炸雷还要稠密响亮，震得你头脑嗡嗡直响。我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阵地前敌人的尸体堆得一摞一摞的。我们自己的伤亡也大得很，等大部队赶到时，我们早已打光了子弹，正和冲上来的敌人拼刺刀。战斗结束后，一清点，我们一个连只活下来五个人，连排干部只剩下一个副连长，还身受重伤昏迷不醒。我们一起反到解放军队伍里的老乡，除了我和湖北光华的小法娃儿活着，其他人都牺牲了。”

　　“小法娃儿?”我终于亲耳听到贵爷提起他。这之前，我早从村里其他人嘴里不知几次听到过这个名字。我打断贵爷的话，问道，“你说的小法娃儿当时多大?听说要不是你，他早就死了。是吗?”

　　贵爷的语调明显有些低沉，他烟锅里的烟早灭了火，他使劲在面前一块砖头上磕了磕烟袋锅，重新装一锅烟，用打火机点着，使劲儿抽了两口，才回过神来继续叙述往事：

　　“小法娃儿那时十六岁，个头小，气毛儿瓤。远距离打枪还对对糊糊，一旦拼起刺刀，他哪里受得了?当一波波敌人端着刺刀冲上来时，我大声对他说：‘发娃儿，你别拼了，跟在我后面，哪儿也别去!’我一边和冲上来的敌人拼杀，一边带着发娃儿退到一处倒塌的墙角跟前。我让发娃儿躲在墙角根儿，自己奋力和冲上来的敌人拼杀。我都不记得自己换了几根枪和几把刺刀，硬是没让一个敌人冲到墙角，也没让一个敌人在我面前施展开手脚。战斗结束后，光我一个人拼刺刀戳死的敌人就有十多个。事后，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发娃儿抱着我呜呜地哭了。他说：‘贵哥呀，我发娃儿这条命是你给的，今生今世我都忘不了你!’”

　　贵爷说得一点也不差，父亲还是生产队长时，我们队里每年种豌豆蚕豆所需的磷肥，都是通过发娃儿的关系从湖北光华县磷肥厂弄来的。发娃儿的儿子，那时是光华县磷肥厂中层干部，曾亲自过给我们队里送过磷肥。有天晚上，发娃儿儿子在我家吃的晚饭。我从发娃儿儿子那里，听到了他讲给孩子们的和贵爷讲述相类似的往事。

　　贵爷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后，长长叹了一口气，对着夜空自言自语道：“人这一辈子能好好活下来，有地方存身，不饿着肚子，就知足了。想想那些十几岁二十几岁死在战场上的战友们，我已经够享福了!”

　　听了贵爷这番感慨，我心里止不住一阵阵激动，觉得平日里看上去啥也不在乎的贵爷，对生活竟有如此深刻的思考与感悟。借着星光，我看着黑夜中贵爷模糊的面孔，又问了另一个话题：“你那时候为啥不留在部队，或者转业找个工作?都比在家里强啊。”贵爷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些。打了好几年仗，还参加了建国初期国家一些工程建设，是有很多机会成为人们眼气的公家人。可我就是舍不下咱这穷窝窝。在家里，吃糠咽菜，心里也舒坦。”

　　难怪贵爷家日子过得那样紧巴，他也从未向集体伸过手，更没拿自己的功勋章到处显摆，向政府倾诉自己的困难，以求政府扶持自己。贵爷是自持的，也是自觉的。可话说回来，像他这样从血与火战争中走过来的幸存者，国家真该好好照看他们。

　　贵爷生前最后几年，国家对复转军人生活上给予一定补贴，数量虽少，但表明了国家没有忘记这些为新中国建立洒过热血、立过战功的老军人们。

　　听营里人说，贵爷晚年患了癌症，因无钱医治，硬躺在家里走向生命终结。他的大儿子因残疾没有成家，一直和他们一起生活。几个闺女先后出嫁，听说日子过得不是很宽裕。身体健康的二儿子，贵爷在世时成的家，婚后不久便分家另立了门户。

　　贵爷去世时享年八十一岁。按他的身体素质，生命历程应该更长一点，但不天假寿于他，实在令人叹惋。贵爷一生，总括起来是幸运的，只是他生命最后岁月里的遭际又不能不令人感到心酸。

　　2012-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