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艺战士的炽热情怀

——著名剧作家胡可回忆战友吴畏

1942年，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图中演员为吴畏(左一)和胡朋。资料图片

　　写在前面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我军诸多革命文艺战士牺牲在战斗前沿，牺牲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践行着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立起一个个光辉典范。2019年5月，笔者曾专访著名剧作家胡可，听他动情回忆起牺牲在日寇刺刀下的剧作家吴畏同志。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再次回想胡可老人当时的话语，回想那段硝烟岁月和英烈事迹，笔者不由得心绪激荡。我军文艺工作的优良作风是在战斗岁月中形成的，就像胡可老人说的，“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对于那些为形成我们的传统作出过贡献的同志，总是充满着感激之情”。这里，笔者依据当时的采访记录和相关史料记载，将这段珍贵记忆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1943年12月9日，八路军一位年轻剧作家牺牲于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之下。鲜血染红了他的粗布棉衣，染红了他身旁的岩石和草。军用挎包被翻过了，油光纸的剧本草稿被风吹散，布满山岗，和斑驳的积雪混杂在一起……

　　几十年过去了，胡可说，每当他思念起吴畏，这幅画面就出现在眼前。

　　吴畏同志牺牲在1943年反“扫荡”后期。在这次反“扫荡”中，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牺牲了5位同志，除吴畏之外，还有赵尚武、李心广、安玉海和陈雨然。他们当中，和胡可关系最密切的便是吴畏。

　　吴畏调到抗敌剧社与胡可成为战友是在1939年秋天，到牺牲时为止，他们共事4年时间。这是吴畏生命中最后的4年。胡可说，这4年，吴畏就像一团火，将全部的炽热和光辉奉献给了革命文艺事业，并且使战友们受到激励和鼓舞。

　　吴畏没有遗像，不熟悉他的人，今天只能从难得保留下来的几张模糊剧照中来揣摩他的容貌。但胡可一直记着他的样子：面孔白皙，眼睛大而明亮，鼻子微翘，经常在嘴上叼着自制烟斗，红布烟口袋系在腰间……

　　吴畏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懂音乐，能写作，还会演戏，是剧社最初的一批创作人员之一。当时，在敌后艰苦环境中，大家都没有多少书读，有限的几册外国名著都快被翻烂了。除了读书，大家提高素质和水平更多的是靠在工作实践中学习，因此同志间的探讨钻研就显得尤其珍贵。在老乡的场院里、在村头的树下或岩石旁、在行军的路上，同志们交谈着读书心得体会，讨论着创作中的成败得失，探讨着革命文艺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胡可和吴畏就是在这种对事业的追求和探索中熟识起来。

　　在胡可印象中，吴畏不爱谈自己。他之前的经历，胡可是在一次和他一起出差时才知道的。1942年夏天，剧社从山西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回来不久，领导派他们两人去参加《冀中反“扫荡”斗争纪实》的选稿工作。他们背上背包，出发去唐河岸边冀中军区后方机关的驻地。一路上，两个人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吴畏原籍湖南岳阳，1914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二·九”运动期间开始参加党领导的救亡运动，接受党的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吴畏和弟弟妹妹一起投身革命队伍。

　　在人生的最后4年中，吴畏除去参加集体创作以外，个人的创作数量也相当可观。1940年，他根据1939年反“扫荡”中的事实，写了歌颂边区人民崇高民族气节的独幕剧《宁死不屈》，还专为剧社小同志们写了反映边区儿童生活的多幕剧《儿童万岁》。1941年，为鼓舞边区人民的生产热情，他写了歌剧《春暖花开的时候》(徐曙作曲)。1942年，为了到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他写了争取伪军起义内容的独幕剧《王七》，并为歌剧《弃暗投明》谱了曲。同年夏天，他创作了反映冀中人民对敌斗争内容的独幕剧《掩护》《老白猫》和《人去楼空》，还根据整风中的体会写了独幕剧《病号室》。1943年初，他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地方工作，回来写了歌颂边区人民在大生产运动中新风貌的多幕剧《挑渠放水》。在这种“赶任务”的创作实践当中，吴畏的作品依然逐渐显露出他自己的一些特点，如重视生活、善于安排较复杂的人物关系、比较注意戏剧的结构和人物的性格等。

　　1943年春天，多幕剧《挑渠放水》的创作和演出，是抗敌剧社的同志们自觉深入群众生活所取得的第一个收获。对吴畏来说，这是他创作上的一个新的起点。这部作品里，有他在创作上新的追求——更加自觉地去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去体会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学习群众的语言。那时胡可他们还没有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简称《讲话》)，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已经传到了敌后。抗敌剧社有组织的下乡和吴畏在创作上新的追求，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得到贯彻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原文，胡可和战友们是在1943年反“扫荡”中读到的。胡可说，在一次行军的休息中，大家读了刊登着这篇重要文献的《晋察冀日报》。此后，这份报纸就在同志们中间传阅抄录，而《讲话》的内容也就成为同志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几十年后，胡可依然清楚记得吴畏看了《讲话》后的兴奋激动。他不止一次地对胡可说：“毛主席讲的每一个问题都像是直接对我们讲的，这都是我们在工作中接触到而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1943年秋季的反“扫荡”，是抗敌剧社参加的历次反“扫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结束时已是隆冬。胡可回忆说，那时剧社经常要跟随后方机关和敌人兜圈子，夜行军更是经常的，一走就是七八十里。吴畏是近视眼，又一直没有眼镜，在没有月光的夜里走山崖旁的小路、过乱石间吼叫着的激流，对他无疑是严峻的考验。但是胡可没有看到过他有任何畏难和愁苦。在整个反“扫荡”期间，他把可能支配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创作中。特别是在读了《讲话》后，吴畏的斗志更加旺盛了。

　　吴畏喜欢读书，保持着积累材料、记生活笔记的好习惯。为了构思一部以反“扫荡”中的民兵斗争为题材的多幕剧，他十分珍视反“扫荡”中的见闻和感受，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进行访问调查。不过，有一件事情让他很受打击。反“扫荡”开始时，剧社把幕布灯光等演出器材连同大家暂时不用的个人物品，全部在驻地潘庄“坚壁”了起来。后来，潘庄成了敌人的临时据点，不仅把剧社“坚壁”的东西劫掠一空，还烧毁许多物品，其中就包括剧社创作人员的日记本、材料本和底稿。吴畏的性格一向是豁达沉着的，当时却被这个消息折磨得半天说不出话。胡可说：“我还从来没有见他这样伤心过。记得当时我曾对他说过些宽慰的话，大意是敌人虽然烧掉了我们的材料和底稿，但是我们还有脑子和手，这是敌人夺不去的。”但吴畏回答说：“不，敌人挖去了我的一块脑子……”

　　吴畏的这一回答，好像他的遗言似的，多年来一直深深刻印在胡可脑海中。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间是1943年11月17日，吴畏牺牲前的22天。

　　12月初，多路敌人向阜平中心区集中。为缩小目标，剧社化整为零，分为几个组活动，胡可和吴畏从此分手。12月8日夜，吴畏所在的组于转移中投宿小水峪沟村。9日晨，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庄。突围中，吴畏、李心广、安玉海、陈雨然同志壮烈牺牲。

　　敌人退走以后，剧社的同志们集中了。参加掩埋烈士的同志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敌人的刺刀穿过了吴畏的胸膛，鲜血染红了他的粗布棉衣，剧稿飞满山……

　　吴畏牺牲以后，胡可有很长一段时间感到孤独，感到一种失去好友的寂寞。胡可说：“我们相处虽然只有4年时间，但他的正直、他的毅力、他的勤奋好学和他那对物质享受十分淡漠的品质，都成为长时间激励和鞭策我前进的力量。”

　　胡可(1921.2-2019.12)，著名剧作家，山东青州人，1937年8月加入抗日游击队，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创作有《戎冠秀》《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槐树庄》等多部反映部队和农村生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