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唤醒新青年

　　《新青年》（LA JEUNESSE），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由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发行。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新青年》，长25.3厘米，宽18.5厘米，厚0.5厘米。从封面上可以看到，改刊后的《新青年》有陈独秀号召青年做“新青年”的《新青年》一文；也有李大钊所撰、揭露封建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并强调要寄希望于“青春中国之再生”的《青春》一文。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传统思想来禁锢人民的头脑。面对严酷的现实，包括北京大学师生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深深感到，要反对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必须大张旗鼓地批判封建思想，大力宣传科学和民主思想。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办学宗旨开始从京师大学堂的“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向“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民需要”转变。在学科和课程设置上，废除了经科，提倡东西方哲学、中外史地文学“兼收并蓄、广纳众流”。

　　1916年9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仁源向比利时公司贷款20万元，在汉花园（今沙滩）操场兴建四层高、有300余间房的宿舍楼。1918年8月，该楼落成，因楼体由红砖砌成，红瓦盖顶，故称“红楼”。该楼落成后，并未用作宿舍楼，而是用作校本部、图书馆、第一院的文科校区。 

　　1916年秋，在北大红楼开工建设的同时，远在法国考察欧洲教育的蔡元培接到了教育总长范源濂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电报。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曾留学欧洲，富有学术修养和民主精神，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骨干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蔡元培后来曾回忆说：“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搭建了一个自由且自治的平台。为了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在北大推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

　　这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力排众议，邀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教。1917年初，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把《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鲜明地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封建思想文化挑战，是新文化运动第一篇纲领性文献，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满怀激情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青年杂志》的内容新颖独特，树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与青年共同探讨各国学术、思潮，给沉闷的思想教育界吹来一股清风，使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盲从和蒙昧中解放出来，被誉为“青年界之金针”和“良师益友”。

　　陈独秀把主编《新青年》与改革北大结合起来，并帮助蔡元培罗致人才。当年8月，就在陈独秀来北京的几个月以后，年仅26岁的留美学生胡适也被蔡元培聘请为文科教授。胡适提倡白话文，反对陈腐的文言文，以实际行动响应陈独秀发起的文学革命，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鲁迅，原名周树人，与蔡元培同是绍兴人。中华民国成立后，受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鲁迅被聘为国文系讲师（按北大规定，到北大兼职只能被聘为讲师）。虽然参加新文学运动稍晚，但鲁迅在这场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狂人日记》，刊登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虽然篇幅不大，但书中的批判却及于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封建权势者、家族长、走狗，到封建礼教、习俗、思想文化，无不痛加鞭挞。

　　《新青年》是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号约100页，6号为一卷。从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到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由陈独秀主撰。从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起，《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第4卷第3号《新青年》刊登了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当时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这样评价《新青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次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是中国人著作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完整的介绍。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时，租住在离红楼不远的吉安所东夹道7号的3间北房里，他在北大图书馆任图书馆助理员，每天往返于红楼与住所的小夹道上。红楼，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毛泽东红色革命生涯的一个起点。凭借在北大学习到的新闻实务知识，他创立了《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

　　在1919年5月4日的日记里，鲁迅先生用了一个字来描述北京的天气：“昙”。这是乌云密布的意思，怀揣着心中的“乌云”，学生们就是从红楼出发到天安门、东交民巷、赵家楼，一路的愤怒，一路的呐喊，一路的激情演说。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席卷全国，震惊世界。

　　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红色思潮的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信仰者的聚集，使进一步成立革命组织成为可能。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红楼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汇聚了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人。

　　北京早期共产主义者在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深入工农群众之中开展工作。他们通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北京郊区农村和工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李大钊这时已开始认识到，在中国仅仅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不够的，必须筹建无产阶级政党。10月间，李大钊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图书馆主任室，也就是119房间秘密召集会议，宣布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当众宣布每月从个人薪俸120元中捐出80元为北京党的早期组织开展各项活动的费用。李大钊在送别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时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的种子，以后要好好工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从建党酝酿、准备，到组织建立后各项工作的展开，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在北大红楼里，有先进青年救民于水火的家国情怀，有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有早期共产党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民族血性，更有那百折不挠闻过则喜的博大胸襟。

　　（摘编自《文物中的红色基因·家国情怀卷》 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