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从电影《红侠》说开去

　01

　　因为参加线上关于中国早期电影的讨论活动，看了一部1929年的武侠片《红侠》，颇有感触。

　　这是一部默片，也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最古老的武侠片，显然其文化和历史意义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

　　许多人大概没看过，所以先简单介绍一下剧情：

　　军阀混战时期，一队乱军即将祸害一个村庄，村民纷纷逃命，但少女芸姑为照料瘫痪的祖母，执意不肯逃离。危急时刻，芸姑的表哥仲贤赶到，帮助他们向村外跑去。混乱中，祖母被乱军践踏致死，乱军首领金志满抢走了芸姑，正欲非礼，白猿老人出现，救走了芸姑。从此，芸姑拜白猿老人为师，一心复仇。三年后，金志满淫心不改，又看上了乡绅谢家的女儿琼儿。他强行占有了琼儿，还故意将谢父定为死罪。在谢父行刑之日，白猿老人和芸姑出现，救出谢父和琼儿，杀死了金志满。

　　二十年代，中国电影正处于混乱中发展的阶段。

　　一方面，电影被当作可以赢得暴利的投机事业，出现了畸形繁荣；另一方面，影片中充斥着封建道德的说教、对不伦不类的半殖民地生活方式的炫耀性展示、对小市民低级趣味的迎合。

　　以《红侠》为例，影片中最为“香艳”的镜头，就是金志满那不土不洋的罗马式客厅中几位颓靡的年轻女性，她们身着类似比基尼一样的服装，在一群长袍大褂的匪兵中间显得特别“寒冷”，她们无所事事，百无聊懒，随时准备接受金志满的蹂躏。在芸姑和白猿老人发起的最后大营救中，她们既不是营救的目标，也没有借机逃走，似乎游离于剧情之外……但她们构成了一种奇观和噱头，满足了男性观众窥视的欲望，成了一个确保票房的卖点。

　　《红侠》的服装也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村民的装饰，男性多是瓜皮帽，穿长衫，应该是民国打扮，但金志满的军阀部队，穿得却很像太平天国，并且使用刀枪剑戟之类的冷兵器。芸姑一开始是村姑打扮，被白猿老人营救后，忽然又换上了裸肩露背的西式睡袍……

　　其他细节上的BUG也还有很多。比如，芸姑随白猿老人练功三年，已经可以凌空飞行，但要进入一座二层小楼，只能缘绳而上；白猿老人是芸姑的师傅，却不会飞行，只能一路小跑或骑毛驴赶路……

　　这就是早期的中国电影，混乱、荒诞不经，但也蕴含着勃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02

　　不过，《红侠》确实触碰到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痛点，即每逢战乱，女性总是被作为战利品被掳掠。

　　这一“传统”似乎从远古就开始了。北方的游牧民族越过长城南下，重要目标之一就劫掠女性，“马前悬人头，马后载妇女”。东汉末年，被匈奴劫掠的女性中，最著名的一位叫蔡文姬，她的父亲蔡邕是文学家，她本人也博学多才，后来被重视文化建设的曹操用重金赎回。

　　北宋末年著名的“靖康之变”中，包围东京汴梁的金兵，提出的媾和条件之一，就是索要大批女子。宋钦宗甚至把自己的妃嫔都送去了，仍然无法满足要求，最终汴梁城破，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双双被掳。

　　到了清末民初，军阀混战，落入乱军之手的女性，恰如《红侠》中的琼儿，更是命如草芥。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就是随着西学东渐，一些有条件的家庭的女孩子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成了“洋学生”，然而社会并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洋学生”，没有“职业女性”存在的空间。这些“洋学生”由于引人注目的气质与形象，反而成了军阀、权贵、土豪劣绅乃至青红帮流氓、黑社会老大觊觎的目标——如电影《秋海棠》所呈现的那样——许多人被他们用利诱或强制的手段纳为姨太太。

　　这些“洋学生”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宋美龄女士。宋女士用自己“精彩”的一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民国新女性除了做姨太太，并没有更好的出路。

　　扯远了，继续说《红侠》。

　　在线上的讨论中，一位老师提到，芸姑拯救琼儿的故事，令她想到了《红色娘子军》。

　　这是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说法，令我意识到，类似《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永恒的经典，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们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是沐浴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后，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内生出来的，这些作品征召并唤醒了我们深层次的文化记忆，所以才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无疑，《红色娘子军》所达到的高度，是《红侠》无法企及的。

　　在《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被拯救者，她在明白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道理后，获得充分的主体性，成了一位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而在《红侠》中，琼儿虽然被芸姑救了出来，但却背负着“我已失身”的原罪，惶惶不知所之，只能被芸姑恩赐性地派送给自己的表哥仲贤，做为对她的二次拯救。可以预期的是，琼儿一生都将生活在“失身”的阴影中，要靠仲贤的怜悯才能生存，而一旦仲贤撤回了自己的怜悯，她就只有死路一条。

　　03

　　《红侠》是一部爽片，是当年最卖座的影片之一。

　　当即便在这样的娱乐性影片中，也折射了深深悲哀，体现了民国女性的双重困局：在现实中没有出路，在想象中同样没有出路。

　　现实当中没有出路，是一目了然的。

　　女性无法摆脱充当“战利品”，也就是“无主体性”的状态。

　　这里，“战利品”也有双重含义，一是实指，即落入获胜的军阀或乱军之手；二是象征意义的，即她们的命运仍然要被权贵、恶霸、土豪所左右。

　　试想，连当时最有办法的“洋学生”宋美龄，都要把嫁给有复杂婚史的蒋先生作为出路，何况其他人呢？

　　当然，出路是有的，就在《红侠》票房大卖的1929年，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已经出现了新天地，只是在国民政府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很多人不知道罢了。

　　现实当中没有出路，只好到想象中去寻找，这是当年武侠神怪电影泛滥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

　　但在想象中，同样没有出路。

　　芸姑遇到了白猿老人，学会了剑术和腾云驾雾，从受害者变成了侠客，但代价是巨大的——她失去了自己的姓名，她的装扮是男性的，而且不可能与表哥在一起，她要回归自己放逐的空间，和她的师傅，那个奇怪的白猿老人一起去峨眉山，从此远离现实空间……

　　想象本应是自由的，但电影的想象受制于观众的想象，也受制于历史条件——如果不这样，观众可以接受的“想象的真实”会变成无法接受的“想象的不真实”。

　　04

　　历史发展是曲折的。

　　今天的中国电影，在制造视觉奇观方面，已经足以令好莱坞相形见绌，但在价值观方面，则回归了二十年代。

　　不客气地说，充斥于银幕的，基本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

　　三十年代，左翼文化人开始介入电影创作，出现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峰——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辉煌。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人民电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如何才能走出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

　　唯一的出路就是激活自己悠久的左翼传统！否则，也只能像芸姑那样继续自我放逐了。（本文根据线上会议的发言笔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