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大灾：中共为赈济灾民减少军队口粮

　　电影《一九四二》里没提根据地的事儿，70年前，根据地还是一个多数河南老百姓不知道的地方。

　　他们是谁?他们在哪儿?如何才能到那儿?显然，“老东家”——这位刘震云的老乡对此一无所知。

　　他只知道往西边逃，以为过了潼关就有救了。他不知道，那些有幸闯进根据地的老乡，才真正找到了“饭碗”。

　　当数不清的灾民从国统局和敌占区，拥向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又称晋冀鲁豫边区)时，根据地的粮食也不够吃，亦存在大量灾民。面对这闯进门的“包袱”，根据地如何应对?

　　11月下旬的一天，开封民间文化研究者刘海永的办公室里，在他向记者提供的大量史料中，展示了当年赈灾工作的另一面。根据地政府对外来灾民和本地灾民一视同仁：减免根据地灾民公粮，并出动部队帮助灾民捕蝗、耕地。减少自己的口粮，把省出的粮食用来救济灾民，并组织灾民通过搞运输、纺织赚取粮食……标本兼治的救灾措施，使晋冀鲁豫根据地从1943年以后，生产下降的趋势得到控制，许多村庄秋后粮食满囤。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比战前普遍改善了，并部分达到丰衣足食。

 

　　摸清灾情 减免根据地灾民公粮

　　大饥荒也同样威胁着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根据地下设四个行政区，分别是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行政区。其中的太行行政区六专区的武安，五专区的林北、安阳、磁武、涉县等都属于河南区域。冀鲁豫重灾村有1050个，轻灾村580个;太行区六专区三个县平均每人收不到三斗八升，最少的收不到六升秕糠。按最低生活限度，一人一月需要一斗，30万根据地的灾民，已濒临饥饿边缘。

　　根据地不仅要与日伪作斗争，同时还要和严重的天灾抗衡。由于根据地经济落后，物资匮乏，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得不到任何外来援助。但边区政府并没有就此放弃灾民，1942年11月，太行救灾委员会在各地建立，它是党政军民的联合权力机关，包括了各县有威望的人士，以全力领导生产运动。

　　边区政府对灾情进行了普遍的调查登记。按受灾的轻重(每人每日以六两小米计算)，灾民被分成三个级别：有购买力无粮食，需要调剂者;有劳动力粮食不够，需要救济者;无劳动力缺乏粮食，需要救济者。

　　为了减轻灾民的负担，依照灾区情况，1942年秋收时，边区政府一次即减免五、六专区公粮45000石;1943年麦收时，又减免一、五、六三个专区公粮15500石，两次共减免公粮60500石，这对灾民来说，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节衣缩食 与灾民同甘苦共患难

　　虽然减免了公粮，但灾情依然严重，面对饥肠辘辘的灾民，边区政府决定进一步节衣缩食，与灾民同甘苦共患难。

　　边区政府发布指示：“规定县以上各机关每人每日节约小米半两……并把节约的数量，每月结报一次。”所有的党政军领导下的各个系统、单位、工厂、学校、报馆、书店、商店、教员学生、剧团等都自动参加，有的长达8个月。“节约方式很多，有冷食一日，省得柴火费救灾者;有糠食三日，拿余米救灾者;有以野菜顶食，挪出粮食救灾者;有节省锅巴接济灾民者”。

　　节余粮食之外，还发起捐款运动，如抗大六分校的五毛钱运动，陆中的一角运动。有些人把多年来的积蓄、每月所领的几元津贴，都捐出救灾了。

　　边区政府在灾区提出急公好义、仗义疏财、富济贫、有济无、亲戚帮助、邻里互济，开展全区“一把米”“一升糠”及某些地区的“一个窝窝”的运动。在灾区组织了呼吁团、募捐团，向非灾区呼吁劝募。所有政府、军队、农村剧团都参加了救灾公演，动员士绅们挺身而出参加救灾活动。

　　在晋冀鲁豫捕蝗运动中，太行区上至司令员、下至战士7万多人都参加了捕蝗，共捕蝗14万斤。冀鲁豫区的一个团在10天内捕蝗3.3万斤，“不喝群众一口水，不吸群众一袋烟”。灾荒期间，太行区部队创造了帮助群众耕地、锄地、收割合计达4.39万亩，其他帮工5万个的纪录。

　　调拨粮食 接纳拥入边区的灾民

　　由于灾民不断拥入根据地，根据地政府特颁布了《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灾民入境，要登记报告。“对于已入境的灾民，按本地居民百分之三的比例安插，入户籍的灾民和本地灾民同等待遇”。

　　由于部分灾区灾情严重，如五、六专区近半数人民没有粮食可食，饿死人日有所闻。根据地政府为此发布命令，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10月到次年6月，除了运12万石调剂敌占区和游击区灾民、换回必需品外，调剂灾区粮食共有89133石，根据地零星调剂共6657石，加起来共有95790石，并调剂糠面18万斤及山药蛋和油饼等。

　　根据地政府在减免灾区负担的同时，拨粮拨款赈贷灾民。政府用于救济的粮款，相对于当时根据地财政收支状况而言，数目是相当大的，“太行区实际用于救灾的各种贷款有两千万元，赈贷的粮食有三十八万六千石”。

　　男挑女纺 组织灾民生产自救

　　面对长期的灾荒，根据地政府很快发现，单纯的救灾不仅会造成坐吃山空，而且会使灾民形成一种单纯依靠政府的思想，于是开展了“男的参加运输，女的参加纺织”生产自救运动。

　　根据地为此发布了《总局关于保证灾民运输赚钱的命令》：“凡已发动起来的运输队、脚夫或挑夫，确证其为灾难民者，每人每日必须保证要赚一斤米。”其中著名的太行运输队，在大规模粮食调剂过程中，不仅将粮食源源不断运到灾区，还获得了近3万石粮的运输费。同时，根据地政府发布《纺织救灾工作须知》：“组织纺织指导所领导灾民生产，发给灾民棉花、线子、纺车和织布机，提供技术，回收成品。”在敌占区工厂倒闭、布匹缺乏的情况下，纺织品的销路旺盛，灾民向敌占区推销，换回了大批的粮食。

　　磁武百土村北街有十三户讨吃的，其中五个妇女参加纺织，每天每人有半斤米收入，马上停止了讨吃的生活。对此，老汉们说：“过去是男人养活女人，如今女人倒养活起男人来了。”根据地标本兼治的救灾措施，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晋冀鲁豫边区从1943年以后，生产下降的趋势得到控制，许多村庄秋后粮食满囤，且部分做到了耕三余一。各种副业，“如喂猪、喂鸡、养蚕、采药等，都有增加”。1945年，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较战前增加了79.4%;民间纺织业，由战前的没有，发展到战后的纺妇15万人以上，织妇4万至5万人，织布机二三十万架的局面。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比战前普遍改善了，并部分达到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