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文艺战士忆抗战：曾目击遭遇战 日机坠农田

　　胡可的童年是在故乡山东青州度过的，上小学时就接触到话剧，如今老人已近百岁，却精神矍铄，谈吐不凡，简洁朴素的书房里满是书籍，老人就在他的“书城”里，回忆起自己不一样的抗战生涯。

　　【老兵经历】

　　不做亡国奴 戴上“红蓝箍”

　　1937年夏天，初中毕业的胡可满怀憧憬从济南到北平投考高中。“车到丰台，站台上满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其中几个还持枪进入车厢盘查，气氛十分紧张。”到北平后，胡可才知道，原来是盘踞在丰台的日军同驻守在宛平卢沟桥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发生了武装冲突。不过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就是后来标志着抗日战争爆发的“卢沟桥事变”。

　　“闷热的夏天，北平城里人心惶惶。我住的公寓在西单一带，能清晰地听到城外传来的炮声。不久日本军队开进北平，插着太阳旗的军车在长安街上疾驰，府右街口的日本哨兵大声地呵斥着路人。我立刻感觉到自己已经同东北同胞一样变成了亡国奴，心情十分苦闷。”

　　已无投考心思的胡可听哥哥说要去参加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好像在黑暗中见到光明，执意要随哥哥同去。第二天，兄弟俩来到北京西北郊一个叫大苇塘的小村庄，找到游击队第三总队队部，开始了四个月的游击队生活。胡可告诉记者，当时游击队成员左臂都佩戴着红蓝两色的袖箍，老百姓就叫这支队伍为“红蓝箍”。初见这袖箍，听着周围的人哼着救亡歌曲，他立刻感觉找到了亲人，振奋起来。日后回忆起这段时光，胡可感叹道，“虽然那段在游击队的时光只有短短四个月，却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目击遭遇战 日机坠农田

　　胡可介绍，这支游击队是由七七事变以前潜入关内的少数东北义勇军和北平城里出来的一批进步学生作为骨干力量，“学生里有党员，有民先队员，我只是个中学生，小知识分子”。游击队人多枪少，于是征集老百姓手中的枪支弹药成了一项迫切任务。胡可当时在游击队第三总队做文书工作，负责编造花名册和登记枪支弹药。

　　在这期间，他迅速认识了各式枪支，也学会打枪，参加过三次战斗，其中一场遭遇战同日军交火还取得一定战果。那是一天深夜，游击队到天门沟一带执行任务，胡可所在的第三总队担任警戒，监视山下那条由北平城通向温泉、南口的大道。第二天近中午时分，忽然有人发现山下大道上出现日军的踪影。“一个个跳跃移动着的黄色人形，隐约还能看见他们的红色肩章，大家抗日情绪高涨，便纷纷开枪射击。”胡可回忆，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傍晚时天空中出现敌机，“飞机擦着山头低飞侦察，因为飞得过低，其中一架被二总队原二十九军的副连长用机枪迎头击中，坠到清河一带的农田里。后来敌人增兵，用迫击炮轰击山头，我们游击队才撤离。”

　　讲述这段历史时，胡可一直强调这是一场遭遇战，自己只能算是一个目击者，不过战果令人振奋，“红蓝箍”也因此在北平西郊名声大震。

　　抗敌剧社内 辗转搞创作

　　1937年12月，胡可随游击队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后被送去军政学校，学政治、学军事，成为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第二年毕业后，他成为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的宣传员。

　　胡可参演话剧，学到了一些戏剧知识，后调到文学组，动笔创作反映边区斗争生活的剧本。为了创作需要，他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我曾跟随骑兵团的小部队奔赴山外，在青纱帐里伏击敌人，和地区支队的侦察员潜入敌占城关执行侦察任务，与地方干部在敌人控制的地区钻地道，昼伏夜出征粮和锄奸，也曾以区干部身份在滹沱河两岸走乡串户，做了两个月的减租复查工作……”

　　三幕儿童剧《清明节》，是胡可的处女作，“我随部队到边缘地区活动，了解到敌寇残害敌占区儿童的不少事例，比如他们搞细菌实验，就创作了这个剧本。”1944年春节过后，中共晋察冀分局召开边区“群英会”，戎冠秀大娘讲了掩护和抢救八路军伤员的事，会后胡可陪伴戎冠秀回到她的家乡访问，了解她的辛酸过去，此后创作了话剧《戎冠秀》，由抗敌剧社广泛演出。

　　采访中，记者问老人，在抗敌剧社的活动中有没有遇到过危险，老人摆摆手说没有。但在老人与妻子胡朋同著的书中，北京晨报记者发现这样一段经历。1942年4月，剧社演出队穿过敌人封锁线，白天隐蔽在老乡家里，傍晚潜入村庄，为防止汉奸向敌据点告密，由部队封锁村口，只许进不许出，有人通知村民来看“八路军演戏”。演出完毕迅速撤离，再到另一个村庄隐蔽起来。“政治攻势进行了半个月之久，收到了明显效果，不过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遭到敌人包围，突围中女同志方璧牺牲、胡朋负伤，剧作家崔品之被俘后遭杀害，杜烽等几个同志跳崖摔伤。”

　　抗战胜利日 兴奋冲出门

　　转眼抗战胜利就要70年，胡可仍清晰地记得喜讯传来的那天。那时他所在的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居住在河北阜平县一个叫做洼里的小山村里，已经睡下的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天喜讯弄得不知所措，急忙爬起来冲出房门。“太突然了，当时大家都蒙了。有枪的同志不顾纪律对天鸣枪，有些同志把平时不舍得抽的烟都拿出来散发。村剧团敲响锣鼓，人们扭起秧歌。”说起如今的抗日影视剧，这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忍不住吐槽，“现在有些抗日影视剧会出现这样的台词，‘八年抗战已经七年了，同志们坚持一下，还有一年！’那时候怎么可能知道抗战是八年？！我们都坚信抗战一定会胜利，但并不知道会是哪一年、哪一天。”

　　【后人讲述】

　　父母始终认为自己是普通一兵

　　胡可的妻子胡朋，于1939年到达晋察冀军区，分配到抗敌剧社做演员。1944年，她作为戎冠秀的扮演者，与胡可一起护送戎冠秀回到家乡，并在那里补充采访和熟悉生活，在此期间二人恋爱，一年后结婚，育有两个女儿。到2004年胡朋去世，两人已携手走过60年的风雨人生，成为让人羡慕的“爱人和同志”。“他们俩在一起经常聊天，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一样。以前并不是非常清楚他们的抗战经历，近几年才慢慢讲起。”二女儿胡健告诉北京晨报记者。

　　提起父母，姐妹二人都提到“潜移默化”一词，“两位老人对党特别忠诚，做人也特别诚实，这对我们姐妹影响特别大，让我们在为人处世上也特别热情、真实，从不说谎话。”胡可的大女儿胡伟伟告诉记者，父母是特别单纯的人，“向来不争名利，始终认为自己是普通一兵，总是为别人着想，尽可能帮助别人。父亲现在住的地方，几乎没有装修，因为他怕影响其他人休息，这么多年就这样住下来了。他们写的书，也没有标榜什么，只是写下了真实、平常的事情。”

　　二女儿胡健说：“爸爸对周围人非常好，对保姆、司机都很照顾，可以说是一位忠厚的长者。他们不让我搞文艺，觉得现在的文艺跟那个年代不同，他们是战士，是革命文艺工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指导，但爸爸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也喜欢写文章，他有时候会看看。”

　　胡可的两个女儿表示，这些年家中并没有过什么特殊的纪念活动，不过父亲“一直保持写日记的习惯，记忆力也特别好，写了一些书纪念当年的战友，这是他的纪念方式”。二女儿胡健告诉记者，父亲离休后常与老战友聚会，“只是最近几年聚会次数少了，人也少了，不是病了就是没了。”

　　【历史回放】

　　晋察冀边区的文化“轻骑兵”

　　1937年7月22日，原东北抗日义勇军成员赵侗、高鹏、纪亭榭等在昌平白羊城村关帝庙前宣布成立国民抗日军，在平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诸多胜利，尤以百望山黑山扈抗日战斗影响最大。黑山扈战斗，歼灭日本侵略军6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在全国抗战之初，一支游击队能够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实属不易。这是日军占领北平后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抗敌剧社成立于1937年12月，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直属的综合性文艺团体，以笔为枪，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宣传鼓动，贴近战士，贴近实战，到敌后开展“政治攻势”，足迹遍布晋察冀的山地、平原、乡村、城镇，成为“名副其实的战地文艺”，在晋察冀边区剧社中是建制历史最长、活动范围较广、阵容较庞大、创作成果较多的剧社之一，与《子弟兵报》、《晋察冀画报》一起被誉为晋察冀三支文化“轻骑兵”、“军区之骄子”。

　　【老兵档案】

　　胡可，1921年生于山东青州，满族。少年时就读于山东省立第十中学和第一中学，16岁那年来到北平，适逢卢沟桥事变，随哥哥参加了北平郊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同年12月到达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从军区军政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队——抗敌剧社，成为一名八路军宣传员。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创作多幕儿童剧《清明节》、多幕话剧《戎冠秀》、独幕话剧《枪》及《喜相逢》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创作了《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等反映部队和农村生活的剧本，成为部队中有影响的剧作家。出版有文集《习剧笔记》、《胡可论剧》、《读剧杂识》、《剧事文稿》。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会长。2007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

　　【记者手记】

　　真实的“目击者”

　　94岁的胡可老人，头发花白，但讲起往事，思路格外清晰。他还记得到北平时城外传来的炮声，扰得自己心中郁闷无心学习；记得戴上“红蓝箍”时，队伍里有形形色色的人，他像找到了亲人一样；记得初到晋察冀军区时，年轻的聂荣臻将军讲话……

　　老人只讲事实，不居功，不夸大，即使说到那场鼓舞了当时的北平人民，甚至在国内外也产生很大影响的遭遇战，老人也只是说，“我只能算是个目击者，战斗中我没做什么”。他甚至告诉记者，当年游击队司令以“解决抗日经费”为名在昌平区盗墓的故事，真实描述了抗战初期，一些人虽然参加了游击队，但思想上依然狭隘、落后的情况。记者这才体会到，抗战时期的群众思想工作是多么重要。而正是有了后来胡可参加的抗敌剧社，经常为群众和战士演出，为他们展现什么才是八路军精神，才鼓舞和净化了他们的心灵，使抗日战争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老人的抗战史，不同于上战场杀敌的战士，他手握艺术的枪，战斗在舞台上，虽然没有腥风血雨，但同样残酷。胡可的女儿说，曾有人称她的父亲是艺人，这样的话语刺痛了老人的心。“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这是《抗敌剧社社歌》中的歌词。胡可说，在那殊死战斗的年代，这首歌表达了剧社同志们共同的心声。文艺工作者也是战士，唤起了民众，鼓舞了士气，这些就是“文艺战士”的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