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艺术尊严，而不是廉价同情

        前些天，在网上流传着一条新闻：“家有四个癌症患者，87岁的著名老艺术家田华‘疯狂’接活儿”……后来人们了解到，是田华的孙儿在一次电视节目中透露了这个信息，田华老师也在现场，她是为了给当演员的孙儿“站台”而出席这个节目的。我读到这里，没有像记者所期待的感到“震惊”，相反，内心被一种无力的同情和复杂的滋味包围了。

　　田华老师很坦然地接受了命运的挑战，含笑化解了媒体善意的渲染，表示不愿意接受社会捐款，处处都表现出了一位老艺术家的高风亮节。媒体把此事作为一个热点铺天盖地渲染了一番，却很难改变田华老师那一代老艺术家所面对的垂暮岁月的现状。我当然不仅仅是指经济问题，田华老师所面对的家人患病，是一个特例。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老艺术家们的生命余热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展现？一位杰出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不管多大年纪，她一定渴望自己的生命就应该是在艺术光环中呈现价值，艺术没有止境，年龄也不是止境。1990年，美国奥斯卡奖把影后颁给了《为黛西小姐开车》的女主角杰西卡·坦迪维，当时这位演员已经80岁了，她的生命依然在观众面前熠熠闪光，享尽了一个艺术家应有的荣耀。田华老师的晚年，也许本该如此。

　　前些日子，我又一次观看了一部欧洲影片《菲洛梅娜》，老演员朱迪·丹奇（她因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提名）演一个受尽屈辱、命运坎坷的爱尔兰老年妇女，她出神入化的演技让我呆呆地想了很久：这样的戏，如果放在中国拍摄也是万般皆备的，为什么在中国找不到一部这样的好剧本呢？我又联想到，前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法国电影《爱》的女演员埃玛妞·丽娃，她也因在这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以85岁高龄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提名。我在网上找过关于她的表演经历资料，她为我们所熟悉的成名作是几十年前的《广岛之恋》，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几乎每隔一两年都有作品上演，这才会有机会让她在高龄之年仍然保持艺术的青春之光。

　　在西方电影市场中，以中老年人的生活状态为主的题材占了不小的比例，尤其重要的是反映中年人生活的题材，这是一个成熟的文化市场应有的良好环境，也是市场经济的需要和人文价值坚守之间长期博弈后取得的平衡结构。如果要说电影领域声色犬马、3D大片等，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好莱坞传统里也不缺乏，但是从每年欧洲电影大奖和美国的奥斯卡奖项来看，并不是一味地跟着市场以票房为参考标准，影院的功能也不仅仅是赚钱的机器，否则就不会出现八十老妪当影后的佳话。所以我经常想：合理的艺术创作关注点的分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环境是否成熟，在重视人文关怀的环境里，票房不是评判电影能否生存的唯一标准，艺术成熟的标志也不在于多少票房，而是要让观众们获得真正的精神享受。

　　我并不特别看重电影领域的奖项，但奖项代表了引领电影创作未来的一个导向；我也不轻视电影新技术的日新月异，这对于电影表现艺术的进步有重要的意义，但我对于目前电影创作中题材比例的严重失调、媒体漫无边际的娱乐化倾向，是有隐忧的。田华老师这一代优秀演员曾经为新中国电影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他们正当盛年的时候，艺术生命因为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戛然而止，在“文革”以后有过一个短暂的复苏期，但在市场化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观众就很少看到他们在电影银幕上的艺术形象了。我们怀念他们精湛的表演，想起的还是《白毛女》的喜儿、《党的儿女》的冬梅、《秘密图纸》的女警官……本来，他们在80年代以后不过是50岁出头，正处于艺术的最成熟期，可是我们社会对这批艺术家的关注和激励实在是太少，没有给他们创造一个适合的工作平台。表演艺术家的劳动是集体性质的劳动，他们无法独立完成自我的艺术创作，必须有适合他们艺术能量的好剧本、好导演和相应团队，如果没有为他们提供这一切必要的条件，那么，他们的艺术才华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这种倾向性的问题，过去张瑞芳老师、孙道临老师、赵丹老师等，都痛心疾首地表达过，但似乎也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当今天大家欢庆某一部电影获得了几亿、几十亿的票房时，当娱乐媒体天天泛滥着商业包装宣传时，一大批真正的优秀老艺术家却携带着他们创造的中国电影事业的优良传统过早隐退了，这能算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吗？

　　再退一步说，像田华老师这样的老艺术家，即使是过去的艺术创造，也应该在今天得到社会的尊重。像《白毛女》《党的儿女》等经典影片，在今天尊重革命传统的环境下，还是有机会在电视台播放的，那么，作为曾经为影片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主创人员，他们有没有可能分享到一定的播出版税收入呢？希望有关方面的专家们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建立一种创作人员与影视剧制作播放之间长期的版税关系。从制度上保障老艺术家们的生活和艺术尊严，这比媒体上的廉价同情，更加切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