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背后的惊心动魄——潜伏敌军内部策反高级将领

 

1948年11月2日，东北野战军不放一枪一炮进入沈阳城，宣告沈阳和平解放，这也意味着东北全境的解放。

沈阳解放的过程显得那么平静，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平静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67年后的今天，沈阳解放的亲身经历者胡志宁为其父出版了一本回忆录《秘密战线的故事》，讲述地下党员与沈阳守敌暗战的故事。

打入敌人内部出任警察局长

11月1日，记者来到大连胡志宁的家中。

胡志宁今年80岁，20多年前移居美国，去年才回到国内。在和记者的交谈中，他总是反反复复地嘀咕：“我年纪大了，我父亲的那些精彩故事现在不说出来，日后就没人知道了，如果哪天我也不在了，这些东西就彻底湮没了。 ”

胡志宁告诉记者，父亲胡圣一是我党的一名老地下工作者。他讲道：“那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们一家都在西安。当时，我10岁，已经懂事了。一天，父亲收到了一封重庆的来信，写信的是他的好朋友，地下党员高崇民。高崇民在信中让父亲设法去北京。父亲没弄明白这封信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高崇民托人带话才知道真相。 ”

原来，高崇民已经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解放区安东省政府主席，他希望胡圣一和他一起回东北参与解放区的接收工作。胡圣一欣然同意，带着家属启程，前往东北。

但胡圣一这一路并不顺利，在辗转来到北京之后，胡圣一又接到了上级党组织新的指示，让他去联系王化一，争取打入敌人内部。当时，王化一也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我党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军统任职，他和很多国民党高官都有交情。

胡志宁回忆说：“王化一和父亲是在重庆通过高崇民认识的。他们在北京见面后，王化一告诉父亲，国民党东北接收大员都在沈阳，等有机会我向他们推荐你。后来，王化一把父亲推荐给了杜聿明，杜聿明正是当时国民党在东北的最高长官。 ”

据胡志宁描述，胡圣一和杜聿明在沈阳初次见面的情形是这样的。杜聿明问：“你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吗？”胡圣一答：“不是，北伐前，我在北京警官高等学校毕业。 ”杜聿明说：“正好。沈阳市内治安秩序十分重要，正需要警察人才，我派林英担任沈阳市警察局长，他正缺少助手，你去协助他的工作吧。 ”然后，杜聿明拿起桌子上的红蓝铅笔写了个字条，交给了胡圣一。

胡圣一拿起字条边走边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杜聿明给的这个机会正好可以利用，可以很好地为解放事业做点事儿。

林英见到胡圣一拿着杜聿明亲笔写的条子，对胡圣一十分客气，他对胡圣一的要求也都满足。在给林英当了两周的助手之后，胡圣一提出要到分局当局长，林英便把第一分局的局长位置交给了胡圣一。当时沈阳全市一共有11个分局，第一分局管辖的是中街以及大南、小南一带。

当上第一分局局长之后，胡圣一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顺利地开展地下工作。 “我父亲当时作了许多贡献，”胡志宁说：“1946年，我家当时已经搬到了沈阳，虽然父亲是警察局长，但是家里却没有房子，只得借住在沈阳文庙。当时内战已经打起来了，国民党在东北各地广设封锁线和检查站，交通堵塞。很多地下党员无法转移，更无法传递情报。父亲就利用职务便利，给他们开路条，做掩护，还不时解救被困的同志。 ”

1946年初，高崇民的夫人王桂珊带着儿女从重庆前往哈尔滨，来到沈阳后，便被封锁在城内，不得已，她们只能在胡圣一家中暂住。

胡志宁说：“那时，国民党在路上检查得很严，经常以通敌的理由无故扣押过往百姓，父亲便为王桂珊一家人办了警察局护照，有了父亲给的通行证，她们安全地走出沈阳城，到达了哈尔滨。 ”

胡志宁回忆：“有一次，晚上在警察局睡觉，我听到父亲接了一个电话，说在沈阳小东边门抓到了3个人，疑似共产党。父亲立刻命令他们将人连夜押送到局里审讯。经审讯，父亲断定这3个人就是共产党员。最终，父亲找了个借口，将这3人连夜放走。

用4000亿金圆券扰乱国民党军心

1948年初，胡圣一被任命为辽宁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为国民党部队收集粮食。当时，卫立煌刚刚就任东北“剿匪”总司令，他上任之后十分关注军粮采购，但那时辽宁全省各地天灾加上战火不断，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田赋粮食管理处也搞不到粮食。

1948年夏天，辽沈战役激战正酣，蒋介石3次亲临沈阳指挥作战。当时，国民党不少军官反映粮食供应不足，卫立煌特地成立了军粮采购委员会，并亲自任主任，胡圣一任副主任。

卫立煌几乎每天都召集军粮采购委员会委员开会，但粮源枯竭，无计可施。一次例会上，卫立煌对胡圣一说：“胡处长看过《三国》吗？曹操杀粮官以平军心，现在前线部队纷纷报告作战失利是因为军粮供给不及时，就是因为军粮采买不尽力所致。 ”

“我父亲站了起来，对卫立煌说，‘卫总司令的心情可以理解，我这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您对蒋总统有个交代。 ’卫立煌立刻对父亲说，‘你有办法就拿出来，我立刻批准你。 ’”胡志宁接着讲道，“散会后，父亲来到卫立煌办公室，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卫立煌。 ”

胡圣一的办法就是把蒋介石给东北调拨来的大批现金给各个部队分发下去，通令各军指挥官自己采买军粮。卫立煌无计可施，也就同意了这一办法。

随后，在胡圣一的安排下，在沈阳及周边地区，满满10辆卡车运载的金圆券被发放到了各部队。但是让卫立煌没有想到的是，这市场上突然多出的4000亿元金圆券，名义上是让军队各自购买粮食，实际上却是大量现钞出笼，扰乱了金融秩序，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当时我在沈阳，对这些情景印象很深，先是国民党军队出现了大肆购买粮食造成的粮荒，同时国民党军队各级军官层层贪污，甚至很多军官拿到钱之后竟当了逃兵，国民党军队军心涣散。 ”胡志宁回忆道，“当然，此举也加速了东北国统区金融秩序的混乱，甚至直接影响到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黄金价格暴涨，金圆券大幅贬值，金融崩溃，人心惶惶，蒋介石不得不派蒋经国去上海镇压抢金潮，这一幕在《建国大业》的电影里出现过。 ”

后来，蒋介石大怒，下令追查严办，胡圣一被逮捕入狱。胡志宁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件事的影响很大，而且卫立煌也脱不了干系，国民党对父亲的逮捕理由是在军粮采买中贪污巨款。后来，地下党组织收买了国民党高官，积极营救父亲。半年后，父亲的案子转为民事案件。最终，法院判父亲保外就医，父亲得救了。 ”

在保外就医期间，胡圣一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他和同志们一起继续策反沈阳的国民党军队。

策反敌高官沈阳和平解放

1948年，辽沈战役激战过程中，长春被东北野战军层层包围，沈阳的战事也一触即发。对此，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表示，沈阳解放是辽沈战役最后一战，沈阳如能和平解放，代表辽沈战役圆满成功，所以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为了和平解放沈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潜伏在沈阳的胡圣一这时也接到了策反国民党高层军官、和平解放沈阳的任务。当时王化一已经来到沈阳，配合胡圣一等人做起了秘密策反国民党高层军官的工作。

王建学说：“国民党防守沈阳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第53军，要想和平解放沈阳，做好53军高层军官的策反工作成为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重点。 ”

十分巧合的是，胡圣一、王化一等人和国民党第53军的高层军官私人关系很好。胡志宁告诉记者，王化一和第53军暂编第30师师长张儒彬、第116师师长刘德裕、第130师师长王理寰都是好友，刘德裕是王化一小学同学，王化一和王理寰是师范学校的同学，东北新编骑兵司令部副司令王照坤与胡圣一早就相识，抗战胜利回东北后又经常往来。

“这其中王理寰是地下党组织重点争取的对象。他是辽宁辽阳人，他的第130师是东北军旧部。”胡志宁说。

1948年10月28日深夜，王化一、胡圣一等人秘密召集王理寰、刘德裕、张儒彬等国民党高级军官，齐聚胡圣一家中开会，商讨起义的细节。

对当晚的情形，胡志宁记忆犹新，他讲道：“虽说平时大家的关系都挺好，但是关键时刻却一点也不能放松，父亲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有哪个国民党军官反对，不同意起义，那么就当场开枪打死他。幸好没有发生意外，这次会开得比较成功。王理寰等人也表示接受和平解放沈阳的主张。 ”

11月2日拂晓，王理寰首先下令他的部队放下手中武器，随后，其他各部队也纷纷放下武器。东北野战军首先从王理寰的防区——沈阳铁西区顺利进入城内，沈阳宣告和平解放。

对于胡圣一的回忆录——《秘密战线的故事》，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曾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胡圣一先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长期潜入敌人内部，在西安事变、辽沈战役等历史紧要关头，配合我党展开工作，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记者在《中国共产党在辽宁》一书中看到有这样一段文字：“正是胡圣一等同志在沈阳潜伏时作出的努力，使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获得半和平解放或基本和平解放。沈阳市200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得以保证，沈阳这座历史名城和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基本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

新中国成立后，胡圣一在1956年被任命为辽宁省政府参事，历任辽宁省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1998年12月，胡圣一在沈阳病逝，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