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文物考察团：用艺术文化对抗大炮刺刀

 

　　1940年7月，一支由12个人组成的小队伍从成都出发，前往西安，踏上了西去的行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以艺术文物研究为目的的考察团。考察团兴于抗战烽火之间。在中国东部大片土地落入敌手的艰难时世中，西部黄土地上逶迤前行的这支不起眼的队伍，试图从遥远的历史中，找到一些给人以希望的力量。他们找到答案了吗？

　　中华文化空前劫难中的一点强音

　　应该说，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此行，与其成员一直抱有的“文化救国”的思路是一致的。1937年3月，留学法国学习绘画、雕塑的王子云在日本侵华战争升级的形势下，毅然回国。他建议国民政府以中国古代艺术品参加巴黎世界艺术博览会，光大中华文化，从另一条战线宣传中国，推动反对日本侵华的国际潮流，但国民政府未予重视。“七七”事变后，他随杭州艺专流亡西南各地，1939年到达重庆。

　　学者王芃指出，当时正是日本侵略军逐渐向内地推进的紧要关头，日军所到之处对文物古迹大肆掠夺、破坏，中华文化遭受空前劫难。国民政府中一些爱护民族文化的人士，发出保护大西北民族文化和艺术摇篮的倡议。王子云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召集国立艺专毕业而无法分配工作的部分学生，组成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赴西北，以敦煌为重点，进行文物考察，为保护西北文物做好基础工作。

　　1940年6月，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立，编制12人，王子云教授任团长，隶属教育部社教司。考察团的组成，是在文化艺术已经被战争环境压缩到极小空间之后的一次强劲反弹。而这次反弹的力度之大，超出了当时很多人的预料。

　　从1940年至1944年，考察团考察了陕、甘、青等地区，主要活动有陕西关中汉唐陵墓考察、河南龙门石窟考察、青海塔尔寺考察、敦煌莫高窟考察等，取得了非常珍贵的田野调查资料，功载史册。

　　王子云、张大千 以不同方式记录敦煌

　　对于敦煌的考察是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有学者评价，对敦煌艺术遗存的重新梳理，让抗战中的国人直观感受到生机勃勃的大唐气象，仿佛是暗夜中的火光，振奋了许多人即将破灭的斗志。

　　今天敦煌是闻名中外的文化艺术圣地，交通四通八达，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航空，皆轻松便捷。但当时考察团的行程，却令人有深入不毛的悲壮之感。由于之前来自各方的文物盗贼们的掠夺，当考察团抵达敦煌时，面对的是一个残迹。另一方面，敦煌研究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许多成果已经发表。但考察团仍然有优势：石窟仍在，壁画仍在，且之前国内外学者们尚未深入涉及敦煌的艺术领域，这片天地大有可为。

　　在敦煌期间，考察团摹绘了大量有代表性的壁画，计有：北朝大型壁画摹本8幅，其中有长达6米的《五百强盗得眼图》、《萨埵太子饲虎图》，长达8米的《伎乐飞舞图》等巨制；北朝佛教故事和单身像摹本2幅；隋代佛教故事和供养人画像摹本14幅；唐代大型经变图摹本12幅，单身菩萨像摹本8幅；魏唐各代佛洞藻井图案摹本30幅；五代供养人画像和出行图摹本6幅；宋代五台山图壁画摹本1幅；元代佛教故事人物摹本3幅。

　　王芃说，在考察团进驻莫高窟不久，著名画家张大千也带着助手来到敦煌。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运用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年深褪色的壁画“恢复原貌”。这和考察团采用的保持原貌的考古式临摹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王子云对张大千临摹古代壁画的方法颇有异议，认为匠气和火气太重，但他们常相往来，切磋问题。两位大师对摹绘敦煌壁画所持的不同观点和实践，开启了以后众多的敦煌艺术流派，其影响是深远的。

　　环境艰苦 便宜草纸上绘画稿

　　按照学者戴叶君的说法，参加了敦煌壁画临摹的考察团成员共四人，分别是接受过中国和西方高等美术教育的雕塑家王子云、国立艺专西画系的卢善群、图案系的雷震、绘画系的邹道龙，“这样的人员结构为壁画临摹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之前那些并非艺术家的敦煌研究学者们所难以完成的任务。此外，王子云亲手绘制的莫高窟全景图长卷，是一件兼具绘画艺术和考古价值的完美结合的作品。

　　与张大千私人考察小组的“财大气粗”相比——三位藏族画师每月薪酬为五十元大洋——考察团的条件之艰苦令人唏嘘。他们临摹使用的都是从兰州买来的纸笔和颜料，所以画稿只能用便宜的草纸代用，不到十分成熟决不定稿在较好的纸上。但其成就却十分突出。

　　考察团到达敦煌不久，即致函重庆政府教育部，建议成立敦煌研究所，并列出计划。国民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成立。

　　对汉唐帝陵进行了“全记录”

　　考察团1940年上半年到 1942年冬，同古迹保护机关“西京筹备委员会”合作，对陕西关中汉唐帝陵进行了考察。其中，西汉帝陵11 个，包括咸阳县汉高祖刘邦长陵、汉景帝刘启阳陵、汉武帝刘彻茂陵等；唐代帝陵18 个，包括三原县东白鹿原上唐高祖李渊献陵、礼泉县城北九嵕山唐太宗李世民昭陵、乾县城北梁山唐高宗李治和女帝武则天乾陵等。

　　关中地区汉唐陵墓雕刻艺术是中国古代雕刻最珍贵、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遗存之一。考察团利用模制、拓印、照相、绘图、写生等多种方式，取得了大量资料。主要包括西汉茂陵霍去病墓马踏匈奴、卧象、伏虎等石雕的石膏翻制品，猛兽吞羊、人与熊等浮雕的拓片，霍去病墓全部石雕刻摄影照片、石雕刻文字记录，西汉十一帝陵全景长卷写生图，唐高宗乾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文宗章陵等唐代帝陵测绘图，帝陵实景写生图，唐太宗昭陵前陪冢(即将相公主陪葬墓)写生图，唐十八帝陵全景写生长卷(长纵12米)。另外还有关中周秦汉唐陵墓分布地图，关中考古游记文字材料，西汉京城长安与唐京城长安平面图。

　　王子云认为：“古代遗迹遗制存留今日者，以雕刻艺术品为多，其分类可大致为陵墓石刻及佛教雕像两类……已属于中华民族之天才创作。尤以陵墓雕刻实足以代表中国固有之文化精神。”王先生对汉唐陵墓雕刻艺术作了较系统的论述。他的观点和论点是此领域最早的理论著述。及至今日，茂陵、昭陵、乾陵、顺陵等文博馆所，以及西安碑林石刻艺术馆的许多展品、藏品说明词，还是以当年他的论著为理论准绳。

　　王芃指出，考察团的工作是抗战文化的组成部分。1943年至 1944年，考察团多次在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举办以敦煌壁画为主的西北艺术文物展览会，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大大增强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激发了抗日热情，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功载史册。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考察活动是我国近现代一段重要的文化史。考察团所取得的大量资料和成果，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财富。但前辈学人的这段艰辛历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少为人知，不能不说是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