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隐秘机构“北京特科”

　　“北京特科”是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党的隐秘机构，由一批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所组成，他们受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为党提供各种重要情报。著名的红色间谍潘东周，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都是北京特科的谍报员。

　　陈赓北上组建北京特科

　　1931年4月的一天，乔装打扮的陈赓，由上海登上了开往天津塘沽的一艘英国客轮。顾顺章的叛变，虽然在钱壮飞的暗中努力下，上海党中央未被一网打尽，却也损失惨重。陈赓是特科的情报科长，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契卡”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命他立即设法转移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

　　陈赓身穿灰色丝绸长衫，深色绸裤，脚蹬一双崭新的布鞋，脸上是商贾惯有的似笑非笑。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根英和3岁的儿子知非，王根英扮成“老板娘”。“账房先生”是陈养山，还有一个叫张麻子的“帮工”。

　　陈养山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随行，肩负两个使命，一是护送陈赓一家安全到达天津。顾顺章叛变，处境最危险的是周恩来和陈赓，周恩来避走广州前，叮嘱特科身份没暴露的陈养山，一路确保陈赓的安全。二是跟随陈赓到北方继续搞特科工作。

　　在海上颠簸了4天后，客轮到达塘沽，住进了法租界的交通旅馆，对外称陈赓来天津开店做生意。住下后，陈赓马上让陈养山去北平联系胡鄂公。没想到，胡鄂公在陈赓到天津的时候也动身去了上海。原来，顾顺章叛变的两个月前，中共顺(天)直(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京津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安子文、周仲英、陈原道、刘亚雄等同志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杨献珍赶往天津设法营救。

　　化名“王同志”的陈养山设法与留在天津的杨献珍联系上。杨献珍当年住在天津大同公寓，他得知陈赓来天津后很高兴，马上把陈赓和“王同志”秘密请到自己住处。不久，杨献珍到北平送情报时不幸落入魔爪，出狱后与“王同志”再没见过面，直至半个多世纪后、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办公室主任于行前辗转找到杨献珍了解这段经历时，杨献珍方知当年和自己同居一室的“王同志”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养山时，不禁哈哈大笑。

　　杨献珍向陈赓汇报说，因为中共顺直省委被毁严重，天津已不具备重建条件，所以，新的中共顺直省委在北平刚刚成立。

　　胡鄂公带着赎金从上海返回天津后，与陈赓见了面。陈赓告诉胡鄂公，自己此次来天津的任务是在北方建立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最好是在特委和军委里工作过的同志，他们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能最大程度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党的损失。”

　　吴成方受命创建北京特科

　　胡鄂公第一个想到了吴成方。吴成方是湖南新化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胡鄂公是北京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的秘密党员，受吴成方直接领导，深知吴成方是出色的领导者。

　　作为中共顺直省军委的特派员，吴成方刚刚结束石友三部队的兵运工作回北京，胡鄂公就找上了门。

　　胡鄂公把陈赓来天津的目的告诉了吴成方。吴成方当即表示全力协助陈赓在北方开展工作，并跟随胡鄂公直奔天津。

　　吴成方希望特科建立在北京，因为他对北京的情况很熟悉，工作基础厚实。陈赓表示同意。陈赓到天津后，多方了解天津和北京的情况，认为特科建在北京比建在天津更有利。一则，原来设在天津的中共顺直省委几乎被毁，原地恢复困难太大，并且，新的中共顺直省委也建在了北京;二则，北平虽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但各种资源依然雄厚，比在天津开展情报工作的优势明显。

　　在讨论机构名称的时候，吴成方问陈赓：“这个组织叫什么贴切呢?”

　　陈赓想了想说：“苏联叫政治保卫局，要不，正式名称就叫北方政治保卫局。因为属于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属机构，内部就称北京特科。”

　　吴成方表示赞成，“好!”又问陈赓：“谁来领导呢?”

　　陈赓回答：“北京特科直属中央特科，所以，由周恩来同志领导。”

　　陈赓向吴成方明确了三项工作：一是搞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

　　告别陈赓后，吴成方立即回北京着手物色组织成员。

　　完全仿照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

　　陈赓向吴成方布置任务的时候说：“周恩来同志要求开展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绝不能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要广泛联合华北的爱国力量开展工作。”

　　吴成方根据这个原则，开创了党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他甚至在敌人各个部门发展特科工作关系，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部门。

　　这个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完全一样，甚至，专门负责营救与复仇工作的“打狗队”的名称也和上海中央特科的一样。

　　至于北京特科暗杀叛徒的行动究竟成功没有，我没有查到确切的资料记载。但我愿意相信是因为特科的纪律守口如瓶，事件不留记载。

　　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设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这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

　　从这个春秋书店里走出很多党的优秀儿女，韩子栋和潘东周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韩子栋正是在北京特科的历练下才成长为特殊材料铸成的钢铁战士，在深牢大狱里书写出一段名垂青史的传奇。

　　潘东周也是北京特科精心物色的红色特工，为粉碎敌人的反围剿立下奇功的他暴露身份后，把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东周身份暴露

　　北京特科得到了一份情报：“九一八”后，张学良的思想陷入苦闷，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希望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吴成方认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情况，决定让张学良身边的李渤海从中搭桥，把潘东周介绍给张学良。李渤海原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被张作霖抓去后投靠了张作霖。

　　潘东周与张学良第一次见面，就博得了张学良的好感，潘东周的博学，特别是对时事的评论，让张学良很折服，认为潘东周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潘东周也适时表示了愿意为少帅效力的愿望。于是，当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时候，张学良特意把潘东周从北平调到武汉，委任他为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在自己身边工作。

　　潘东周的学问让张学良很是仰慕，他不但虚心请潘东周讲述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很认真地听取潘东周关于中共团结抗日的战线、方针和政策等的讲解。特别是，他把潘东周主编的《匪情辞通》作为随身携带的书籍之一。

　　潘东周之所以主编《匪情辞通》，是因为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由华北调到华中“剿匪”过程中，连续遭到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的沉重打击，这让张学良感到不可思议，决定做一番研究和探索。同时，他也思考能不能联共抗日。于是责成“剿总”机要组长黎天才搜集有关中共和红军的资料，黎天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潘东周。

　　潘东周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中共和红军的有关资料仿照《辞源》的体例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得到张学良的赞赏，张学良亲笔写了序言，印发各部队作为工具书。

　　取得张学良信任后的潘东周，利用工作便利，把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的军事行动情报及时传给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立刻报给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潘东周的情报对红军摆脱国民党围剿堵截，并且出奇制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不幸的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东周提供给红军的一些文件落入敌手，致使潘东周的身份暴露。蒋介石急电张学良，立即把潘东周抓起来，并且催促张学良抓紧结案。张学良认为潘东周是个有用的人才，想方设法想保住他的性命，甚至让潘东周在蒋介石的一个别墅里讲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

　　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命张学良限期处死潘东周。爱才的张学良下不了手，电复蒋介石，为潘东周求情，“这个人通6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招致蒋介石严厉斥责。担心张学良作伪，蒋介石指定参谋长钱大钧监视处决潘东周。

　　潘东周牺牲后，中共北方局特科联系张学良的线从此中断。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东周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

　　1934年秋冬，对北京特科来说是残酷无情的。11月7日，北京特科成员李光伟、杨青林、刘子奇、袁国振、陈红、鲁克明、冀丕扬、贺善培、宋兰坡、陈东阜、阮慕韩、沈一平、佟子实、李雪飞、姚文秀、冀文广、龙殿林、贺林、郝任夫、李澄之、隋灵壁、王慎明(王恩华)等20余人突然全部被逮捕，各地党组织也遭受了沉重打击。这是国共两党间谍战中我党损失空前的一次。

　　为了捣毁北京特科，国民党北平当局几乎出动了河北省党部、北平警察局、宪兵三团等全部军、警、宪、特力量，捕获了北京特科全部人员。经过紧张的侦审后，李光伟、刘子奇、杨青林、陈红、袁国振、沈一平、鲁克明被押解到南京。随后，杨青林、刘子奇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刘子奇的妻子陈红在监狱临盆，产后惨死狱中。

　　从创立到被毁，短短几年时间里，北京特科全体成员怀着崇高的信仰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利用所能利用的条件，出生入死，果敢机智地为党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很多人没能等到革命胜利就为理想而献身。由于环境残酷，性质特殊，北京特科成员人数绝不止上述搜集到的这些，北京特科成员的名单也许永远是残缺的，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沉睡在那段轰轰烈烈的红色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