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始知翻译难

　　《蒙田随笔全集》《青春咖啡馆》《论美国的民主》《第二性》《加缪文集》《儿童的世纪》……这一系列伟大著作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曾获得傅雷翻译奖。今年傅雷翻译奖授予了金桔芳翻译的《刺槐树》(文学类奖)和周佩琼翻译的《在西伯利亚森林中》(新人奖)，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社科类奖首次空缺(八届来唯一一次)。

　　在中国，傅雷翻译奖无疑是公众影响力最巨的翻译奖。从历史看，它没有韩素音青年翻译奖那么长(自1989年开始设立);从国际地位看，它不如北极光翻译奖那么权威(国际译联设立，每3年授予一人，2014年许渊冲先生获奖，为亚洲第一人)。

　　傅雷翻译奖受关注，一方面，中国尚无国家翻译奖，目前翻译行业最高奖为中国翻译事业杰出贡献奖，近于终身成就奖，而作品奖似乎更契合时代需要，傅雷翻译奖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国家翻译奖的空位;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法国文化对中国影响巨大，几代中国知识人从法译中找到了变革的激情，当理想与传统崩溃时，来自法国的写作曾为他们建构起一片心灵家园。

　　据《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目录》，截至1993年3月，仅翻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就多达1800多种(含复译)。

　　从文献看，中法文化交往可追溯到近700年前，1331年，教皇约翰廿二世任命巴黎大学教授尼古拉为第二任汗巴利克(又称汗八里)大主教。所谓汗巴利克，即元大都北京，尼古拉除承担宗教使命外，另有秘密使命，即考察火药在战争中的应用。但1368年，元朝即告灭亡，尼古拉究竟做过什么、结果如何，史无记载。

　　明代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首次展示了世界地图(即《万国舆图》)，1854年，利玛窦还绘制、出版了《山海舆地全图》。该图有简要说明，介绍了欧洲30多个国家，其中就有“拂郎察”，明代一般称法国为佛郎机，但有时也将欧洲人都称呼佛郎机，认为它“近满刺加(今马六甲)”。

　　清代初期，法王路易十四亲政后(1661年)，企图摆脱罗马教廷，便资助传教士来华。第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为洪若翰、张诚、白晋等5人，他们于1690年抵达北京。张诚后来参与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翻译工作，俄方曾试图收买张诚，张诚虽予以拒绝，但有学者认为，张诚在实际工作中确曾偏袒俄方。

　　18世纪，法国掀起了中国文化热，中国音乐、戏剧、哲学被大量译介到法国，伏尔泰称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的《风俗论》以中国为起，以中国为结。伏尔泰学习过宋明理学，他在法国边境隐居时，屋中挂着孔子像。伏尔泰认为古代中国是贤明政治，并称赞中国制度为“开明专制”，认为其优势在于能维持秩序、醇化风俗和培养美德，而这恰好就是政治的主要目的。

　　伏尔泰已意识到当时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但他却认为中国“精神上的科学”远远领先于西方。

　　另一位启蒙主义巨匠孟德斯鸠则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称：“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的。在最初的那些朝代，政府的专制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当时欧洲出版的图书中，86%是法文，孟德斯鸠的观点很快传向全欧洲。

　　不论是伏尔泰还是孟德斯鸠，他们都没有来过中国，参考的是一些西方传教士的记述。这些记述前后矛盾、比较粗略，难免让人产生误会。

　　通过与东方文明参照与批判，启蒙主义得以生长，值得注意的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启蒙思想和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洋启蒙思想截然不同，前者以传统为资源，却超脱于传统思想的框架，给人豁然开朗之感。

　　这种豁然开朗带有双重性：其一是无需任何实践，只通过头脑风暴，便能开启极大的创造力，这为解放思想、观念先行提供了借口，堪称普通人自我解放的捷径;其二是重新激活被压抑的传统，比如革命。

　　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中都曾明确提出，法国“为欧罗巴洲富强之国，惟与英吉利不睦，世寻兵戈，俗尚奢华，虚文鲜实，精技艺，勤贸易”。

　　可遗憾的是，后来者反而忽略了“虚文鲜实”这4个字。在“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压力下，我们不得不逐渐抛弃了自己的“虚文鲜实”，代以法国式的“虚文鲜实”。

　　1898年，林纾翻译(与王寿昌合作)出版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引起巨大轰动，该作被认为是外国文学翻译的开篇之作。1926年，刘半农重译《茶花女》，其后又有康夏农、秦瘦鹃、李连萃、王慎之等人的译本。

　　林纾一生翻译法国小说20多部，在他的引领下，梁启超、鲁迅、胡适、苏曼殊、陈独秀都翻译过法国小说：梁启超翻译了焦士威奴(今译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今译作《海底两万里》)和《十五小豪杰》;鲁迅以笔名周逴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不知为何，鲁迅说成是美国作家查理士·培伦所作)，并以之江索士为笔名，翻译了威尔奴(凡尔纳)的《地底旅行》;苏曼殊与陈独秀合译了嚣俄(今译为雨果)的《惨世界》(今译为《悲惨世界》);胡适翻译了都德的《最后一课》等。

　　法国文学轰动中国，原因复杂。

　　首先，法国文学故事精彩生动、娱乐性强，曾获得傅雷翻译奖的郑克鲁先生曾说：年轻人都喜欢法国小说，因为写的都是偷情、美女之类的故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大家当然更爱看法国小说了，觉得德国小说、英国小说太死板，没法国小说好玩。你看《红与黑》中的于连，找了好几个美女，莫泊桑的《俊友》，也有好多美女，类似的故事左拉也写了很多，而这样的故事美国文学中很少，所以不吸引人。

　　其次，中法均有漫长的专制史，在人情深处易于沟通，法国文学笔下人物特别能打动中国读者。林纾翻译的《茶花女》，被时人看作“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令读者“为之欲叹观止”。严复曾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游子肠。”

　　其三，当时中国人误认为中法近代史开端有相似之处，“昔者法之败于德也，法人设剧场于巴黎，演德兵入都时惨状，观者感泣，而法以复兴。美之与英战也，摄英人暴状于影戏，随到传观，而美以独立”，因此希望向法国学习强国强种的宝贵经验。

　　其四，法国有漫长的知识分子传统，沉重且痛苦，与理学压抑下的中国读书人颇有近似之处，双方均追求心灵自由，却又会为承担责任而主动放弃自由，这种进退之间的迟疑与悲情，可谓惺惺相惜。

　　然而，这些“相似”“相通”在很大程度上是建构出来的，是在不了解对方的基础上想象而成。

　　比如胡适翻译《最后一课》，以此来激励“民族精神”，却不知道都德此小说实为虚拟，当时阿尔萨斯和洛林本来是德语、法语的混杂区，在割让给德国之前，许多学校已有德语课。在法国，法语原本只是诸多方言的一种，仅仅是为了建构民族国家的需要，政府通过行政甚至是暴力的手段，将其他语言逐步排挤在外，法语才获得了独大的地位。《最后一课》扭曲了历史真相，却在中国被奉为名著。

　　鲁迅先生翻译凡尔纳，也未必真喜欢其中想象，而是希望用文艺来科普，所谓“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就混淆了科幻与科学的区别。

　　苏曼殊与陈独秀翻译的《悲惨世界》更不像话，不仅只有8章，且绝大多数是自行创作。陈独秀说：“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雨果)左喇(左拉)之法兰西。”其实他可能压根就没读懂过。

　　鲁迅、苏曼殊、胡适等译者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懂法文，只能从其他语言转译而来，且带着求药的目的，以医治当时的“中国病”，因此随意篡改原文语境，无视法国文化的多元性。

　　过去100多年，法国文化曾几次在中国掀起高潮，以小仲马为始，到凡尔纳，到勒庞，到安德烈·纪德，乃至到萨特、加缪和波伏娃，法国文化不断创造着新概念，而这些概念又不断刷新了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世界，法国思想甚至成为中国创作的重要源头。

　　可以说，没有卢梭，就没有邹容、秋瑾(她曾自号“女界卢梭”)等，没有左拉，就没有李劼人，没有新小说，就没有马原。最奇妙的是，郭沫若从法国文化中找到了浪漫的根据，而巴金等则从法国文化中找到了现实主义的根据，双方都自认为继承了法国文化的精髓，可他们却要彼此对骂一番。

　　显然，对法国文化创造力的激赏与对法国文化的误会，百余年来一直在持续。经历了革命，我们才知道原来法国思想家并不都赞同革命，也有《旧制度与大革命》《乌合之众》式的反思，我们知道孟德斯鸠将中国传统政治定为“专制主义”，可他晚年修正此说的作品，却始终未译成中文。

　　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即使是被几代中国人奉为先驱的启蒙巨匠，我们的翻译依然不全面，倘使我们真的看到其思想全貌，难免大吃一惊：原来我们曾经的激情与冲动，竟来自误读!可为什么非要到伤痕累累之后，才想到回望来时的路呢?

　　或者，世上本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正如没有百试百灵的解决方案，我们与未来之间并不是隔着一层窗户纸，只需一抬手便能捅破它。思想的豁然开朗可能只是幻觉，它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与释放，可抵达现实，则是另一回事。

　　翻译曾帮我们打开了视野，但也带给我们太多偏执，由此可证，优秀的翻译是多么重要，我们应时且粗糙了百余年，甚至已成一种传统，则傅雷翻译奖的存在，或可以抵消这种坏传统的继续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