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费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1934年的秋天。

　　1934年，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岁月开始了。在主力红军北上后，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上了山。敌人为了整垮我们，竟使出了“移民并村”的毒招，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这时，支队政委魏杰同志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我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五岁的小妞儿。魏政委怕我找错人，交待任务时特别嘱咐“她耳朵边上有个黑痣”。 

　　八角坳离山有三十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我悄悄摸进村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走到窝棚门口。里面还点着灯，屋里有人轻轻哼着过去“扩红”时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我轻轻敲门，歌声停了，一个老妈妈开了门。小窝棚里坐着三个人，我一眼看见一位大嫂耳朵上的黑痣，就用暗号和她联系上。她很机灵，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让我坐，一面让另外几个人回家去。她关上门，把小油灯遮严，告诉我刚才那几个是自己人，还很老练地教我以后再来，先从墙角上一个破洞瞅瞅，别出什么岔子。这位大嫂看上去和善、安详又机警。她没有向我谈困难，而是口口声声谈怎么坚持斗争。在我传达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时，她一边听一边点头，把困难的任务都包下来了。我要趁早晨雾大赶回去。出门时，她叫住了我，从用纸包着的党证里拿出两块银洋，说自从“并村”后好几个月没交党费了。我觉得很为难，一来上级对这个问题没有指示，二来一个女人拖着孩子在这样环境里坚持工作，也得准备点用场。她见我不肯带，想了想又说：“也对，目下这个情况，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 

　　过了半个多月，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八角坳，一到黄新同志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瞅，灯影里，她正忙着呢。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也摆着上次拿咸菜给我吃的那个破坛子，有腌白菜、腌萝卜、腌蚕豆……有黄的，有绿的。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箩筐里。一边整着，一边哄孩子： 

　　“乖妞子，咱不要，这是妈要拿去卖的，等妈卖了菜。赚了钱，给你买个大烧饼……什么都买!咱不要，咱不要!”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不听妈妈的哄劝，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用指头沾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抓了根腌豆角，就要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忙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我看到这情景鼻子一酸，就敲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她看我来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长抽了一口气说：“老程啊，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哪里有咸菜卖啊!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困难。这刚刚凑齐，等着你来哪!” 

　　我想起来了，第一次接头时碰到她们在摘青菜，就是这咸菜啊! 

　　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只要有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还围着个空坛子转。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说：“千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点，我宁愿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让孩子受苦……”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一个人跑到门口，轻轻地敲着门，急乎乎地说：“阿嫂，快，快开门!” 

　　拉开门一看，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见到的摘菜的一个妇女。她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走漏了消息!说山上来了人，现在，白鬼来搜人了，快想办法吧!我再通知别人去。”说罢，悄悄地走了。我一听有情况，忙说：“我走!” 

　　黄新一把拉住我说：“人家来搜人，还不围个风雨不透?你往哪走?快想法隐蔽起来!” 

　　这情况我也估计到了，可是为了怕连累了她，我还想甩开她往外走。她一霎间变得严肃起来，板着脸，说话也完全不像刚才那么柔声和气了，变得又刚强，又果断。她斩钉截铁地说：“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在这里你得听我管!为了党，你得活着!”她指了指阁楼说：“快上去躲起来，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动，一切有我应付!” 

　　这时，街上乱成了一团，吆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里往下看，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朝着我说：“程同志，既然敌人已经发觉了，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 

　　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话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绪激动得很厉害，“还有，上次托你缴的钱，和我的党证，也一起带去，有一块钱买盐用了。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万记着带走!” 

　　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门口了。她连忙转过身来，搂着孩子坐下，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我从板缝里看她，她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善，那么安详。 

　　白匪敲门了。她慢慢地走过去，开了门。四五个白鬼闯进来，劈胸揪住了她问：“山上来的人在哪?” 

　　她摇摇头：“不知道!” 

　　白鬼们在屋里到处翻了一阵，眼看着泄气了，忽然一个家伙儿发现了那一箩筐咸菜，一脚把箩筐踢翻，咸菜全撒了。白鬼用刺刀拨着咸菜，似乎看出了什么，问：“这咸菜是哪来的!” 

　　“自己的!” 

　　“自己的!干吗有这么多的颜色!这不是凑了来往山上送的?”那家伙儿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说：“给我翻!” 

　　就这么间房子，要翻还不翻到阁楼上来?这时，只听得她大声地说：“知道了还问什么!”她猛地一挣跑到了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两个白匪跑出去，剩下的两个扭住她就往外走。 

　　我原来想事情可以平安过去的，现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着让别人替我去牺牲?我得去!凭我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个够本!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 

　　这是我听到她最后的一句话。这句话使我想到刚才发生情况时她说的话，我用力抑制住了冲动。但是这句话也只有我明白，“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党啊! 

　　当天晚上，村里平静了以后，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咸菜，从砂罐里菜窝窝底下找到了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洋，然后，把孩子也放到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子，挑着上山了。见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揽到怀里，听我汇报。他详细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况以后，按照往常做的那样，在登记党费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上： 

　　黄新同志1934年11月21日缴到党费…… 

　　他写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笔。在他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常见的严肃的神情。他久久地抚摸着孩子的头，看着面前的党证和咸菜。然后掏出手巾，蘸着草叶上的露水，轻轻地，轻轻地把孩子脸上的泪痕擦去。 

　　在黄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没有写出党费的数目。 

　　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