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的“俗”到互联网的“俗”

　　到了年末，各行各业事件频出。在各类事件中，“俗”成了一个曝光率颇高的词。仔细想来，各类被称为“俗”的事件，实际上各不相同，但都被冠以“俗”之名，可见其中意味并不简单。

　　从最初的语义来说，“俗”指的是一方水土，所谓“风俗”“民俗”。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之内，所呈现出的不同人文风貌。在交通相对隔绝的前现代社会里，各地的“风俗”差异尤为明显，形成了各地的精神气质。

　　然而，这些不同的文化空间需要得到同一个行政系统下的支配，被纳入一套有序规范的管理模式之中，从而另一种文化开始介入其中，这个“外来者”形成某种统一的规范，和各地的“俗”形成对照，这就是“雅”。

　　在《诗经》里，“国风”就是各地的俗，而“小雅”和“大雅”则是庙堂的雅。逐渐以降，雅和俗就变成了两类美学风格的区分。在“俗”的民间，人们在各自的私人空间里活动，具备大量私密性的特征，描述琐碎的生活和情感;而在“雅”的殿堂里，私人被隔绝在外，正如一介平民岂能随便登上朝廷大殿呢?于是气质庄重端正的“雅”文化，呈现出宏大而悠远的特征。

　　正是为此缘故，在我们留传至今的文化中，以“雅”者居多。因为流传需要书写、记录、传播等手段，而这其中象征了一种权力。在传统社会里，该权力并不是人们普遍享有的，通常只有皇家官方或者其代表才拥有书写权。在这样一个系统的传播过程中，首先得到传播的，肯定是“雅”文化的代表，而民间的“俗”则成为了“雅”的对立面。

　　后来到了新文化的文人那里，“俗”反而成为了一种生机，依靠民间“俗”的语言，来对抗传统的皇权话语。后人看到，古文确实被打倒了，然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通用语言，这种“新话”看似源自民间，但民间之风俗语言千百端，怎么可能一以蔽之呢?尽管他们试图以“俗”反“雅”，但实际上建立了一种新的“雅”和“俗”的标准。

　　在这一新的标准里，就包含了道德伦理上的判断。除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一段时间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内，人们依旧遵循着一种“雅”和“俗”的区分，新文学的领袖们大多是具备良好教养的知识分子，从精神气质上而言，他们也是不愿意成为“薄俗”的。

　　百年来大致如此，唯有到互联网盛行的年代，网民管不了那许多雅俗之辨，在网络上各自呈示出各自的个人情态。但网民同时也是一般的社会人，在互联网这个特殊的空间里，传统的个人——集体的空间模式区分，就出现问题了。在传统社会中一些被视为出格的语言或者行为，在互联网上似乎成为了正常的表达。只有到这一刻，和互联网有关的“俗”才成为一种伦理话语呈现出来了。

　　这个时代的雅和俗有一种微妙的界限，新的“雅”话语存在于社会伦理和互联网伦理中的一个微妙空间之中，既不能违背常规的社会道德，又要符合互联网的基本话语规范，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的“俗”则逐渐转化成了“低俗”“恶俗”。

　　互联网时代要实现新的“雅俗共赏”，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空间相互融合所形成的结果，而这一切也正在逐渐变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