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正规化历程

　　陕甘苏区的创建和发展，正处于中国革命最黑暗的低潮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在西北擎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旗，发动和带领广大群众，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后来发展形成陕甘苏区，成为国内二次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它为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又是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和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

　　随着根据地建设和红军游击战争的不断开展，干部培养和红军正规化建设成为工作的重点。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在不断探索和开展办学的过程中，呈现出自身的地域特色。探究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正规化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正规化的萌芽

　　南梁游击队创建后，先后经过倒水湾、麻峪、锦章等多次改编，通过思想、作风和纪律整顿，加深了广大指战员对党和红军的认识。1932年1月20日《陕西省委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中指出：“要加强本部队政治教育，改变现有成份，为建设正规红军做准备;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设立政治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树立党的领导骨干。”

　　西北反帝同盟军构成成分比较复杂，部分战士的政治纪律和军事素质不高，客观上对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根据地有不利影响。为了加快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政治纪律和军事素养,根据陕西省委指示信的要求，同盟军委员会开办干部训练队，主要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启蒙教育和革命纪律教育。政治课学习阎红彦同志从陕西省委带回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央苏区情况》、《红军制度》等;刘志丹、谢子长向部队传达和解读《决议》精神，学习中央红军游击战争和部队政治工作经验，根据中央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制定了同盟军“十大纪律”。授课采用讨论方式分析游击战争中存在的问题，提倡质疑问难，培养独立思想和思辨能力。学习之余，学员们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在广大劳苦群众中播撒了革命火种。

　　训练队的开办统一了部队思想，纯洁了队伍，严肃了军纪，增强了部队战斗力，密切了军民关系，提高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威望，为陕甘红军建设及根据地创建奠定了基础。

　　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4月20日《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指出：“建设完全有战斗力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即刻开办红军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导员;最大限度加强党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部队的军事训练。”根据决议指示，陕甘游击队成立了军政训练队，分为两个班，高级班训练排级以上干部，普通班训练班长及部分优秀战士，并且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谢子长教授“游击战十六字方针”，同时学习刘志丹起草的《简明军纪》、《群众纪律》。部队召开了党委会议，总结了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情况，分析了当前形势，会议决定以《古田决议》为主要教材，对部队干部进行政治整顿。高岗负责教授政治课、纪律课和组织原则，学习《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根据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军队原则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原则，纠正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加强了部队建设，发展地方党组织，处理了一些无组织、无纪律和违法犯纪分子，部队上下团结一致，斗志昂扬，开展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陕甘地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正规化的初创

　　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26军2团。红26军是西北地区最早由党中央授予番号的一支正规红军。根据1933年3月15日《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指出：“中央命令‘即刻开办红军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挥员，省委决定应立即开展工作，训练新干部，使其成为二十六军的中心力量。”1933年3月，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成立，校长吴岱峰，政委汪锋，队长赵启民。学员来自红二团和游击队中的班长及优秀战士，编为三个班。

　　随营学校开设政治课“共产党宣言”、“土地革命”、“阶级斗争”、“古田会议决议”等。军事课教授基础军事理论及常识，文化课以扫盲为主。随营学校成立后，陕西省委特派员杜衡推行宗派主义组织路线，刘志丹被剥夺了红军领导权。但志丹同志以革命利益为重，积极配合王世泰同志开展工作，先后制定了《政治工作制度》、《参谋工作制度》、《红军纪律》、《训练方案》、《战略战术教材》等，把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建设的思想运用到学校教育的实践中去，保证了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随营学校除在薛家寨进行短期驻扎外，大部分时间随红二团打游击。当时部队给养困难，条件十分艰苦，但学员们都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在行军打仗中，利用休息时间两三人一组，就地讨论课题或互教识字，学习从未间断。1933年6月，军政委兼团政委杜衡不顾客观实际，强令红2团南下，开辟“渭华根据地”惨遭失败，随营学校被迫停办。

　　三、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正规化的奠基

　　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入南梁时期。特委吸取照金阶段的建军经验，强调通过加强教育巩固党对军队的领导。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中明确指出：“要扩大红军，巩固部队加强党的领导，最重要是加紧教育训练，特委责成革命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

　　1934年10月，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正式成立，校长刘志丹、政委习仲勋、政治主任龚逢春、经济主任李登瀛、军事教员张宏殿，学校由常务副校长吴岱峰主持工作。校址初设在南梁荔园堡，后迁址豹子川张岔，增加朱奎为支部书记。

　　干校成立后，主要任务是为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培养干部。教学内容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刘志丹主讲军事课并与习仲勋、吴岱峰一起编写《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等教材。吴岱峰、马文瑞、蔡子伟分别教授政治、语文、政权建设等课程。主要内容包括“陕甘边根据地南区的建立和发展情况、苏维埃选举法、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十大政策等”，军事课包括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作战战术;游击战术;制式训练;尖兵培养等。文化教育依然以扫盲为主。赤卫队班重点讲授：站岗放哨，传递信件，侦察敌情，盘查行人，捕捉敌探等。教学内容与时俱进，根据部队的需要设置科目，在斗争中遇到新问题，提出新要求，在教学上增加新课目。

　　学校迁址张岔时只有五孔窑洞，学员们自己动手挖窑洞，盘土炕，自制黑板和桌椅。学员们创作的《五孔窑》记录这段经历：“喝的山泉水，吃的糜子面，睡的五孔窑，穿的军毛毡。上山去种地，下山把书念，敌人来‘围剿’，拿枪和他干。”干校生活很艰苦，主食糜子，掺点白面蒸成馒头，个头很大，学员们都叫它“黄米杠子”;蔬菜很少，偶尔能吃到羊肉。学员们除了学习外，还参加春播和秋收。尽管如此，学员们都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圆满地完成了学习任务。

　　学员主要来自部队的班排级干部和少量的地方干部。从1934年到1935年春共办学三期，先后培养军政干部200多人，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为陕甘红军和基层建设的中坚力量，有效地加强了军队的正规化进程，巩固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四、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正规化的高潮

　　1935年2月，蒋介石调陕、甘、宁、晋、绥5省军队，共计6个师、30个团，约5万兵力，对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根据地军民密切配合，在以刘志丹为主席的西北军委的统一指挥下，历经十余次战斗，解放了6座县城，将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苏区。

　　为了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和加快红军正规化建设，中共西北工委和军委决定：开办红军学校。1935年7月，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迁址延川县永坪镇，扩大成为西北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政委张秀山、政治部主任李登瀛、教育长张文舟、大队长李启明、党总支书记曹华山、经济主任王士英。

　　学员从红四十二师、红八十四师和各县游击队选调，一期学员共120人。教学内容除了延续陕甘边区干校外，军事课增加班排连进攻、防御;土工作业;重机枪、迫击炮教学以及步炮协同，加强在野外进行各种战术动作的演习。政治课增加军队政治工作，每周召开生活会，检查学习和内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文娱活动包括教唱革命歌曲、编演话剧、球类、体操等，力求做到锻炼身体同军事训练相结合。干校学制两个月，第一期学员毕业后，由总指挥部分配工作，接着从红四十二师、红八十四师及各县游击队、赤卫队选调学员300人组成三个队开办第二期。

　　相较之前的干校教育，西北红军干校在规模上更大，学科设置更齐全，干部培养层次更加完善，不仅能培养基层干部，还能培养中高级干部和特种军事干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红军学校教育体系，达到了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历程的高潮。

　　五、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再继续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陕甘根据地后，西北红军干部学校与中央红军干校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更名为西北红军大学。6月，中共中央决定，西北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后来，抗大几经变迁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开始谱写人民军队学校教育的新篇章。

　　六、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正规化的意义

　　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造就了一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政治素质高，纪律观念强，群众基础好的军政干部队伍，其中许多学员毕业后成为各条战线的精英。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陕甘宁边区144个代表中，有30多人出自陕甘苏区时期。他们不仅为陕甘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特殊贡献，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而且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再建殊勋。

　　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加速了西北红军的壮大和正规化进程，策应了各路红军的战略转移。虽然陕甘红军没有参加长征，但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各路红军长征开始后，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使蒋介石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陕甘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红军的压力。

　　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增强了陕甘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向中央告知了陕甘苏区存在的信息。根据地创建初期，中共陕西省委就革命进展情况向中央报告，并不断得到指示。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与中央失去联系。期间时隔两年，信息不通，中央对陕甘近况知之甚少。陕甘红军的英勇作战引起了《大公报》的报道：“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万，编为赤卫军者二十万，赤军者二万。”《大公报》的报道，实际上告知了陕甘苏区的存在和陕甘红军力量的壮大，使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的行动方针，成为党中央、中央红军及各路红军落脚陕甘的向导。

　　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为“南梁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地和精神内涵。红军学校教育使西北共产党人和陕甘红军全体指战员胸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他们面对数十次武装起义的挫折及红军和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失败，百折不挠、至死不渝。在工作和学习中，他们率先垂范，经常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在根据地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和谐景象。虽然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培养的干部有限，但这些干部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和得失，即使受到错误的排挤和打击，也始终服从组织决定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体现了崇高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风范。

　　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从开始的单一模式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干部培养体系。教学方法摒弃了死记硬背和注入等旧方式，采用启发和讨论，或者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民主方法。在教学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组织学员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工作，形成了自主学习和勇于实践的能力，对巩固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加快红军正规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传播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广大领导干部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陕甘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走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领导作风上克服了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形成了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工作作风，创造性的建党、建军、建政和开展武装斗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提供了重要途径，为红军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对今天军事院校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