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特殊利益集团”——细说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削藩（总论）

总论：王道大一统

　“削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历史现象。

　　削藩的本质，是中央政权与地方特殊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是通过国家力量来遏制特殊利益集团膨胀，进而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正义之举。理解削藩的意义，必须要从理解特殊利益集团的危害说起。

　　“特殊利益集团”的定义，学者众说纷纭，本书对此的定义非常简单：凡是游离于国家意志之外的，其利益指向与国家利益相悖离的利益主体，都是特殊利益集团。

　　社会之中本就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的存在，乃是社会中的必然现象。特殊利益集团的危害，在于“特殊”两个字，它们的特殊性在于：

　　一、对内的封闭性。在集团内部只有集团成员的游戏规则，排斥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秩序;

　　二、对外的排他性，为了一己之利而不惜通过种种手段掠夺和损害他人特别是广大百姓的利益;

　　三、发展的狭隘性，过分强调自身利益，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不惜破坏社会公平正义，乃知不惜破坏社会稳定;

　　特殊利益集团并非今日一时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历史阶段，特殊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汉之诸侯藩国、东汉之地方豪强、两晋之功臣勋贵、南北朝之军事贵族、唐末之藩镇、明之文人朋党……如此种种，都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历史表现形式。其中，地方强藩，如汉初诸侯王和唐末藩镇，由于具有独立的官僚体系和独立的武装力量，因而成为历朝特殊利益集团中最典型、也最具危害性的代表。中国历史上，国家力量与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博弈，史家称之为“削藩”。

　　中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削藩有四次：一是汉代削藩，引发七国之乱，平七国之乱后确立了中央对地方的最高权威;二是唐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朝的历次削藩，先成后败，暴露了节度使制度的弊端，为宋代提供了教训;第三次为明建文帝削藩，引发靖难之役，成祖夺位后再行削藩;第四次削藩，则是康熙削藩，引发三藩之乱，经明清两代，布政使制度得以最终确立，中央政权有此才确定了对地方的垂直管理。

　　不难看出“削藩”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削藩成功，则国家的组织性、社会结构化程度都会有极大提高；削藩失败，不仅会导致强藩横行，中央政令不通，甚至会导致“独立王国”的产生，最终引发国家崩溃。

　　政治行为总离不开政治思想的指导。中国古代王朝用于指导削藩的，乃是儒家的“大一统”政治思想。“大一统”思想不仅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政治文明的瑰宝。然而，今日中国史学“道术为天下裂”，以西方理论工具即所谓的“学术视角”解构中国历史成为治世的唯一方式。，借用国内学者潘维先生的概念，今日史学界“民主迷信”的众多拥趸，动辄痛斥传统中国“大一统”政治思想带来所谓僵化、落后、保守等诸多弊端，以之社会“多元化”发展的罪魁祸首。“民主迷信”症候群在痛骂中国“酱缸历史”时，可以运用最生动的语言将所谓的理论玩弄得天花乱坠，却很少关注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以下几个基本诉求：

　　一、经济自由诉求。经济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经济活动的基础来源于经济要素：土地、资源、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换句话说，经济自由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自由之一。历史证明，任何形式的利益集团联合，无论这种利益集团的表现形式是原始部落、宗法王国（即欧洲历史上的“封建国家”）还是现代以跨国资本家为代表的利益实体，都不可能真正满足社会经济自由的本质诉求。

　　世界并未大同，寰球仍分凉热。国家依然是个体利益的最高代表和社会利益的唯一“法人”。强大的国家有赖于强大的经济，而强大经济的存在首先有赖于统一的国内市场。从这一角度讲，“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基本出发点，正是为了保障中国人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二、社会稳定诉求。特护利益集团的存在必然导致特殊利益结构的存在。由于利益结构是刚性的，不可妥协的，当特殊利益解构与社会整体自然形成的利益结构相冲突时，必然会引发激烈的矛盾。只有瓦解特殊利益集团，将社会利益结构至于统一的框架之内，由国家充当利益冲突的最高仲裁者，才能使得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维持在不威胁社会稳定的“红线”之内。

　　三、社会公平诉求。追求政治、经济的平等是人性的基本要求。中国古代力行王权大一统，除皇族外血统、血缘不能成为享受特权的理由。由中央主导的科举制度，使得官僚体制向庶民开放，政治参与既不以血统定尊卑，更没有财富门槛——对比今日的美国，财富依然是公民参与政治不可跨越的门槛之一!——更，没有“年龄歧视”，甚至没有国籍限制(晁衡以日本人而能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这样的成就，不可能在特殊利益集团横行的社会中取得。

　　中国古代没有法治传统，法律面前人人并不平等，但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皇帝面前却可以人人平等。因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存在，中国的利益集团在历史上并不能对百姓无端戕害，中国三千年传统社会中极少产生西方“德古拉爵士”那样残暴变态的贵族。以王莽之位，儿子打死婢女便要自杀;以清代旗籍贵族的特权，也不能随意娶汉女为妻妾(多尔衮禁止满汉通婚，本质上是对汉族贵族妇女的保护)。面对王权的约束，贵族们的权力始终受到了限制。民主迷信者自然可以撰写长篇大论来嘲笑“一个人的暴政”与“一群人的暴政”的五十步笑百步，但对于普通百姓的切身体会而言，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毕竟存在。

　　尽管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理念并不包括民主的内容，但“大一统”与民主理念并无矛盾。古代中国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均为帝制，但这并不能证明今日中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强力中央政权。受民主迷信之害的诸多学者完全可以去看看美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运用如一，看看“九一一”之后美国的“舆论一律”，更可以翻翻《联邦党人文集》中美国开国元勋针对联邦制和邦联制的激烈争论。

　　对比中西方的历史，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理解“大一统”的伟大意义：公元800年，欧洲查理曼大帝结束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土地之上长达几百年大混乱，将整个并入法兰克王国。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又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三的同时。从此之后，欧洲便进入了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国家不过是宗法贵族利益集团组成的松散联盟，宗教利益、家族利益的冲突主导了整个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格局，由种种利益冲突所带来的战争蔓延了整个欧洲。巨大的内耗不仅使得辉煌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在欧洲大陆陷于中断，更使得游离于欧洲大陆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俄罗斯人先后崛起并成为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威胁。无论是黎塞留的纵横阖捭还是拿破仑的赫赫武功，无论是腓特烈大帝的雄才大略还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无论是威廉二世的雄心壮志还是希特勒的野心勃勃，都不能使欧洲重回查理曼大帝的伟业。直至今日，初步联合起来的欧盟，其组织程度与一体化程度，仍远远不足对抗美国咄咄逼人的全球外交。

　　反观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力行郡县开始，历代王朝经过无数次削藩的探索，最终确立了，经过汉初宗法分封制的反动，至汉武帝时期力行《退恩令》，削弱藩国势力，广推郡县，真正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普遍垂直管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体制发轫于秦汉的郡县制，完善于两宋的安抚使制，成熟于明、清两代的布政使制。正是这一制度体系，使得中华民族最终成为人口庞大、幅员辽阔的世界性大国。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使得中国在古代社会即可整合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仅能够从事治理黄河、修筑长城等规模庞大的社会性事业，更能够有效抵御外来民族侵略，维护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汉逐匈奴，“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战役”;唐收高句丽，灭突厥，败吐蕃，开拓西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清灭准噶尔，服蒙古，定西藏，屡平西北回乱，不仅收复了西北的广大领土，更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这一切，都有赖于“大一统”政治思想的指导。

　　考察中华民族的衰弱，无不与违背“大一统”思想有关：汉以外戚乱朝，导致三国鼎立;西晋有八王之乱，导致五胡乱华;唐代藩镇雄起，消耗国力，最终亡于朱温;明代文人朋党为祸，君主暗弱，中央运转不灵，最终清兵入关，南渡后又群王并起，内讧不休，逐一为清所灭。种种败亡教训，都与不能有效瓦解特殊利益集团，悖理儒家“大一统”思想直接相关。

　　清室既亡，群雄逐鹿，更中华民族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崩溃状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都在形式上维持了国家的统一，一度成为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却均无力解决地方强藩——武装特殊利益集团——的客观存在。中国之所以在抗日战争中遭受了惨痛的损失，与中央政府的无力有直接关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奋起于民族危亡之时，不仅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一举打垮了南京国民政府和诸多地方实力军阀，在形式和实质上真正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今日学术界肖小之辈动辄以毛泽东所谓晚年的失误对其全盘否定，实在是无知到了极点。毛泽东以布衣之身，结束了清室灭亡后近半个世纪的分裂状态，外逐强敌，内诛乱藩，贡献了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一历史功劳，足以比拟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以及唐太宗!如此功劳，岂能以小过而予以抹杀!

　　在大一统政治思想指导下的削藩，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为主动削藩，是指在国家强盛，中央力量强大，社会有进一步组织化、结构化的客观要求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权对地方特殊利益集团所采取的主动行为;二为被动削藩，被动削藩多发生在国家衰弱，中央权威下降，地方利益集团高度膨胀的条件下，是衰弱的中央政权，面对日益膨胀、不服从中央管理的地方权力所作出的被动削藩。西汉三帝时代的削藩是中央主动削藩的代表;唐代后期代宗、德宗、宪宗时代的削藩则是被动削藩的代表。而明代建文一朝的削藩，则是中央缺乏统一规划部署前提下削藩失败的典型案例。三次削藩，是国家政权与特殊利益集团博弈的典型案例，其种种成败得失，都是今日中华民族的宝贵经验。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在中华民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大一统”的政治指导思想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资源。伟大的共和国既不能允许分裂势力的存在，更不会容忍强藩横行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产生。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永远产生于实践之后，而全新的实践，靠的更多是历史经验而非理论。历史学从来不是由客观知识串连起来的学术。国家的历史，第一要为国家的利益服务。总结中国历史上国家力量与特殊利益集团的三次最典型的较量，为铲除今日之特殊利益集团提供借鉴，便是本书写作的目的所在。

　　才疏学浅，力有不逮;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