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双双到杜拉拉：女人是如何变成女人的？

 

　　作者：小马哥

　　——小同志，你听说过“女性文学”吗？ ——嗯，《后宫甄X传》？ ——什么鬼？ ——《庶女重生之XX女皇》？ ——搞笑吧你？ ——《马X思和恩X斯的秘密》？ ——再见！ ——小马哥你怎么了？小马哥你别走啊！

　　　绝望的小马哥觉得，有必要为“女性文学”正一下名了。

　　让我们学术地讨论下这个问题——

　　“女性文学”这个词，在萧红、张爱玲那会儿就产生了。嗯，那时候更多被叫做“妇女文学”。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这种高冷又深情的女性视角，把多少(吃饱了撑着没事儿干的)未成年少男少女迷得不要不要的。

　　可是民国毕竟还是蓝孩纸的天下，虽然有秋瑾、何香凝等女中豪杰，但大部分女性，同时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封建礼教的双重压迫。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女性，更是受到封建政权、神权、父权、夫权的四重压迫。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

　　与法律同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从小家庭中走出来，广泛地参与到工农业生产、教科文卫事业和国家管理当中。

　　这时期的典型女性文学，可参考《李双双小传》。

　　李双双是个热心肠的农村妹子，路见不平一声吼，一言不合就怼人。她看不惯自私和不公，揭发队里的工分制黑幕、组织妇女参与生产、帮助同村的桂英反抗相亲，最后还成功地改变了胆小憨厚的丈夫。

　　看这自然的青春活力，秒杀那些网红脸啊!

　　在现实中，像双双这样兼具温柔和大气的妹子毕竟是少数。女性真正获得与男性趋于平等的地位，始于参加生产劳动。　　正如《浮出历史地表》所言：“随着1949年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女性的历史走完了一个颇有反讽意味的循环，那就是以反抗男性社会性别角色始，而以认同中性社会角色终。”

　　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当80年代开始时，伴随着所谓的“新启蒙主义”浪潮，一群学者开始宣扬“人性的解放”。而女性文学作为其中一支，在被豪放派形象统治三十年后，开始走起婉约路线。

　　也就是说，女性生理和心理上异于男性的一面被翻出来晒晒啦。　　此期间的代表作品，典型的有《人到中年》。

　　主角陆文婷是眼科医生，在外好大夫，在家贤妻母。她在一个上午完成三场手术后终于累倒，住院期间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最终战胜了病魔。

　　有趣的是，农民李双双努力想摆脱的“贤内助”角色，被知识分子陆文婷当做了心安理得的空降人设。

　　噫，难道这就是“女性生理和心理差异”的体现?

　　不过呢，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它与男性/大众文学的差异仅仅被视为“人性”修辞的一部分，他们共同从属于一个超越性别的“人性”的大佬。

　　你说小孩子好不容易从家里跑出来，以为从此过上独立生活，结果却是借了住校的东风，再一次落入管制之中，到底是自由了还是不自由呢?

　　这种尴尬一直持续着，直到80年代后期，女性文学发现，这个号称“超越性别”的大佬竟然是·男·的！

　　话说欧美的女权运动有四大奇书：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弗吉尼哑·伍尔夫的《侗自己的屋子》和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虽然小马哥相信大部分同志只听说过第一本。

　　90年代开始时，“社会性别”的概念开始流行。Gender成为比sex更有说服力的理论。粗暴地说，“小马哥是不是男的”这件事，已经不是由身上有没有那玩意儿所能决定的了，而是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生存环境(包括周边的人和群体、法律机构等)认定。这就上升到性别角色、性别制度等“文化分析”层面了。

　　于是马克思悠悠地吸了一口雪茄：

　　“当年我说人体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你们这帮人非要跟我谈什么超验的人性。现在碰壁了吧？开始重视社会对性别的塑造了吧？”

　　吸收了西方“社会性别”的理论后，谈到女性的差异时，女性文学就不再总让生理和心理的“自然差别”出来背锅了。

　　锅甩给谁呢?父权制的社会就义无反顾地背起了这口大锅。毕竟社会性别是社会变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作用的产物嘛。

　　“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智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

　　这成为对波伏娃的“女人形成论”更有力的解释。

　　这样的话，所谓超越性别的人性，既然是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书写的，自然在方方面面渗入了男性意识。而以女性在文学思想史上的地位，难以发出势均力敌的声音，从而无法参与对这个“人性”的创造过程。

 

　　随着市场经济的铺开，大家的关注点转向自身。因此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个人化写作”成为热门。这时的故事舞台和故事内容大多是家庭、独居女人的卧室、个人的性爱经验。

　　不过这种写作的悲剧之处在于，书还是要拿到市场上去卖的。

　　而市场依然被男权占据着，这些揭秘女性独特的经验和心思的书，恰好填补了男性的想象。甚至为了销量，它也不得不主动迎合这种想象。

　　此外，书中所描绘的世界，与大多数需要从事实际劳动的女性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在温饱都成问题的人的眼里，这些书未免也太脱离实际了。

　　进入新世纪，作为个人化写作的升级版，女性不再局限于私密空间，而是涌入职场。她们的关注点成了个人的生存奋斗。

　　此时的代表作品中，《杜拉拉升职记》可谓典型。作为职场菜鸟的杜拉拉，在残酷的职场厮杀中得以存活，并获得高富帅的爱情。

　　等等，这简介模式简直百试不爽啊!

　　作为社会菜鸟的林萧，在残酷的姐妹厮杀中得以存活，并获得高富帅的爱情。这是《小时代》。

　　作为后宫菜鸟的甄嬛，在残酷的宫廷厮杀中得以存活，并获得高富帅(陈建斌：EXM??)的爱情。这是《后宫·甄嬛传》。

　　作为人界菜鸟的花千骨，在残酷的神魔厮杀中得以存活，并获得高富帅的爱情。这是《花千骨》。

　　作为重生菜鸟的梅长苏，在残酷的政治厮杀中得以存活，并获得高富帅的爱情。这是……咳咳，瞎说什么高富帅。

　　等等，看到这里的你是不是已经忘记我会是个马克思主义社团了?

　　话说回来，事实上，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在西方6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中，女战士们战斗时发现，自己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外，还受到男权社会的压迫，因此她们提出，女性必须在反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个“战场”上作战。

　　至于西方非左翼的炮打父权制，小马哥当然是资词的。但这种批评往往从单一性别角度考虑问题，或者抹去女性内部的差别。

　　阶级、民族、世代等因素，会造成女性自身的多样性，如果忽略掉这些因素，难以更广泛地面对妇女在现实处境中所遭遇的社会/文化问题。

　　在中国，受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女性的压迫与阶级的压迫始终关联在一起，因此女性解放与阶级解放成功地汇成了一条洪流，最终落脚到对于制度的变革。

　　周总理曾经说：

　　“妇女运动解放的对象，是制度不是人物或性别……要是将来一切妨碍解放的制度打破了，解放革命马上就成功，故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非‘阶级’的或性别的革命。”

　　由图亦可以看到，女性没有被禁锢在了家中，而是开始广泛地参与到了社会分工中。

　　阶级与社会现实的生产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是我们认识、理解性别解放的关键切入点。

　　EXM??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跟我说阶级?

　　不信是吧?

　　不信是吧?

　　来听讲座呀!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期的李双双、1980年代的陆文婷和21世纪的杜拉拉。她们是三个历史时期的经典女性形象，也是当代女性主体叙事的主要表征。

　　就“历史性”而言，分析这三个形象的文化内涵及其与不同历史语境的关系，特别是在社会文化的公共场域里，性别与阶级如何互相构建，人们在讲述女性故事的同时怎样也在讲述阶级的故事;就“共时性”而言，这三个不同时期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的、内在的意义结构，涉及到父权、男权和女权的三元关系。

　　可以说，权力总是以一种性别化的面孔呈现的，只不过当人们谈“男女关系”时，看不到这样一种权力结构的存在。这也是需要从社会性别制度角度展开相关分析的原因。

　　噫，这可是主讲老师的原话，是不是听上去就很赛艇?那还等什么?

　　5月19日

　　二教 203

　　北大中文系教授

　　长江学者贺桂梅主讲　　“女性与当代中国——三个形象与三个时期”

　　小马哥等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