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放白鹿青崖间

　　我的父母亲都是浙江东阳江北上卢人，六岁前，我一直被寄养在上卢外婆家。

　　我们住的廿四间老屋，是一座清代老宅，四方的天井栽着橘树，出后门，穿过一条叫桂花巷的卵石弄，有一扇高大的台门，迈过台门，向左拐个弯，就可以望到一条叫作锦溪的美丽河流。

　　那时，我与表哥表姐这些寄养在外公外婆家的孩子，就像田野里乱飞的麻雀，终日在雨水和阳光充沛的乡间玩耍。每当黄昏来临，系着蓝布围裙的外婆就立在台门口，长一声短一声地吆喝我们的乳名，我们才拖着泥泞依依不舍地从溪滩返巢。

　　我怀恋夏日傍晚，外婆用井水泼湿地面，从屋里搬出长凳和竹榻，我们几个小淘气争食完玉米糊，四脚朝天躺在竹榻上乘风凉，一身青衣的外婆一边摇着麦秆扇，一边给我们讲故事。外婆能讲很多故事，红楼西游、民间传说、妖魔鬼怪，特别是一些戏文，林妹妹和宝哥哥啊，梁山伯和祝英台啊，薛丁山和樊梨花啊，她都讲得来，无数个流萤闪烁的乡村之夜，我枕着外婆流水一般的絮叨，在漫天星光中进入梦乡。

　　高中时，父母把我送回上卢中学借读。每个周末，我都会坐公共汽车从六石镇返回上卢村，享受外婆外公的关爱，周日下午，再带着外婆为我做的香喷喷的霉干菜蒸肉返校。每次，外婆必送我到车站，我们牵着手，走到乡村公路上，我坐上车，看到外婆冲我挥着手，她的身影在我的视线中越来越小，直到消失。记得有一次，因为错过去学校的车，七十多岁的外婆用扁担挑着我的行李，走了十几里地，一直把我送到寝室。外婆不识字，却教会我许多来自乡间的道理，某种意义上，她对我的影响远甚于我后来所受到的教育。一个童年有过乡村生活的写作者是幸运的。

　　从16岁开始，我写诗，也写散文，故乡一直流淌在我的笔下，故乡的山川草木、芸芸众生，成为我创作的泉眼。曾经，在我的心目中，外婆就是故乡，故乡就代表了外婆。2003年夏天，外婆去世，我一度认为自己失去了故乡。我时常会梦见外婆，有时在村口，有时在集市上，一次，我梦见自己从冰山上冲下来去见她，醒来发觉已是泪流满面。于是我萌生出将外婆一生的传奇故事，用小说来表现的想法，因为小说是留存生命记忆的首选方式。《外婆史诗》是我的第一部长篇，从孕育到完成历时10年，这是一次面对上苍的写作，它使我的肉身更为紧贴于故乡这片养育过我的土地。这是一部献给外婆的小说，也是一部献给故乡的小说。

　　东阳素有“婺之望县”“歌山画水”之称，素有兴学重教、勤耕苦读的传统。明代开国文臣宋濂撰写的《送东阳马生序》，数百年来脍炙人口。历史上，东阳进士题名共有305人，如今东阳籍院士、博士和博士后，更如雨后春笋。一代又一代东阳江水哺育的东阳书生，在负箧曳屣的求学路上发扬的“霉干菜土布衫”精神，更是东阳人文精神的宝贵财富。

　　东阳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古代有冯宿、舒元舆、葛洪、乔行简、张国维等，近代有北伐名将金佛庄、“一代报人”邵飘萍、物理学家严济慈、植物学家蔡希陶、台湾报业巨子王惕吾等，他们大多侠肝义胆，极富文人禀质，他们的名字如同辉映浙中天空的璀璨星辰，也使东阳江水奔腾出不同凡响的深邃和壮丽。

　　东阳是著名的“建筑之乡”和“工艺美术之乡”，东阳木雕、东阳竹编，闻名遐迩。雅溪之畔的卢宅肃雍堂被称作“民间故宫”，北京故宫精美绝伦的宫殿雕刻、杭州灵隐寺雄伟的释迦牟尼大佛均出自东阳能工巧匠之手。如今，东阳也是著名影视文化名城，横店影视城被称作“东方好莱坞”。

　　古人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时值世界东阳人大会举办之际，凝聚浓浓乡情的《荣归正东阳》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此书融历史、当下、未来为一炉，既有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又有凝练厚重的人文历史，既有对走南闯北的佼佼者的推介，又有对古建、木雕等非遗的探索，仿佛波光粼粼的东阳江，包容着历史和日月的容量，让人重新领略其丰沛悠久的独特之美。

　　行文至此，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外婆站在村口翘首盼望的情景，她身材瘦小，夏天穿一身藏青色斜襟上衣，冬天穿一身妈妈买给她的黑色短呢子大衣，笔直地站在那儿，在风中，在雨中，在梦中，有时是接我，有时是送我。

　　文学又何尝不是一种相送之情呢?譬如李白之于汪伦，梁山伯之于祝英台，宋濂之于马生。“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是文学，“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是文学。“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是文学，“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是文学。这份相送之情，正是文学抒不完道不尽的泉源。写作是一场跋涉，亦是一场还乡，带着离别的忧伤，带着重逢的渴望，无论是大江东去的磅礴抒情，还是儿女情长的浅吟低唱，既是告别，又是更新，仿佛浩荡的东阳江水，历经辗转，终归大海，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

　　因为，所有出发的目的，都是为了回到起点。

　　因为，凡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