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与长征擦肩而过的采访旅程

　　1935年5月18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从上海乘民生公司轮船溯流西行。范长江向《大公报》提出去西北采访的请求，不要差旅费和工资，仅要稿费;只需给他一个证件、一个名义，再介绍一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 行动自由，文责自负。《大公报》掌门人满口答应，给他发了旅行记者证，还开了介绍信，以备沿途遇有困难时使用，且预付了部分稿费。

　　在四川内江家乡作短暂停留后，范长江来到成都。此时，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声势浩大。7月初，范长江只身从彭县进入雄峻的龙门山：“越走山越大，人家越少，深山密林，道路曲折，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只想能撞见红军。”山民见他不是当地人，单身独行，都劝他不要前行，以避土匪、野兽侵袭。范长江只好退回成都。

　　红军所到处，皆归“苏先生”管辖

　　1935年7月14日，胡宗南部队一个参谋团要从成都北上去兰州，范长江争取到同行机会。他头戴南洋太阳帽，身着戎装，双肩斜挎干粮袋和子弹带，腰系文件包，脚踏马靴，跋涉崇山峻岭。“记者深入其中，俨然如入森罗地狱，阴寒澈骨，不敢久停。”夜里投宿林间，轮到范长江值夜班，不时闻到虎豹吼叫声，令人毛骨悚然。“身披棉被，手持手枪，仰观满天星斗，耳听呜呜风声，极目向四面黑暗中侦察。”

　　范长江在江油追寻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队的足迹，看到红军白军交战留下的痕迹。中坝北门外立了一块大石碑，镌刻八个大字：“平分土地”“赤化全川”。到白石铺，墙上刷着标语“武装拥护苏联!”范长江与当地居民交谈，经常听到一个人名“苏先生”。据他们说凡是红军区域，皆归苏先生管辖。范长江恍然大悟：苏先生不是人的名字，而是红色政权苏维埃。

　　涪江之水来自雪山，江水寒冷刺骨。红军据守涪江南岸时，国民党第二师派善泅水之官兵游泳过河攻击。但下水官兵十之八九皆被水冻僵下肢，没水而死。范长江说：“记者亦曾以足部试之，下水数分钟，即失足部知觉，急提出水，必经五六分钟，始能回复原状。”

　　范长江从胡宗南部队获得情报：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松潘西南的毛儿盖，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在黑水沟一带活动。范长江分析说：“朱、毛、徐向前合股以后，尚有十万左右之人枪，缺食缺衣,缺弹药，进图四川腹地既不可能，困守岷江上游与大小金川之间，尤无法自给。”由此判断，红军必将在冰雪季到来之前，脱离困境，另谋出路。

　　熟悉地理的范长江认为红军北上，只有三条道路可走，即包座、郎木寺和阿娃，各有利弊。偏西的阿娃线，即阿坝州，要过黄河激流和给养维艰的牧区。中间的郎木寺线，草地、雪山和洮河阻拦。偏东的包座线，有杨布岭、白龙江、迭山和洮河四道奇险。

　　范长江当时并不清楚红军内部已经发生分裂，毛泽东坚持北上，张国焘执意带领主力南下。1935年9月9日，急于脱险的毛泽东，果断带领红军右路军北上，由川入甘，走的是偏东的包座线。红军作家成仿吾描绘这段征程：“部队沿包座河上游行走，左边是悬崖绝壁，右边是急湍奔腾的包座河，路是极狭窄的小道，异常难走，有时路被河水淹没，只好攀着悬崖，趟着急流前进。”

　　红军沿着达拉沟进入甘南迭部，在三岔口摆了一个迷魂阵，没有径自北上，而是向西拐了一个弯，走进了山峦环抱的高吉村。当地老乡认为，中央红军除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围堵，还担心张国焘追击，所以向西到高吉村转移隐蔽。中央红军到这里仅剩八千人。

　　高吉村依山傍水，红军懂藏语的人把高吉村藏语发音听成了“俄界”。9月12日中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俄界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中央红军“五人团”，为军事核心领导。因病没有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依然当选为“五人团”成员。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浩荡的中央红军缩编成单薄的陕甘支队，出人意料。

　　杨土司让道修桥开仓放粮

　　范长江在四川的采访行程，几乎和红军长征的路线并行，但他先于红军进入甘肃。1935年8月3日到甘肃文县中寨董上村。8月20日，范长江至洮河南岸的泼鱼村庄，拜访了卓尼十九世土司杨积庆。

　　藏族土司杨积庆，时任洮岷路保安司令。他的住宅又兼司令部，院子里有积满灰土的迫击炮，但客堂里的布置恰如城市摩登人家，“其用以待客之酒席，完全为内地大都市之材料，烟茶亦为近代都市之上品，衣料亦为舶来品之呢绒等货。”范长江惊奇获悉：“杨氏经常来往商店，为上海先施公司!为上海柯达公司!货物通用邮寄。尤以其对柯达公司有二三十年长期交易，信用卓著，即不汇款亦可以请公司先行寄货，且已屡试不爽。”

　　杨积庆土司喜欢摄影，颇有造诣。范长江欣赏了杨积庆土司拍的照片：“其摄影之成绩，以记者观之，恐非泛泛者所能望其项背。”更让范长江惊叹的是：“杨氏足未曾出甘肃境，但因经常读报，对国内政局，中日关系事件，知之甚详。”次日，杨积庆土司派了向导，护送范长江继续向拉卜楞寺方向行进。

　　范长江离开泼鱼村庄后不久，俄界会议后的翌日，红军也离开高吉村，沿着达拉沟东进。白龙江沿途悬崖峭壁，沟壑深涧，独木桥摇摇欲坠，十分危险。当时，国民党政府和甘肃军阀已经命令杨积庆土司组织藏兵堵截红军。可是，红军除了遇到零星冷枪之外，并没有遭到大规模阻击。

　　原来，杨积庆土司知道红军是“不压迫番民的红汉人”，不想为难过境的红军，命令部下杨景华等人：“沿途不要堵击红军，不向红军放冷枪，不抢劫红军队伍，不坚壁清野转移粮食。”杨积庆土司指令尼傲总管尽快把损坏的达拉沟栈道、尼傲独木桥修好，让红军尽快通过甘南藏区。红军沿着湍急的白龙江向东行进，途中至今还保留着红军桥。

　　红军经过崔谷仓，遇到无人值守的粮仓，据说杨土司暗中为红军开仓放粮。为此，红军在粮仓的仓板上写下了告示：“此仓内粮是杨土司庄稼粮，希望各单位节约用粮”，并在仓内留下两捆苏维埃纸币作为粮款。红军称崔谷仓是长征路上的加油站。

　　迭部县向导措巴草告诉我一个故事：“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由川入甘，再度进入迭部，杨积庆土司继续给红军让路济粮，红军又一次攻下腊子口。1937年，杨积庆土司和长子、儿媳等人被国民党派人杀害，唯有次子杨复兴躲在毡包里逃生。”

　　1949年，范长江随大军进入上海，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杨复兴率领当地民团起义，后被授予解放军大校军衔。近年，杨复兴的儿子杨正当上了卓尼县县长，与范长江的儿子范东升在甘南有过一次难得的相会。

　　必须攻下腊子口

　　范长江考证出三国时姜维继孔明主持蜀汉军政，最后一次北伐由蜀入陇，从白龙江上去到沓中屯田种麦。所谓“沓中”，就是白龙江上源叠部地方。红军也走三国姜维的白龙江线路。

　　1935年9月14日，红军大部队到达白龙江畔的旺藏寺，毛泽东下榻茨日那村。迭部县宣传部干部朵芮亚说：“毛泽东在茨日那村木楼里，召见了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向他们下达了三天夺取腊子口的命令。红四团立即连夜出发，向腊子口挺进。”

　　旺藏乡生产辣椒，这幢二层回廊式藏屋木楼，也挂着红彤彤的辣椒。村民知道毛泽东爱吃辣椒，把仅有的辣椒送给毛泽东解馋，毛泽东收下了辣椒，自己却舍不得吃，而是分给了攻打腊子口的将士们。

　　腊子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两边绝壁峭立，如刀砍斧劈，山中一道河水湍急而下，河上架有一座木桥。国民党师长鲁大昌派两个营兵力驻守腊子口沿线，在隘口木桥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了交叉火力网。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说实话，红军对草地普遍有恐惧心理。范长江也是弃草地选山路前行：“沮洳地，土人又叫草地，与普通所谓草地不同，它是水与软泥合成的地质，表面虽然也和普通地面一样，不过人或牲畜站在上面，这个地皮就会波动到几丈以外，而把人畜陷落下去。”因此，红军要奋不顾身地打开腊子口。

　　9月16日午后，担任主攻任务的红四团抵达腊子口。国民党守军凭天险固守，火力封锁隘路，红四团几次冲杀都没有奏效，始终接近不了桥头。强攻不成，必须智取!红四团调整战术，一边正面佯攻，一边精心挑选人员攀爬峭壁，从山顶向下突袭。翌日凌晨，一名外号“云贵川”的苗族战士自告奋勇，用一根带铁钩的长杆子钩住树根或岩缝，一把一把地往上爬，硬是从“猴子都爬不上去”的绝壁，攀上崖顶。他将早先收集的裹腿布放下来，帮助其他战士顺利登顶。红军如神兵天降，手榴弹砸向没有顶盖的碉堡，上下两面夹攻，守敌狼狈逃窜。红四团的勇士经过一天一夜激烈战斗，突破了天险腊子口。

　　毛泽东过腊子口后，翻越最后一座岷山雪峰达拉山，遥望迭山横雪，激情创作了长征诗，咏叹道：“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范长江翻越雪宝山顶时，举目四望，感慨万千：“只有天在上，嶙嶙万山低。”

　　哈达铺，红军的转折点

　　再说范长江从成都到兰州跋涉途中，与红军队伍若即若离，心驰神往。范长江大胆推测红军：“他们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即以甘肃西南境之夏河、临潭、岷县、西固为目标，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此一带有丰富的粮食，充足的壮丁及衣服布匹皮毛的物质，可以大家补充，然后或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而且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月，即将具体表现，设洮夏两河如被突入，更被进入甘凉肃三州，则中国之国际与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

　　1935年8月11日，范长江路过哈达铺，留下片语：“六十里宿哈达铺，十一日仅行六十里。”9月20日，毛泽东率领红军也到了哈达铺。从1934年长征开始，红军一直在找一个落脚点。从哈达铺邮政所找来的《大公报》等报纸上，毛泽东读到了刘志丹与徐海东在陕北活动的消息，好像望见了夜空中的北斗星。几天后，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抖动着《大公报》，宣布决定：“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此后，范长江在西北行中继续写出了《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陕北共魁刘志丹的生平》《从瑞金到陕边》《松潘战争之前后》 等有关红军的通讯报道，展现了红军史无前例的长征。

　　1937年，周恩来在西安见到范长江时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讶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其实，范长江是参加过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学生兵，他在贺龙第二十军中当副班长，转战潮汕途中遭国民党军队围攻与部队失散。范长江的西北行和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帮助他归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