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天上仍是人间

　　涟漪微荡的池中，莲蕾初放;小鹿在池边饮水，在林中飞奔;山间结有草庐，僧人盘膝打坐、静心修行……这样一派生机勃勃而又宁静和谐的写生，穿越千年风沙，依然壁上犹存、光彩熠熠。

　　日前，敦煌弘扬文化基金会顾问、博鳌亚洲文化传媒学院院长罗丹做客中华艺术宫，娓娓讲述敦煌及洞窟壁画的故事。这个远在千里之外、深藏于茫茫戈壁中的古城，为何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如今，借助科技可以足不出户观赏敦煌壁画的我们，又该怎样品味这个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大成的“天上人间”?

　　青山绿水

　　近代百年来，谁是敦煌壁画的“首席粉丝”?这头衔当之无愧属于张大千。

　　作为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中国画大家，张大千携家人、弟子于人迹罕至的戈壁沙域风餐露宿、殚精竭虑，临摹了276幅画。

　　张大千曾经感言，我们生在今日，要看宋、元名家真迹，已是甚难之事。然而敦煌壁画，留存佛像数千，绘事历经千余年，作者来自南北中外，题材则人物、花木、树石、宫室、舟车无所不备。品鉴“巍巍敦煌”，可以触摸到中国画的“初心”以及传统山水画的成长。

　　早期，敦煌画工重视写实技法。绵延舒缓的小山丘陵、湍急的河流、林间的芳草、天上的流云和飞鸟……无不表现得接近自然真实。后来，浓色重彩逐渐让位于浅淡的青绿，并配合中间过渡的浅赭色，显得不甚华丽却平添了淡雅清新。同时，画面构图更有气势，能够很好地表现远近空间层次;细节表现上，愈加丰富细腻，呈现恢宏博大又蕴藉雍容的气质。

　　在敦煌的传统山水画中，集大成者当属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它把现实和想象结合起来，用鸟瞰式透视法将重峦叠嶂、绵延千里的山川景色与风土人情汇聚于一壁，远观有磅礴的气势，近看有真实生动的人物情节。

　　全图包括从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数百里疆域中的山川河流、州县城池、寺院塔庙、桥梁邸店、农舍草庵;上部画有灵异的神龙，下面绘有不畏跋涉的芸芸众生。他们肩挑行李、驱驴牵驼、餐风露宿，使整幅画充满了生气。

　　佛与众生

　　敦煌壁画在内容上可分为经变画、故事画、尊像画、神怪画、史迹画、供养人画和装饰画等。其中，宗教题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画工们的刀笔雕琢下，佛与众生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

　　从艺术风格看，在魏晋南北朝各窟壁画中，佛像的造型感情外露，动态明显夸张，线条勾勒精细，且注重晕染，色彩上多用赭红色加散花图案装饰衬底的形式，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格。北周时期的风格有了进一步发展，原来的西域味道逐渐减淡，中原风格逐渐显现。这一时期的敦煌佛教壁画，以流畅生动的线条描画简洁生动的人物形象，色彩从明丽变得清雅，晕染逐渐减少。

　　到了隋代，画工们变得更有主见、更有创意。在他们的精心创作下，来自西方佛国的菩萨清秀俊俏、衣饰华丽，第一眼看上去就像是某个人家的“贵妇”。唐代的画工则把线条运用得千变万化、炉火纯青。比如，苍劲流畅的朱线，刻画人物的瘦健、老辣;纯熟的圆线，烘托唐代女子的丰满典雅;飘若游云的舞动线条，渲染纯净和娴雅的气息。

　　男女形象刻画上，也有不小的突破。在第329窟，一名女子身着盛装、圆领露胸、裙腰高束，一副扬眉吐气的神态;在第220窟中，男子目光炯炯，看起来激情奋发，充盈着一股内在的骄傲和自信。

　　大抵在五代十国时期，释道人物画逐渐衰落，山水画和花鸟画日趋发展，并逐渐成为一股清流。在此大背景下，敦煌壁画乃至中国美术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以表现和崇尚自然之美为风尚。

　　“满壁风动”

　　敦煌壁画中，谁的知名度最高?恐怕非“飞天”莫属。

　　敦煌飞天是敦煌艺术的名片。优美的飞天，主要负责在佛国净土世界献花供宝、奏乐歌舞。她们时而栖身于花丛，时而飞翔于云霄。第404石窟里的飞天属于隋代的作品，其造型不再显得拙笨，而更加悠然自若、婀娜多姿。

　　到了唐代，飞天的形象在升腾、翻转、伸屈中更加体现自然的人体美。她们面容饱满、气度潇洒、舞姿纯熟，其轻柔的躯体内仿佛还有血液在潜流。加上画工对线条把握的熟练程度、衣裙飘带“满壁风动”的走势，正是应了“气韵生动”一说。而且，与此前茫然顾望的飞天造型不同，唐代的飞天大多数把眼光注视着下方，恰好显现出艺术形象与世间生活的联系。

　　实际上，飞天创作的盛衰变迁，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巨大转折以及人们心理状态的嬗变。中唐第158窟的上方，有一躯壁画飞天像仍然很美，但感情基调起了明显的变化：她双目凝视下端，从云彩中徐徐降落，朝着已进入涅槃的佛陀奉献虔诚的敬意。她的表情和姿态，仿佛是在悲悼自身的孤单和荣华岁月的消逝。

　　世界上并没有一种长盛不衰的造型艺术，但艺术造型所具有的美是永恒的。莫高窟壁画的飞天，是从优美的心灵中绽开的花朵，是生命活力和旋律的无声赞歌。人用自己的形象来描摹飞天，而飞天又以其特有的美来偿还世人。

　　“盛世中国”

　　趣味丛生的世俗生活，是敦煌壁画至今依然能够引发共鸣的一个重要特质。

　　在敦煌壁画中，有一个极为壮观的音乐世界。例如，第156窟的《张仪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郡夫人出行图》　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军乐、骑士仪仗的场面。其中，还有小乐队伴奏、百戏杂技和乐舞表演等等。

　　儿童嬉戏场景，也能在敦煌壁画中找到。第9窟壁画绘于晚唐，里面有一个身穿花袍服的童子，胯下骑竹马，左手扶之，右手持竹梢，竹梢有竹叶，作赶马状。男童头部微侧，眼神与旁边的贵妇交流，既顽皮又可爱。第112窟西龛西壁，绘有七童子攀树摘花的场景——在一棵开满鲜花的树上，有三童子已爬上树梢。中间一童子正在摘花;左侧一童子正要把采到的花扔给树下的同伴;　右侧一童子刚爬上树枝，似还未站稳。树下有四童子，或俯拾地上花枝，或伸手接住同伴扔下的花，或试图爬树。7个小伙伴，神情各异，又和谐一体，充满童趣。

　　唐代敦煌壁画中的服饰文化，胜似一部百科全书。通过琳琅满目的真迹，不仅是一座古代多元服饰的艺术殿堂，而且也是见证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外交关系的重要媒介。“盛世中国”的辉煌多彩，在一个个世俗细节中显得愈发真实。

　　例如，晚唐第17窟中，持杖供养女子效仿胡人着装且穿着男装。这种装束充分表明了唐代社会风尚的开放。又如，唐代贵族男女出行时喜欢戴“胡帽”服饰。这是一种从北方传入中原的皮帽或毡帽。唐代妇女常戴胡帽并与面纱结合遮盖头部，再配以类似披风的外套。第217窟壁画中，就可见一女子头戴胡帽、穿红色披风骑马行进在崇山峻岭中。

　　此外，敦煌壁画中有许多描绘天国的场面。这些壁画虽然表现的是宗教内容，但也是对人间真实舞乐场景的再现。例如，初唐第220窟的西方净土变、盛唐第217窟的观无量寿经变、中唐第12窟的伎乐反弹琵琶等，图中的佛、菩萨、伎乐、飞天等根据各自位置、身份、职务穿着千姿百态的服饰，质地高贵、色彩鲜艳、款式美观，有的说法、有的奏乐、有的起舞、有的聆听观赏、有的嬉戏，一派安乐祥和、歌舞升平的景象。画中表现的内容，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盛世繁荣、祥和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