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禄”说

　　“尸”，甲骨文里象人屈腿蹲踞之形。古代祭祀，让活人坐在祭位上，以代死者，接受吊唁。尸与禄相连，成“尸禄”一词，意指无功而受禄，或食禄而不尽职：“非不眷恋明代，盖忧逼近死期，述度德量力之心，减尸禄素餐之咎。”(王禹偁《小蓄集》)

　　尸禄，用于内省则为自警。据《说苑》记载，虞丘子辅佐楚庄王“霸诸侯”后，谦逊退让，认为自己当令尹十年，“久践高位，妨群贤路，尸禄素飱，贪欲无厌”，于是向楚庄王推荐下里之士孙叔敖。而孙叔敖也未负虞丘子之荐，妻不衣帛，马不食粟，常乘栈车，“在楚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费枢《廉吏传》)。宋朝赵抃，久居台官，念及自己“言不切至，不能感寤上意;识不通敏，不能裨补圣时，不能退一奸谀之人，不能进一贤善之士”，遂有“尸禄蒙耻”的自省(《清献集》卷七);田锡，谏官一年，思及“无一言可禆时政，无一善上答君恩”，遂有“尸禄旷官，忧惭益切，尽忠补过，夙夜宁忘”的自励(《咸平集》卷一)。

　　有担当的士人，出仕有着不成文的自律，即夙夜在公，克勤尽职，始能荣禄。故常惧“尸禄”之讥，常耻“尸禄之贤”，常怀“尸禄之忧”：“伏乞天恩回授，某非惟旌徳，是亦饰能。庶微臣免尸禄之忧，某获无私之举。”(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八)欧阳修因外甥犯法，牵连于己，被下开封鞫治。后罢都转运按察使，降知制诰、知滁州。其未若常人牢骚满腹，反觉“尸禄奉亲，职事日益简少，养拙自便，遂成习性，但时自警”((欧阳修《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四)。

　　尸禄，用于监督则为批评。据《后汉书》记载，汉灵帝宠用便嬖子弟，永乐宾客，鸿都群小，传相汲引，致使“宰相多非其人，尸禄素餐，莫能据正持重，阿意曲从”(《后汉书》卷二十三)。享禄不尽职，于己则为尸禄，于人则为妨贤。唐代韦嗣立《偶游龙门北溪忽怀骊山别业因以言志示弟淑奉呈诸大僚》云：“短才叨重寄，尸禄愧妨贤。”宋仁宗时，范仲淹因陈述时政得失，忤逆吕夷简，遂遭贬谪。谏官高若讷不仅不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欧阳修闻后，讽其“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后“安道贬官，师鲁待罪”，高若讷又无谏言，欧阳修认为“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并斥责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高若讷“卷舌而偷生”，顾禄而失职，这点至少在欧阳修看来，是当谏不谏，有碍贤人进路，责之可也。

　　而责人先要正己。欧阳修指责高若讷，并非出于一己之私。后来，范仲淹被委以重任，欲提携欧阳修，欧阳修则委婉谢绝，认为“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宋史》卷三百十九)。

　　尸禄，表现为循名而无实，有职而无行，或是“少作为”，或是“不作为”，或是“乱作为”。其关乎公、私两面。尽职为公为人，享禄为私为己。“职为禄本”，无职就无禄。公第一，私第二，断不能先私后公，或薄公而厚私。若不能端正公、私观念，便易坠于险途，忘公怀私行私，就会失职渎职。因此，尸禄之忧，已经内化为正直士人履职担当的一种品质，即便荣登高官，俸禄优渥，也不会忘记职责所在。

　　尸禄的存在，就臣而言，是不尽职;就君而言，是不明不察。职为君授，禄为君予。“论徳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毕命之臣也，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曹植《曹子建集》卷八)君授臣官，首重品德。毋庸多言，能官者多有才，但有才未必有德。才与德异，“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可分，也可合。“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因此，国家铨选用人，应以德为纲，参酌才具。

　　(作者：高建旺，系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