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强征中国劳工与日本律师团：在败诉中老去

　　这是一场长达22年的跨国诉讼。法官换了一拨又一拨，原告相继离世，控方律师也“老的老，病的病，年轻一代开始顶上”。

　　自1995年始，中国民间一些普通百姓把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告上法庭。“南京大屠杀”“强掳劳工”“七三一人体试验”“慰安妇”“无差别轰炸”，战争遗留下的伤疤还在红肿发炎，活着的人证在减少，受害者及家属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法庭上要求对方赔礼道歉。

　　结局是一场接一场的败诉。有些一审胜了，二审又败了。但律师团仍在上诉。因为“战场”在日本法庭，控方律师均为日本人，他们与中国民间力量一起，无偿地“并肩战斗”。

　　“人类的良心与国籍、所处的位置没有关系，是无论谁都应该具备的。”日本律师团在2005年回顾十年诉讼之路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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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7日，88岁的中国劳工受害者闫玉成和受害者家属阚翠花站在日本国会议员会馆内。

　　75年前的同一天，东条英机内阁颁布了《关于输入华人劳动者到日本国内的决议》，“以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矛盾，支撑太平洋战争。”这张公告改变了闫玉成和阚翠花父亲阚顺的一生。

　　一同被改变的还有赵宗仁。

　　赵宗仁87岁了，世代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挨着北六环，出门能望见太行山支脉。几间平房把老树围在院里，两个儿子住前面的两间，赵宗仁自个儿住后面。祖上都是老实农民。

　　老人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1944年，14岁的他招工到昌平修城墙，得了两升老玉米的报酬，总想再去挣点，所以保长说有新活儿时，他二话没说就去了。

　　当天下午，日本人把这群人里年纪大的、个子小的挑了出去，余下几百人上了火车。因为不知道去哪，沿途不断有人跳车逃跑。

　　到了老北京车站，赵宗仁也有机会跑走，他站在门口左一次右一次，“站了5个小时，闹不清方向，最后也没走。”

　　他们被运往塘沽港，关进一个被他叫做“集中营”的地方。三道铁丝网，一面是无边大海。“一个姓袁的，夜里翻身没打报告，汉奸拿着镐照着脑袋就打。”坑坑洼洼的海边，有水坑的地方丢着奄奄一息的人，还没完全断气，野狗就开始撕咬。

　　他们同中国的煤炭一起，被塞进船舱，运往日本。赵宗仁被骗去，闫玉成则是被强掳去的。直到一个发了善心的翻译替闫玉成寄信回家，家人才知道孩子在日本。“我姥爷骑个毛驴到我家，说不要等了，来信了。我妈一看是我的字，心才落了地。”闫玉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封信像油锅滴进了水，炸开花，村里被掳走的19个人背后的家庭，才算有了生气儿。“我是独生子，我回来以后，我妈睡觉甚至跟我脸贴脸，就这样亲热。”

　　在日本，晚上看月亮，闫玉成忍不住流泪，“那时候天真，我就想啊，日本的月亮和中国的月亮是不是一样的?”他脸上的皱纹随着回忆挤在一起。

　　“日本人军事上叫 ‘抓兔子’行动，甭管在集市还是村庄，把年轻力壮的围在中间，拴个绳，上车，拉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志愿者朱春立说。

　　当劳工时，被骗走的赵宗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筛砂子、搬石头，在铁轨上推小车。冬天日本的福岛很冷，总是下雪，他住在单层木板房里，积雪有七八十厘米厚，劳工穿着布面胶底的单鞋在雪地里干活。日本人有棉袜子穿，劳工没有。有人冷得没辙，就在建筑工地里找水泥袋子，纸的，围在腿里、腰里。

　　穿不暖，也吃不饱。有位老人向朱春立回忆，一有人去世，劳工就抢着去烧，因为可以吃人肉充饥。说到一半，老人突然痛哭，承认自己也吃过人肉。

　　出现暴动时，有的劳工不计后果，在河边找条小船，就往中国的方向划。

　　1958年，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的山里发现了一个中国人，名叫刘连仁。他在山洞里住了13年，像个野人一样。挖个洞，捡海边的海带吃。朱春立记得，刘连仁说“那块(指劳工干活的地方)的折磨，比山里的豺狼虎豹还可怕。”

　　他在山东被抓走时，老婆已经怀孕，夫妇俩正期待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被抓到日本后，监工以没完成任务、不懂日语、记不住工具名称等理由殴打他们，90公斤重的刘连仁，体重下降到50公斤。“照这样下去必死无疑”，在战争结束前的半个月，他冒死逃了出去，想到大概已经出生的孩子，他坚持逃亡，度过了北海道的13个冬天。

　　当他被发现时，才知道战争早已结束。他在塘沽港与妻子重逢，第一次见到13岁的儿子，他们痛哭着抱在一起，刘连仁嘴里嗯嗯呀呀，多年逃亡生活，他丧失了大部分语言能力。

　　据日本外务省1946年制作的《华人劳工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书》记载，战争期间被掠往日本的中国劳工总人数为38935人，分配在35家公司的至少135个作业场。其中，6830人命丧异国。

　　2

　　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的宫崎，律师团为中国劳工在日本全国各地提起了诉讼。他们通过各自人脉联系地方律师，开始“持续的、全国性的联合斗争”。

　　“想想看吧，那些被强行抓来的劳工，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都是无权无势的人。他们不仅渡过太平洋，站在了日本的国土上，而且直接挑战的是日本这个经济大国。”律师团的领军人物小野寺利孝说，“在法庭上，他们要和日本政府决一胜负，这样的挑战我想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些老人在改变着历史，也激励着我们陪他们一起走下去。”

　　在法庭上，有人讲述自己右手拇指被夹在石缝中，骨头压得粉碎。说着，向法官和被告席抬起颤抖的手臂，将不能动弹的右手拇指举到头上;有人边说边冲到法官面前，“你们看看这头上的坑”;有的遭遇过于惨烈，致使翻译说到一半，泣不成声。

　　律师团想尽办法让未经过战争的法官体会当时的情景。他们播放NHK(日本放送协会)《神秘的外务省报告》录像，展示航拍的现场地形、当时40年未遇的严寒和连续降雪的气象资料、当地居民如何在大雪中艰难生活的报纸剪报。有的律师还曾打算让原告穿上粗麻袋上衣，向法官讲述受害经过;甚至有人提议做些当时中国劳工吃的“馒头”，让法官尝尝。

　　律师团还说服法官，将法庭“搬到”现场。他们来到港口边，沿着中国劳工每天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一遍。人们用风速计和温度计测算了数字，还找来当年监工打人的相似棍棒，重演历史。

　　律师们太想赢得官司了。当“野人”刘连仁的劳工诉讼案即将宣判时，所有人都开始坐立不安，有人和旁边的人互递眼神，有人不由自主地握紧拳头，还有人连结论都没听完，就流出了喜悦的泪水。当宣读到全面承认刘连仁赔偿要求的判决主文时，法庭内一片欢呼声。律师和中国的志愿者相互握手、拥抱，人们抢着与刘连仁的长子刘焕新握手。刘连仁自己没能听见胜诉判决，于一年前去世了。

　　这是战争期间被抓到日本强制劳动的中国人，首次以日本政府为对象，提起的诉讼。

　　判决之后，日本政府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律师团又走访了刘连仁当初被抓地点的自家门前、被强迫劳动的煤矿遗址、被发现时的深雪覆盖的山中现场等，收集更多证据。但二审结果出来，胜诉转为败诉。律师团又上诉到最高法院，仍是败诉。

　　得知结果后，遗属刘焕新重复了刘连仁生前的一句话：“路途虽遥远，但是总能走到应该到达的地方。”

　　“本案应该到达的地方，就是正义之所在。”律师团在回顾这桩诉讼时说。他们护照里出现最多的是中国签证，早前来中国的农村取证，一些地区还“未完全开放”，日本律师只能止步省城。他们和承受过苦难的中国人一次次见面握手，对于痛苦的感知并不会被国籍阻隔。

　　“像冰山的一角，一点点砍，往前走一步，冰山就融掉一点。”索赔联合会的志愿者说。结局虽是败诉，但过程在“融掉冰山”。

　　1995年8月，律师团的第一个官司在日本开庭。原告之一是“七三一”人体试验受害者的后代王亦兵，这是在他父亲去世50年后提起的诉讼。

　　律师团找来曾逮捕他父亲的原宪兵三尾丰站到证人席上。三尾丰向王亦兵谢罪：“我就是逮捕你父亲，并将他送到七三一部队的三尾丰。我做了无论如何也无法挽回的事情，实在对不起。”

　　王亦兵沉默片刻，终于开口道：“你是我的仇人，你抓走了我的父亲，他在七三一部队被杀了。可以说是你杀了我的父亲。”

　　三尾丰再次低头谢罪。他在法庭上说：“这位受害者的儿子见到我时，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想，可能是因为见到了杀死自己父亲的仇人，整理心绪需要一些时间。对于过去的侵略战争，知道的人太少了，尽管自己余生已是所剩无几，还是要彻底追究事实真相，让国民知道那些事实。”

　　他讲述了七三一部队的恐怖景象。俘虏们被剥夺了姓名，取而代之的是三位数或四位数的号码。他们被叫做“原木”。清点人数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像数木材一样，“一根、两根”地数。

　　三年后，身患癌症，不能行走的三尾丰坐在旁听席上，等候判决结果。他和王亦兵已经能够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了。几个月后，三尾丰离开人世，在他的葬礼上，王亦兵发来唁电。

　　“尽管从结果上是败诉了，但我们赢得了判决史上首次直接对七三一部队的残酷非人道的战争犯罪行为的事实认定。”律师团在《正义是否战胜时间》里说。

　　这是诉讼的意义之一。“日本的判决书都很厚，有时候10万字都不新鲜，一点一点认定加害事实，永远地刻在日本的司法史上。劳工的故事，正在被慢慢风化，基本被历史抹去了。我在大学教过书，也喜欢读书，总不至于那么孤陋寡闻，但我此前对劳工一无所知。”67岁的朱春立说，“我们诉讼的目的之一，是要搞清楚战争到底有多残酷，给受害者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安慰。”

　　即便是败诉，一些法庭的瞬间，也别具意味。当原告询问结束时，法官竟主动对原告说“谢谢你远道而来”。

　　一位叫木村的福冈地方法院法官，让中国人赢了官司。他在判决后对本国媒体说，“法官在其一生中，会遇到一两次值得用职业生命做赌注的案子，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其中的一次。”他说自己写判决的时候，手是发抖了，但对结论没有犹豫。

　　那次官司，福冈地方法院大法庭的旁听席上坐满了人，他们既不是原告，也没有家属。“劳工事件的沉重分量唤起了人们的良心。”在日本，有专门支持诉讼的支援会，口号是：“战后50年，日本的良心被追问。”他们在各地集会，拿个口袋在人群里传递，呼吁大家捐钱。朱春立曾看见一个裤子上满是洞的新潮小伙子为“慰安妇”推轮椅。

　　中国人心上的“冰”也开始融化了。战争刚刚结束时，尚未回国的劳工闫玉成对着日本街头的汽车大喊“八格牙路”;日本律师团到来时，很多受害者是战后第一次接触日本人，闭着嘴，不说话;当他们再次踏上日本领土，有人仍然心怀仇恨，甚至把排泄物扔在酒店的走廊上。

　　“战争让受害者心里过不去，不是缔结1000个《中日友好条约》，他们的感情就没了的。真正的友好是民间的。”朱春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有一场败诉让律师团印象深刻，宣判之后，受害者说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话，“斗争到此并不算完，我对判决虽然不服，但现在心情却非常爽快。大家如此支援我们，这是比什么都令我高兴的事。”

　　“我们这些人，追究历史是为什么?

　　是弄清历史之后加深仇恨，追究历史还是为了和平，如果对侵略战争没有正确认识，那不可能构筑中日友好。中日之间的路到底怎么走，大家都在想。”做过驻日外交官的朱春立表示。

　　3

　　“除了东京审判，半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如此规模的诉讼。”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说。

　　为中国人代理这场难度显而易见的官司，小野寺利孝做了“打十年的准备”。

　　“在来中国以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国，我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小野寺利孝在199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他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森森白骨的遗迹在脑中挥之不去。

　　“如果转过身去，背向受害者，那似乎是背叛了至今的自己。”小野寺利孝说。

　　1994年8月5日，北京长富宫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一份“确认书”攥在童增和小野寺利孝的手里。这两个不同国籍，相差15岁的人，开始人生轨迹的重合。

　　委托书有中文和日文各两份，中文手写，日文打字，它是中国受害者委托日本律师打官司的起点。

　　“小野寺富有正义感，又热情洋溢，如果没有他们，今天的对日索赔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童增说，当初，一位驻京的日本记者促成了这场会面。

　　那时的童增是一位大学教师，一天在吃晚饭时，瞥见报纸上的一篇文字：欧洲向德国要求战争赔偿。字数不多，印在一块不起眼的地方，但正是这篇报道，扯出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一步、两步和千万步。

　　受到启发，童增写了一篇《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当时，人们对战争的记忆淡薄。大学四年，童增的同学里没一个人提过南京大屠杀。他到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查阅战争资料，图书馆的1～3层对大众开放，他没找到什么。到了存放内部资料的第4层，战争的暴行和残酷才赤裸裸出现在他眼前。替他打字“万言书”的姑娘打到一半就泪流不止。

　　他为索赔致函日本大使馆，召集中国人签名，给人大代表写信。在还未遇到小野寺利孝之前，他守在人大代表的驻地外，通常代表们在晚上6点吃饭，6点半出来散步，7点赶回看新闻联播。童增摸清规律，在6点半到7点之间，带着学生，看见戴红牌的就拦。

　　在终于成功让人大代表提交议案之后，关于童增的报道多了，各个文摘类的报纸开始转载，“相当于今天的互联网。”

　　没想到报纸上的一个个“豆腐块”引来上万封来信。小野寺利孝的原告，大多出自这些信件。

　　它们躺在北京的一间办公室内，发了黄，卷了边，码放在大小不一的纸盒里。纸盒有的摆在桌子上，有的塞进桌底，有的干脆敞开在地上，占据一整个房间。

　　这些来自战争受害者和遗属的信件，拿起来轻轻的，里面装着整齐的红手印、晕了边的毛笔字。童增说，抗战纪念馆里都是怎么打鬼子，受害者的个人记忆很少。“这是二战期间中国版的 ‘安妮日记’。”

　　那些年，很多人都在“寻找童增”。单位门口的小餐馆经常冒出一个人找童增，有人在北京站等了5天只为见他一面。他那时一天掰成几瓣见受害者。来者大多是穷苦农民，只有一位大学教授，在无差别轰炸中失去一只手臂，他是唯一一位坐飞机来找童增的。

　　“我们常人看了这样一篇小报道，可能没什么感觉，但对受害者来说，他的胳膊还断着呢，腿还断着呢，那些经历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朱春立说，“按照现在媒体发达的程度，来信得多100倍。”

　　索赔会像中转站，连接日本律师与中国受害者，中国律师协会也在其中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日本律师在“前线”打官司，中国民间志愿者在后方“补给弹药”。

　　劳工赵宗仁先认识了童增，又见了小野寺利孝。“我第一个知道劳工索赔的消息，自个儿觉得这事儿能解决，要解决，当地劳工就都得解决，有人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我去找。”赵宗仁带着在日本留下的疤，骑着自行车，找到了100多个劳工和家属。他把打听到的信息写在香烟盒的背面，“我当时什么也不干，专门干这个。”

　　1999年，赵宗仁回到日本，当年的矿山早已关闭，道路被繁茂的树丛覆盖着，矿业所的痕迹也不再有了。

　　“山的形状没有变，这条路我也记得。”他到了公墓“中国人殉难慰灵碑”前，“自那以后已经过了50年了?……太痛苦了。真窝囊啊!”当时的日本记者记录，他的声音像是呻吟，之后便泣不成声，眼里滚落大滴泪水。

　　“头几年，提起往事，也掉眼泪，后来不掉了，成习惯了。”赵宗仁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每一封信、每一个找来的受害者面孔，都藏着一些需要铭记的故事。童增作为他们的倾诉对象，慢慢变了。

　　起初，他为爆炸式的报道感到兴奋，“一天晚上，三个媒体都是我的消息。”他的名字以不同的字号出现在报纸的标题里，“当时只是追求轰动效应，发表完文章拉倒。”

　　“但当这些受害者给我写信时，我才真正感觉到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在这一点上，不需要语言的翻译，他和小野寺利孝也能互相理解。这几年，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对日索赔，童增和小野寺利孝联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据说，在接手中国人战争被害赔偿诉讼之前，小野寺利孝从没输过官司。

　　小野寺利孝曾做过尘肺诉讼、核泄漏诉讼，经常通过官司，改变国家的政策。他曾为战时残留中国的日本孤儿代理案件。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回归日本，不适应日本生活，领低保度日。想回去看看中国的养母，当时政策规定，领低保不能随意出国。这些孤儿在法庭上动情地说：“我们是敌国人的孩子，但中国人不计前嫌把我们养大，如今我们回去看看都不行!”

　　小野寺利孝帮他们打赢了官司，称他们为“国家的弃儿”。

　　在日本，律师是一个有地位的职业，他们在右胸前佩戴徽章，拥有司法人员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在地铁上看漫画时，他们会把徽章摘掉。日语里，只有政界人士、医生、教师和律师，能被称为“先生”。

　　童增还记得他和小野寺利孝初次见面的场景，“我53岁了，头发还是黑的。我用10年的时间，打到白头怎么样?”那个日本人说。

　　4

　　雨季刚过的海南岛保亭县山道上，

　　有摩托车还能前行。1999年11月，两辆摩托车后座上的人，紧紧贴着开摩托的人，生怕被甩出去。车轱辘卷起浊流，每每陷到泥沟，背包里的录像机和三脚架都会撞到后座人的后脑勺。

　　那二人是律师坂口祯彦和中野比登志。摩托车颠簸了三四十分钟，视野突然开阔起来。眼前一条小河流过，趟过小河，就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一位“慰安妇”的家。

　　日本律师一面聊天，一面用笔记，问题极为细致，例如遭到暴力时周围是什么环境，有没有河，河边有没有树。

　　“有人把海南岛所有慰安所都用红点标出来，我没想到红点那么多，密集极了。日本的律师和学者做了广泛的研究。”朱春立说。

　　最早做“慰安妇”诉讼的是一位叫大森典子的律师。“她既是妻子，也是母亲，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下，在日本地位高。她跑到山西，住在受害者的家里，用那种厕所，建立信任关系，拿大量的资料去法庭申诉。”

　　这位比朱春立大五六岁的女性，是很典型的日本人，每次来都会给中国的志愿者带点小礼物，一块手绢、一个小镜子，“就好像他们在求我们办事一样。”

　　“我印象最深的是已经去世的侯巧莲大娘，刚开始接触大娘时，我是和一位日本男律师一起去的。调查中当我问到被强行抓到据点后发生了什么时，大娘突然放声大哭，看上去全身都僵硬了起来。”大森典子说，“对于我来说，作为日本人感受更加强烈，能深刻感到她们内心的那种恐惧。”

　　经年的调查，每个日本律师都能讲出类似的故事。老律师跑不动了，年轻的新面孔开始出现在中国。“这些律师之间有某种连接，最起码是价值观的连接。我身体不行了，你接着上。干干净净做人，不谋私利，不苟且于社会。这些年，我甚至觉得他们在付出自己的部分生命。”朱春立说。

　　小野寺利孝已经76岁了，身体抱恙，刚刚做完手术，中国志愿者寄了鲜花给他，他打电话称赞“花很漂亮，我很喜欢。”

　　虽然合作了很多年，她对小野寺利孝生活上的了解并不多，“他每次都是来三两天，见各方的人，受害者、律师协会、基金会、社科院、外交部……”她只记得他喜欢吃基围虾，有一阵北京的饭店流行基围虾，他每次都点。

　　他似乎也没怎么真正逛过北京。有一次，一个下雪天，朱春立带他在故宫散了散步。有大的案子取得阶段性胜利，他会去工艺美术商店买个纪念品带回去。

　　朱春立精通日语，与律师团接触颇多，她从上世纪90年代末加入联合会，一直充当志愿者。“一群人为一个历史，证明一把，正在努力的时候，你介入其中了。你没办法退出来，这么多年没有所得，可能最终仍是没有所得，就这么结束了，对社会的影响也未必很大。但既然陪着走，就这么走过来吧 。”

　　5

　　再次踏上日本领土，88岁的闫玉成哭了。他哆哆嗦嗦地唱起记忆里的《劳工歌》，台下坐着日本民众，有人举着手机记录下流泪时刻，有人静默不语。

　　11月27日的活动上，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近藤昭一向受害者鞠了一躬，“在日本国内，也有‘反对战争’‘战争很奇怪’‘不要战争’的声音，不过仅仅是动动嘴皮子而已。日本政府在战后，对这些罪行，连一个像样的反省、谢罪、赔偿都没有，这对于出生于战后的一代日本人来说，实属遗憾。”他转向日本律师，“通过在座的各位，尤其是律师团的各位律师的努力，该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未来仍然还面临许许多多的阻力。”

　　赵宗仁当初觉得“这事好解决”的想法，随着一场接一场的败诉，渐渐灰了心。“小野寺也挺遗憾的，他们的付出不小，事没做成，可始终他们也没灰心。”

　　13年前，小野寺利孝身子骨硬朗，他接受采访时说：“我当然爱我自己的祖国了，生我养我的是日本，我的父母不仅生了我，母亲还含辛茹苦把我养大。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不爱自己的家人的呢?都是爱的呀。正因为我发自内心地热爱日本，所以我才希望日本能够很好地认识并改正自己的过去，最终成为中国人能够信赖的国家，我一直在为此而拼命努力。不达到这个目标我是决不罢休的。今年我已经六十三岁了，我希望再过数年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这次闫玉成等人到达日本后的一晚，他们与日本律师围坐在小酒馆的圆桌旁。闫玉成戴着前进帽，身穿马甲。在他对面，被掳劳工律师辩护团团长森田太三戴圆形眼镜，头发已花白。在他刚刚进入对日索赔的律师团时，属于青年一代。

　　当晚，森田太三忽然开起玩笑，说自己已成为“瞎掰人士”，原本承诺劳工的官司5年能够解决，没想到进入10年，又进入下一个10年。众人笑笑，大家喝着烧酒，聊着漫长的诉讼之路，兴尽方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