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大众民主和共同富裕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

 ——答英国《华闻周刊》记者问　　

　　（以下内容是英国《华闻周刊》记者林卉卉为该刊出版“三中全会与中国问题”专题而采访的18个问题， 这些问题一大特点就是预设立场和观点十分明显，反映出采访提纲拟定者受极右势力思想影响较大，对中国许多问题误解较深，希望大家在阅读时注意。）

　　1，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发起了“批评与自我评判”的运动，您认为这是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推进党内民主的讯号？为什么？

　　答：这个问题的预设前提，至少是给人的感觉，好像共产党一直没有党内民主。其实，共产党一直存在党内民主，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一大民主创新，正是凭借这种创新的民主制度，共产党才能迅速打败号称是英美民主体制而实则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

　　现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已经形成了集体领导的民主机制，从上届九常委到现在七常委，已不再是“皇帝领导”，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王爷执政”，是几大“王爷”共同执政，并且几大“王爷”都有约束，个人很难独断专行。比如，无论美国总统还是英国首相，都可以随便一句话，就能够更换部长和大臣，而中国总书记就做不到，要更换哪个部长，必须经过一系列组织程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党内民主约束。

　　其实，当今中国真正需要或者说更加需要的，不是党内民主，而是大众民主，是人民大众对各级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约束，是企业员工对老板的监督和约束。从“人人生而平等”这个最根本的人权原则来说，官员和老百姓是平等的，老板和员工同样是平等的，由老板决定员工的命运，和由官员决定百姓的命运，同样是不能允许的。必须赋予百姓监督和约束官员的权利，也必须赋予员工监督和约束老板的权力，官员和老板特别是老板的为所欲为，是当今中国一大政治灾难，只有大众民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恰恰在大众民主这个真正民主问题上，无论国内极右势力还是西方媒体，全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不仅回避甚至妖魔化大众民主，把人民大众直接表达政治诉求妖魔化为“民粹”、“极左”、“文革余孽”等等，同时把人民大众排除在外搞什么“党内民主”和“代议民主”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完全是一个政治陷阱，只要跳进去，共产党和共和国就一定会成为历史被告。

　　2，问：民间舆论对于“党员干部财产公开”的呼声一直很高，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并未看到明显的进展。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又能否带来一些实质的改变？

　　答：党员干部财产公开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不过不应该只是党员干部财产公开，而应该是所有干部财产公开。民间从来没有只要求党员干部公开财产的呼声。你问十八届三中全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估计真正解决很难，道理很简单，目前官员比老百姓富得太多太多，一旦财产公开，很难有几个官员能够稳坐泰山。特别是这个问题不是官员个人因素造成的，而是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口号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且要求党员干部带头致富，整个社会又把金钱看作衡量成败的唯一“实事”，实现“效益最大化”成为社会的神圣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率先富起来的肯定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极少数官员，以及与官员有各种联系的所谓“能人”。

　　特别是中国先富起来的官员富豪，并非是向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家族那样，是长期经营的结果，而是通过改革对现有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结果，这种突然暴富很难经得起天理和法律的检验(尽管这种法律是自己制订的)，一旦公开肯定会招来沸腾的民怨。但是这种暴富状况并非是个人因素决定的，而是改革开放的客观逻辑决定的，现在实行财产公开，完全由官员个人负责，在官员看来自然是很“不公平”、难以接受，整个官僚集团都这样想，干部财产公开制度就很难真正实行。

　　况且，既然官员富起来是改革开放内在逻辑决定的，如果否定了这些富起来的官员，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改革开放的正义性、合法性。这也是中央政府十分棘手的困难。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官员富起来主要是权钱交换的结果。所以，对于当今中国来说，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资本来源公开制度。中国很大一部分富豪，并非是长期生产经营的结果，而是勾结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结果，是把国有和公有资产据为私有的结果，这是中国富豪与西方富豪的根本不同之处。所以，在中国不仅要对官员实行财产公开制度，也要对富豪实行资本来源公开制度，否则同样是对官员的“不公平”，也不符合天道正义，不符合民心民意。

　　3，问：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处理党内的腐败问题？如果触及，可能会到什么程度？您对党内的腐败问题有何看法？

　　答：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众目睽睽、千夫所指的普遍问题，当然会成为三中全会的议题。当今中国党内腐败主要是两种：政治上的用人腐败和贪污受贿的经济腐败。其中，两种腐败又密切相连，用人腐败造成经济腐败，经济腐败又助推用人腐败，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两种腐败都是从全盘否定文革和走上西化道路开始的。

　　中国二千多反腐败的制度探索特别是新中国数十年的民主探索，已经初步探索出遏制腐败的有效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探索的大众民主制度，诸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动群众监督官员，使官员无法贪腐、无处贪腐、无时贪腐。这是走出腐败周期律的根本道路。如果没有勇气没有能力发动群众，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是对官员实行“政治株连”制度，如同企业对产品实行“三包”一样，官员对自己提拔的官员同样实行终身负责制，谁提拔的官员出了问题由谁负责，实行连坐。这样就会对用人腐败形成强大震慑作用。

　　目前中国腐败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群众监督作为“文革浩劫”彻底否定掉了，把“政治株连”的制度约束又作为封建传统给否定掉了，形成了无拘无束的权力约束真空，既没有现实约束又没要后顾之忧，使中国成为古今中外官员为所欲为的理想天堂。这种情况又如何能够不发生腐败?

　　4，问：您预计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就党内干部选拔的效率和渠道问题进行探讨？您认为现在党在选拔干部的效率和渠道上，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答：目前中国选拔干部不存在效率问题，只存在质量问题。也不存在选拔渠道问题。目前中国干部选拔方面问题不大，问题主要出在干部罢免方面，群众无权罢免干部，所以干部对群众肆无忌惮。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又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而目前干部任免制度只能反映出共产党领导的一面，而不能反映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一面，干部任免与国体政体完全不相适应。应该在干部任免问题上把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结合起来，由党组织任命干部，由人民群众罢免干部，真正体现出共产党领导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这种直免式民主比西方国家的直选式民主要更加先进，既能够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力，又能保证整个社会的统一领导，避免把民主变成乱哄哄的形式闹剧，使人民群众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主人翁。

　　5，问：一直以来党与军队的关系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您预计这一届的三中全会，会不会对此进行讨论？您认为现在党和军队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您持怎样的态度？

　　答：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要么是完全不了解中国，要么是被极右势力完全给忽悠了。中国历届党代会历届领导人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丝毫动摇，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中全会又怎么可能讨论这个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军队，自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保持军队的人民子弟兵性质，成为人民军队。

　　所谓军队国家化，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无耻。道理很简单，国家是什么?国家本身就是包括军队在内的统治集团的工具，说军队国家化如同说车轮汽车化一样荒谬绝伦。西方所谓军队国家化其实是资本集团管理国家和军队的一种形式，功能是对内镇压人民反抗和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军队国家化与军队皇家化的本质完全相同，区别只是服务于不同的统治集团，都是镇压老百姓的工具。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确实如同军歌所唱的那样，“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历史上除了农民起义之外，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军队才第一次具有了人民子弟兵的性质，历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与国家军队相对立的人民军队。当然，如何长期保持军队的人民子弟兵性质，仍然属于一种历史探索。

　　6，问：党一直很重视宣传工作，您认为这一届的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对媒体宣传的管理力度是会增强还是放松？为什么？

　　答：三中全会后对媒体宣传的管理力度肯定会增强，其实现在这种力度已经开始增强，只要不出现什么意外，三中全会后会继续保持这个势头。结合目前中国极端混乱、极端放纵、极端自虐并且充斥颠覆性言论的媒体领域来说，加强管理力度是一种好现象。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当今中国媒体特别是互联网领域的卖国主义言论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英国媒体绝不可能污言秽语地妖魔化英国女王，日本媒体也不可能无所不用其极地辱骂日本天皇，可是在当今中国，媒体可以用尽各种极端恶毒下流语言辱骂开国领袖毛泽东。

　　特别是在网络微博上，爱国主义简直变成了弥天大罪，任何爱国言论都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谩骂，声讨“爱国贼”的口号响彻云霄。这种现象出现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相信都会遭到法办，然而在当今中国却成为舆论主流，除了几个爱国网民在自发反抗之外，无论网络管理部门还是各大门户网站，全都听之任之、纵容鼓励。整个网络完全掀起了卖国主义大竞赛，谁把毛泽东、共产党和中华民族骂得狗血喷头，谁就会成为各大门户网站和各大媒体推崇的明星。最终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汉奸文化。汉奸言论成为包括党政机关在内的社会各界大肆追捧的最时髦文化，几个著名文化汉奸成为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大学科研部门的抢手货，甚至一个专门发表颠覆性言论的美国人都变成了中国网络“皇帝”，自称天天都在“享受皇帝批奏折的感觉”。这种极端卖国主义舆论状况，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绝对不可能容许的。

　　这就是近几个月来中国对意识形态宣传领域进行整顿的背景。最近中国高层意识形态亮剑是正确的、必须的，只是意识形态亮剑必须是思想之剑，而不能仅仅是权力之剑，要用先进的政治文明和思想文化来取代历史虚无主义、政治宪政主义和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而不能仅仅动用专政手段简单禁言了事。

　　7，问：您认为现在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是怎样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这种关系会不会有变化？如果有，可能会朝那个方向发展？

　　答：中国共产党与8个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关系，全国政协就是这种多党合作的政治平台。中国共产党与8个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是在民族危亡的长期斗争中历史形成的，经过了几个历史时期的考验，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只是共产党在变化，民主党派同样在变化。历史上的民主党派经过血与火的斗争筛选，基本成员不仅是各界精英，也是爱国精英，特别是在捍卫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方面，傲视西方、独立担当，一腔热血、赤胆忠心，的确是多党合作的顶梁柱。但是今天民主党派大多已失去了政治担当和民族自信，脱离了他们原有的群体基础，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存在和发展，不可能与共产党之间发生任何政治变化。

　　8，问：您怎么看党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民族问题上，目前有哪些难题迫切需要解决？对于西藏和新疆问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一届的三中全会是否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

　　答：当今中国所谓民族问题完全是国内外极右势力人为制造的问题。中国既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又是一个统一的大民族国家，这是中国与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根本不同。其他多民族国家的各个民族彼此是分离的，所以存在民族矛盾;而中国多民族已经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问题。西藏和新疆就是典型，把毛主席称为红太阳的是西藏人民，至今家里挂毛主席像的是西藏人民，“翻身农奴把歌唱”的西藏人民完全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新疆更是如此，当初骑着毛驴上北京给毛主席送哈密瓜的库尔班大叔，是新疆家喻户晓的敬重人物，根本不可能有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要求。所以，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没有藏独、疆独这类概念，甚至在毛泽东时代之前，也没有什么藏独、疆独一说。

　　所谓藏独、疆独完全是近30多年才出现的问题，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矛盾，是有人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欺压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人民，特别是把被打倒的农奴主、贵族头人、地主恶霸重新扶持起来的历史复辟造成的。只要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所谓藏独、疆独问题立刻就会烟消云散。至于西藏、新疆的所谓贫困落后问题更是容易解决，这些地区的丰富资源远远超过中东地区的单一资源，贫困落后完全是市场经济的资本掠夺性造成的，少数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误把资本集团的掠夺看作是东部地区的掠夺，资本集团豢养的文化精英又故意向这方面误导，从而蒙蔽了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极少数人。被蒙蔽的这极少数人经过教育完全可以争取过来，所以要切忌对这部分被蒙蔽的人采取敌视态度，更不要把他们划为恐怖主义。

　　在此顺便指出，所谓恐怖主义，完全是西方国家为了镇压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反抗而发明的一种杀人借口。过去他们把落后国家的人民称为“野蛮人”而心安理得地大肆屠戮，现在则把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称为“恐怖分子”同样心安理得地进行杀害。所谓反恐实际上就是反对穷人，就是随意杀害穷人的借口。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绝不能接受和追随西方帝国主义的血腥价值观，引进所谓恐怖主义的口号。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说得透彻“反恐就是反共”，美国就是打着反恐旗号，完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包围。现在日本几乎所有文艺影视作品，都把中国抗日游击队称为恐怖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要跟在美国后面反恐，完全是挥刀自宫。

　　9，问：您认为现在党政机关在党务财政管理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党费和财政的关系会如何发展？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答：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着对共产党的否定和责难。有时候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立场更加明确。我们不能用西方国家的政党模式来衡量中国。中国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共产党制订的，中国的官员既是党的干部又是国家干部，中国各级政府的政治领导者和经济领导者完全融为一体，共产党的全部活动就是管理和发展国家，国家不过是共产党率领人民实现发展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存在所谓党费和财政费用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询问三中全会是否会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是一个十分巧妙的政治陷阱，因为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回答，都会产生提问者希望看到的那种负面效果。

　　其实当今中国的问题不是党费和财政费用的关系问题，而是党员和官员的关系问题，目前的党官一体化状态，会使党与群众走向对立，解决的方法应该是改革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由党官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这是共产党保持自身性质的唯一正确道路。

　　10，问：您认为在党的三代权力核心共存交替时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为这样的现状以及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

　　答：这个问题很是荒唐，如果说中国三代领导人全都健在，就是三代权力核心共存交替，那么请问，目前美国是几代权力核心共存交替?是八代还是十代?美国参众两院是否会为这样的现状及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估计你向任何一个美国人询问这个问题，结果肯定是要么对方疯掉，要么对方会认为你已经疯掉。

　　11，问：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种信仰的共产主义面临的形势比较严峻，这样的国际形势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就此进行探讨？

　　答：这个问题应该做一个小小的修正，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和社会形态，目前确实遭受到重大挫折，但是作为一种信仰，共产主义面临的形式并不严峻。共产主义在社会历史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目前共产主义的具体形式就是“大众民主，共同富裕”，政治上要求大众民主，经济上要求共同富裕。由此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世界各地不断兴起，欧洲的反资本主义大游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东北非对新自由主义两极分化改革的大规模街头革命，以及英国人民对推行新自由主义哥哥的撒切尔夫人死亡的街头庆贺等等，都是世界人民对大众民主和共同富裕的强烈追求。

　　如果说20世纪是社会主义兴起和遭受到重大挫折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全面复兴的世纪。因为社会主义体现了天道正义，体现了最根本的人权追求，体现了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崇高的精神归宿。所以，目前严峻的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用来管理人类社会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以及把人的幸福牢牢锁定在感官享受上的动物化，正在把人类社会带向死路，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意识到这是一条死路。

　　其实，目前人们眼里所看到的共产主义的失败，并非是共产主义本身，而是官僚社会主义的失败。官僚社会主义是人类探索社会主义走过的一段弯路，这段弯路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共产主义作为改变人类根本命运的伟大社会变革运动，走一小段弯路，遭受一两个挫折，完全是正常的。人类在探索中选择了官僚社会主义，发现错误后又扔掉了官僚社会主义，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大进步。

　　中国共产党也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不承认社会主义失败，而只是改变了形式，并以远远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感到自豪，提出了三个自信。所以，三中全会不仅不会对社会主义低头反思，反而肯定会更加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即使按照西方国家的衡量标准，中国共产党也有这个自信的资本。

　　12，问：您认为现在党对港澳台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尤其是面对台湾的民主体制和文化反攻，中国共产党会如何应对？有哪些难题迫切需要解决？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

　　答：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台湾的文化反攻?台湾还有文化反攻?感觉是外星人的天外奇谈!实在想不出台湾有什么文化可以反攻大陆。至于什么民主体制，更是资本集团操纵的木偶闹剧。昨天和一个艺术家吃饭，他正在筹备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艺术展。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把目光转向毛泽东的，他说就是3年前去台湾转了一圈之后改变了对西方民主体制的看法。台湾社会整天乱哄哄的，各路政客鼓噪民众满足私欲，民生问题没人管，基础设施落后，道路陈旧……回来后便陷入反思，抛弃自由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

　　这个例子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带有普遍性，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从西化恶果的种种痛苦中，亲身体会到了资本统治的罪恶之处。所以，2011年有人要效法中东北非，在中国大陆发动“鲜花革命”，折腾3个月无一人参加，老百姓甚至连观望都懒得观望，结果“鲜花革命”变成了“无人革命”。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已经看清了资本统治的罪恶。

　　还有，把港澳台放在一起是不对的。准确地说，应该是港台问题，而不是港澳台问题。澳门和香港完全不同，澳门是一个爱国主义基地，香港是一个卖国主义基地。港台问题的内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大陆民众羡慕港台，确实存在一个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的问题。而现在矛盾完全变了，大陆民众不仅不再羡慕港台，而且对中央政府牺牲大陆人民利益无偿地援助港台、投入巨资维护港台的高工资高消费的政策，越来越不满意。可以说，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变成了港台那种所谓民主体制，政客肯定会终止这种无偿援助，港台特别是香港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倒退几个台阶。

　　13，问：这一届三中全会，会不会讨论党政机构臃肿的问题？有无可能提出解决方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当今中国机构臃肿、奢华浪费堪称世界第一，经济增长的相当大部分都被官僚机构极其附属机构给挥霍掉了。这就是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而老百姓却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的根本原因。中国党政机构臃肿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顽疾，期间经历过几次精简，不仅没有任何作用，反倒是精简一次膨胀一次。原因有很多，根本原因就在于党政机关拥有不参加改革的特权。中国所有改革对象都是老百姓，党政机关干部从来没有成为改革对象，自始自终置身于改革之外。住房、医疗、养老等所有改革无不如此。最终，变成了置身改革之外的人在研究如何深化对老百姓的改革。这也是中国老百姓越来越惧怕改革、一听到改革就心惊胆颤的原因。正是因为党政机关干部能够置身改革之外的巨大特权和安全保障，驱使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拼命往党政机关里面挤，最终造成了党政机关越来越庞大臃肿，经费吃掉了经济增长的相当大部分，造成百姓越来越不堪重负。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让党政机关干部与老百姓一起参加改革，一起成为改革者或被改革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党政机关干部改革老百姓，问题立刻就会得到解决。只是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党政机关干部的利益，依靠党政机关自身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这绝不是一次两次中央全会能够解决的问题。

　　14，问：您认为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讨论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不均以及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可能会推出那些举措？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当今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已达到极端，正在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贫富两极分化就一直是社会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英国大革命是如此，法国大革命是如此，俄国大革命同样如此。当今中国贫富两极分化不仅表现为世界基尼系数最高，更为重要的是财富分配不公，这是比财富分配不均更加可怕的矛盾。

　　中国富豪不是长期经营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结果，也就是说，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直接抢劫的结果。九十年代企业产权改革就是如此，把数千万工人赶出工厂大门，名曰下岗，然后宣布实行管理层收购，数百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极少数官员和富豪的私人财产。随后一系列改革都是通过对现有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变成了亿万富豪孵化器，每一次改革都创造一批新的富豪。开发商制度改革，银行股份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等等所有这些改革，都把原本属于全民所有或者老百姓的财富，变成了私人财富，谁敢反对就对谁实行专政。

　　所以，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与世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对社会的冲击更加强烈，引起的民怨民愤也更加巨大，这是当今中国社会难以稳定，维稳成为头等大事的根本原因。维稳本来应该是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是国家暂时的特殊状态，可是在当今中国却变成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常态，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敏感程度，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绝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18大后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今后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实行共同富裕，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公平，应该成为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

　　15，问：您认为现在中国的土地制度的未来会怎样？党中央对于土地政策危机有否深刻察觉？有可能提出解决办法吗？

　　答：中国城镇化大幕刚刚启动，城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土地制度问题。目前中国土地制度是城镇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此前中国财政一大来源，就是出卖城镇国有土地，大约三分之一的占财政收入来自于卖地。现在城镇土地卖得差不多了，加之2.6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又涌入城市，既买不起房子又远离土地，于是农村土地怎么办就成了问题。

　　虽然各种改革方案多得令人眼花缭乱，说得更是天花乱坠，但是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是习近平主席武汉讲话所坚持的原则，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土地流转;二是在各种漂亮包装下恢复以往历史上私人占有的地主制度，如同城市迎来了世界各国的大资本家一样，农村也迎来世界各国的大地主。如果选择后一条路，中国必然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历史劫难。

　　道理很简单，土地私有制将使2.6亿农民工一方面被高房价挡在城市之外，另一方面又因失去土地而不能返回农村，成为走投无路的绝望流民。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都是流民走投无路的结果，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流民起义。这才是当今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真正的危险。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开发商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废除开发商制度，把房价降下来，让2.6亿民工有房子住;同时坚持农村的集体化合作化道路，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通路。

　　16，问：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就中国财税问题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财税问题上，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解决的难度在哪里？

　　答：目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是集中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上，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所谓突破，仍然不过是从原来中央与地方只是单纯划分财权转移到同时划分事权上来，其实当今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劫富济贫”和“劫官济民”。一方面，在财税收入方面，加大富人税负，减少老百姓税负，改变目前这种富人不纳税或极少纳税，穷人和一般老百姓成为纳税主体的不合理不公平现象;另一方面，在财政支出方面，应该大幅压缩党政机关自身支出，扩大公共支出;适度压缩投资支出，扩大民生支出。

　　要做到以上两个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财税的公共监督制度，由人民大众直接监督财税收支，财政部是人民的大管家，应该把收支账本向人民公开，接受人民大众的随时检查和质询。

　　17，问：您对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怎么看，它是否迫切需要改革？这个改革是否应由党代会发动？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来讨论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将会往哪个方向改？

　　答：中国户籍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制度基础，是人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保障，在资源和财富的公平配置方面发挥了巨大积极作用，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让一部分地区和部门先发展起来(绝对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阶梯式递进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制度路径。

　　然而，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户籍制度原有功能被严重扭曲，变成了妨碍自由竞争的一大制度障碍，现有户籍制度就肯定要改革甚至会废除。但这并非是说户籍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它与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法则不相适应。户籍制度是保护穷人的制度，是保护羊的制度，明显违背了狼与羊之间的公平竞争，不符合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废除户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不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长期鼓吹改革户籍制度的人，几乎百分之百也是要求改革中国基本制度的人。由此可见，改革户籍制度符合的是强者的利益，是狼的利益。只要是市场经济，就只能废除现有户籍制度，但是这不能说户籍制度本身是错误的，如同当了小姐就必须放弃妇道，遵守谁掏钱就和谁上床的公平原则，但是绝不能由此说妇道本身是错误一样。

　　由于户籍制度还具有方便社会管理的功能，三中全会肯定不会改革掉现有户籍制度。

　　18，问：您怎么看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垄断的问题，这能否解决中国在国家经济上的垄断？要改变这个状况应该从何下手？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

　　答：这个问题和前面有几个问题一样，完全是预设立场和答案的伪问题。垄断只可能存在某个或某几个企业的垄断，而不可能存在所谓国有企业的垄断，国有企业有成千上万家，只有这成千上万家国有企业串通起来，才能称其为垄断。这是垄断最基本的概念。如果说中国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比重大一些，就是国有企业的垄断，那么，美欧等西方国家私人企业的比重比较大，是不是就是私人企业的垄断?

　　况且，垄断是指资本巨头联合起来操纵价格，通过掠夺消费者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所以全世界反垄断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而当今中国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人们离开保护消费者利益来反垄断，其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什么反垄断，而是要为瓜分国有资产制造借口，是国内买办资本、国际垄断资本联合起来宰杀国有企业的借口。

　　其实，当今中国国有企业不仅不存在掠夺消费者的所谓垄断，相反对于保障民生起着巨大作用。相反，那些国有企业已经退出的完全被外资控制的领域，才是名副其实的垄断，并且还不是一般性垄断，而是罕见暴利的极端垄断。化妆品市场就是最好的说明。在消灭了国有企业、外资完全控制市场以后，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掠夺开始了，以往几分钱一盒的蛤蜊油，换个包装起个洋名再写上几个英文字母，就变成了成千上万一盒的天价化妆品。中国妇女只能是欲哭无泪。类似行业还有许多，大家注意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凡是没有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特别是外资品牌占据优势的所谓充分竞争的行业，无一不是价格火箭般上涨并且永无休止的行业。

　　虽然现在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舆论呼吁响彻云霄，特别是为未来中国改革设计路线图的佐利克报告，更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作为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但是，指望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则是基本不可能的。因为18大政治报告关于国有企业未来发展(甚至连国有企业“改革”这两个字都没有提)的基本政策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继续做大做强，而不是私有化为国内老板所有和国外老板所有。除非是风云突变，18大报告作废，否则，绝不可能出台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

　　2013-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