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信仰是如何树立的

 ——读《两个身份 一个信仰》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

  【读书者说】  

  信仰是一种精神力量，可以引领一个人成长，支撑一个人发展。信仰，对于普通人重要，对于科学家就更为重要。科学家选择什么样的信仰，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两个身份 一个信仰——钱学森的选择与成长》（以下简称《两个身份 一个信仰》）一书以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信仰的形成过程为纲，在钱学森的四个人生阶段中捕捉他不同阶段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追求，还原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实践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下，钱学森的信仰形成过程。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钱学森曾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是一位教育专家，立志“兴教救国”。他不仅重视孩子的基础教育、多学科教育和国际教育，而且尤为重视钱学森的爱国主义教育。

  钱学森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给他讲家训和祖辈的故事。在父亲的影响下，钱学森从小就怀有家国情怀，立志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目睹列强欺压积贫积弱的中国，念小学时的钱学森就知道“不能当亡国奴”。1929年考入交大，他选择攻读铁道机械专业，也是为了“铁路救国”。

  按照父亲的教导，钱学森人生中每个阶段的专业选择、方向选择都是为了积累知识，报效祖国。钱学森留学海外后，父亲则通过书信与钱学森保持沟通。当收到钱学森希望继续读博士的家信后，钱家治复函钱学森说：“重理论而轻实际，多议论而乏行动，是中国积弱不振的一大原因。国家已到祸燃眉睫的重要关头，望儿以国家需要为念，在航空工程上深造钻研，而不宜见异思迁。”其间钱学森的岳父岳母蒋百里夫妇到美国旧金山看望钱学森，并对他转向航空理论研究的决定给予鼓励和支持。蒋百里回国后见到钱家治说：“学森的转向是对的，你的想法却落伍了。”最终，蒋百里说服了钱家治支持儿子的选择。

  进入校园之后，钱学森的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他的价值观开始受到师长、同学和书籍的影响。

  钱学森曾记录下人生不同阶段17位对他影响特别大的老师的名字。例如，钱学森多次撰文谈到董老师。他说：“我们班上，给同学们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的董鲁安老师。董老师实际上把这个课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此后，钱学森在入党自传中也写道：“他在我们高中课里，常常用较长的时间讨论时事，表示厌恶北洋军阀政府，憧憬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北上；他教导我对旧社会的深切不满，对鲁迅先生的钦佩，也使我了解祖国要富强就非建立新政权不可。”

  在进步老师们的影响下，钱学森在北京师大附中求学时就深知学习报国，“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感觉到有一个民族和国家是生存下去还是灭亡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它不仅压在老师们的心上，也压在所有学生们的心头。在这种气氛下，同学们努力学习，寒窗发奋，就是为了振兴中华！”

  进步书籍对钱学森的成长帮助同样很大。钱学森在交大读书期间因病休学，其间，读了很多科学社会主义的书。他在入党自传中写道：“1930年暑假后因为我当时害了伤寒病，在杭州家里病卧一月余，体弱不能上学，在家休学一年。这一年是我思想上有很大转变的一年；我在这一年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我脑筋里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

  “科学技术救国”的信念一直深埋在钱学森心底，怀着这样的执念，他赴美留学，希望有一天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在美求学、工作期间，钱学森像海绵一样，努力吸收各个领域有用的知识。

  回忆起读博士期间的经历，钱学森说：“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他选修了很多专业之外的课程，如微分几何、复变函数论、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统计力学等。此外，他还常去旁听其他学科的大师课程。钱学森说：“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他甚至还去旁听生物系、化学系权威专家的课程。

  博士毕业后的钱学森面临继续留在美国搞研究，还是到清华大学任教的艰难选择。导师冯·卡门多次致信清华大学，对钱学森进行挽留，认为“让钱学森在回中国前在航空工程学和航空科学等不同领域从事研究，这不仅是为了钱学森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的利益”。钱学森后来在入党自传中回忆道：“这时在我思想中的问题是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呢，还是留在美国继续在力学方面做研究。一方面由于我对国民党政府没有信心；另一方面由于冯·卡门的劝告，说在美国做科学研究也能加强反法西斯的力量，我就留下来了，做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研究员。”

  在美工作期间，钱学森担任喷气推进实验室首位主任，后又参加美国国防部陆军航空兵科学咨询团的工作，随团赴欧洲考察，撰写科研调查报告，后冠名为“戈达德”教授，就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这些工作经历使钱学森有了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

  1947年，35岁的钱学森已经成为全美知名的航空和火箭专家，同时，对原子弹和核动力推进等也有深入的研究。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第一位中国籍教授，也是最年轻的正教授和在副教授职位上任期最短的一位。

  钱学森在美学习和工作期间积累的广博知识和全球战略视野，为他成为战略科学家奠定了知识基础。

  回国后，钱学森感受到了来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遇和信任。毛主席亲自接见钱学森，周总理专门嘱托聂荣臻元帅说：“钱学森是爱国的，要在政治上关心他，工作上支持他，生活上照顾他。这不仅是对钱学森个人的关怀，而且也表达了党和国家对所有战斗在航天战线上的专家们的信任和支持。”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领导下，钱学森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的导弹、航空和航天事业。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钱学森更加坚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

  钱学森曾说：“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党把全国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事实证明，只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1959年，钱学森实现夙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能当亡国奴”“我们努力学习，为了振兴中华”“学习救国的本领”，这些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是钱学森努力学习知识的原动力；“科学技术救国”“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是钱学森拼搏向上的持续动力；“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这是钱学森奋斗终身的终极目标。钱学森用一生的奋斗，诠释了“人民科学家”和“共产党员”两个身份，最终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中实现了两者的高度统一。

  （作者：吴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