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震：中国青年“躺平”将是最后一环

　　在一次亲人外地聚餐后，我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于刚成为“打工人”的后辈是否应该“躺平”这一问题，存在着看似不可调和的分歧。结果大家说到最后，谁也说不服谁，只能以“代沟”来结束话题。

　　我目前还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思考和讨论这个相当现实的社会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看法，本身就体现着人们的三观和立场。

　　对此我们想表达的，归结起来就两点。

　　第一，我们应该理解现在中国社会的这种“躺平”现象。

　　按照“躺平”的一般定义，这些看似不上进不作为的年轻人，他们的本职工作是能够完成的，他们仅仅是不愿意承担更多的繁琐任务，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当然也就等于放弃了本就不属于他们的福利和机会。

　　但是这种状态却与传统工作观念相冲突。我们经常秉持的一种观念是：能多干就多干，提高上级领导关注到自己的几率，进而争取向上发展的空间。这种观念本身是过去“按劳分配”制度的产物，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官本位的顽疾终究没能根除。

　　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年轻人越来越发现和领悟到，即使自己真的牺牲掉更多的生命健康和生活体验，也换不来“鸡汤文”里描绘的美妙前途，也掀不翻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但是激进反抗也不行，搞不好会把自己整个人生都给搭进去。于是这些没有任何保障的青年“打工人”就选择了“躺平”。

　　可以说，是先有发展畸形，后有青年“躺平”。如果说以往大家拼命苦干还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成功曙光的话，那么今天的青年一代已经感到深深的疲惫和无奈。

　　可能有人会说，那毛主席时代的劳动者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哪个不是奋发向上拒绝“躺平”呢?那是因为在公有制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是既为集体也为自己而劳动，人民群众在政治上也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力，这叫“人民当家作主”。人们自然不计较额外付出，不但不计较，还有一股子劲儿。

　　所以，当“躺平”一词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时，我们真的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第二，“躺平”绝不是终点，但它恐怕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觉醒的最后一环。

　　从急切需要“打工人”卖命的人的角度看，“躺平”绝对是懒惰、消极、堕落的代名词。他们甚至给这些青年人扣上一顶“对不起祖国”“西方帝国主义帮凶”的帽子。他们说祖国正在奔涌向前，而“躺平”者们却在拖后腿挖墙脚。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带头反对这种严厉指控。因为任何时候，抽象的国家概念都不能压过现实的国人利益。况且这还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所体现的那种“个人”，而是一大批正努力维持自身生存的青年人，他们可是从小就被定义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

　　我们看到，“躺平”的自嘲还没过去多久，一场针锋相对的舆论风暴就席卷而来。这些“躺平”青年不但没有获得些许安慰，反而被强行套上精神枷锁，四面八方传来非议和声讨。

　　“躺平”青年们终究会意识到，自己单方面宣布的“不反抗不合作”，同样不被那些掠夺者们容许。他们不单要掠夺你的物质，还要掠夺你的精神，虽然后者也早就开始了。

　　当“躺平”的中国青年认识到这最后一条希望之路也被堵死以后，他们自然会寻找新的出口。这个出口，只能是“躺平”青年向红色青年的转变，只能是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学习，只能是青年对“毛主席”这一主权符号的再次信仰。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躺平”将是红色觉醒前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无疑是一个主动与资本家阶级划清界限的阶段，但这也无疑是一个需要继续向前推进的过渡阶段。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要做的事和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也就明晰了：为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躺平”者们(我们自己也无法逃脱这种命运)发声辩护，揭露导致“躺平”现象遍地开花的深层次社会弊病。要用红色文化武装我们的头脑，争取越来越多的劳动青年能够捍卫自己的底线和尊严。

       2021年10月5日